我不知道我这么描述,你们能不能理解这种痛法——身体本身的一部分,在那么一瞬间,突然,又似乎并不突然地松动,像是一根栓子从门轴上脱落。
我根本分不清日期。只记得一种从腹部传来的,钝而深的抽搐。
我捂住小腹,一阵濡湿从腿间蔓延开,温热的,过于熟悉的触感——是血。
不是正常月事到来的疼法,我这个月,也确确实实月事迟了一个多星期。我没和维尔纳提及,试图欺骗自己,只是推迟。
一直隐隐担心的无法挽回的后果,还是发生了。
即使我们不管不顾地相爱,法律业已早我们一步,宣判了这场跨国爱情的死刑。德国早在1935年就颁布了《国防法》,明确禁止德国士兵与非雅利安女性进行“种姓通婚”,冷酷地划分出血统的界限,叫嚣着“污染了血统就是污染了民族的基因”。我不是德国人,是敌国公民,不是他们认定的“日耳曼或日耳曼同族血统”,不可能成为他的合法妻子。我们能共享的,只是当下每一个被**与恐惧割裂的夜晚,而不是被制度承认的明天。后果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机会考虑,也不属于我们的词。
我假装那只是概率,是赌注。
事实是在心怀侥幸时,我们总会输。
我没有出声。我的指甲深深陷入掌心,任眼泪从眼角滑入耳中。它没有名字,它从未发出声音,它甚至不知自己来过这世间——它只是我体内着床失败的一颗受精卵,一颗细胞簇,又在这个潮湿的牢房里被我亲手送走。
可它曾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我的记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处于一种碎片状态。我记得曾有德方的女看护进来,她看见地板上的血,眼中并没有讶异,只有那种见惯生死的疲惫神情。我大概率并不是她见过的第一个同样遭遇的女人。她用冷冰冰的水替我擦洗,把污渍处理掉,然后丢下同样冷冰冰的一句德语:“你是医生,你该比谁都清楚这是什么。”
是的。我清楚。我甚至能列出所有医学术语:胚胎未稳,绒毛剥离,早期胚胎消亡,亦或更通俗的——隐性流产。短暂的附着,迅速的脱落,一个未竟的胚胎故事,一场悄悄开始,再悄悄终止的生命私语。
我也清楚。那本可能成为他的孩子。
不,是本无可能。
我就那么在床上坐着,坐了许久。圣马洛老港口的海潮声漫进身体里,一波一波击打着我闷痛的胸腔。
我没有等到新一轮的审讯。疤脸上校又来了,他这次扣子扣得极整齐,依然一身勋章,脖子上的铁十字勋章又挂了回来。他手中夹着一份用红线缠过,印着黑色鹰徽的文件,依然没有自报姓名。他只是坐下,把那份文件翻开,对我说:
“我们收到了新任命。你将于三日内被释放,继续你的医生身份,前提是你签署这份行为合规书,并同意定期接受战时身份审查。”
我看着他,他的脸上毫无情绪,像经历了炮火洗劫后,孤零零落在地上的石像头部。
然后,我木然地签了字。
我没有问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维尔纳——
他说过他在等我回家。
我不知道维尔纳又付出了什么代价,因为那位上校走后没多久,我就被放了出来,远远不到他所通知的“三日内”的期限。时间似乎又一次快速流动起来,在我已经感知不到它在流逝的时候。
我被以“战时技术人员”身份重新归档,原本由盖世太保递交的进一步调查与羁押申请被驳回,取而代之的是指挥部一纸“军需要求”函件——表面上,一切合法。维尔纳显然赌上了他全部的信用和人脉,把我从灰色地带拉回到“安全区域”里。
命运也好,人为也罢。
我是还没死,不是还活着。
而我接受了,因为我不想让“它”白白消失。即便它不被他的体制和法律接受,即便它连被医学原理划分为“生命”都没有资格。
走出铁门的时候是夜晚,圣马洛正下着雪。我从未觉得“夜晚”如此真实,像是第一次分清了白天与黑夜的界限。天气已经不是我能考虑的词汇了。圣马洛的晚钟远远响着,仿佛上帝在曲起手指,叩响一个质地精良的棺材盖。
来接我的是亨利医生,毫无疑问,是维尔纳透露给他的消息——他从来都知道我和这位老者之间堪比亲父亲女的情分。
我并不怪维尔纳。
要怪,只能怪我自己。
我不该心怀侥幸。
明知……却还要飞蛾扑火般,和他相爱。
亨利医生没有问我什么。他只是拍拍我的肩,温声说:“四天了。——你受苦了,孩子。”
主宫医院的角落里,维尔纳等待已久。
维尔纳握住我的手,那只手干燥,温热,带着久违的烟草味,拥我入怀,却又似乎怕揉碎了我,抱得不松不紧,格外小心。
“还好吗?”他在我前额留下一个珍而重之的,绵长的吻,语气轻柔得像寻回失散的小女儿,此刻却让我鼻子一酸。情绪泛滥是黄体素撤退后最常见的神经反应,此时此刻,它已如初发的病毒,在体内迅速倍增——一种潜伏期已满的感染,爆发期到来时无从抑制,只能任由它淌入四肢百骸,像热病,像伤寒,不靠载体存活,只靠空白与留白本身传播。
我抬头看了维尔纳一眼。他面色苍白,脸上长了新冒出来的胡茬,眼下则一片青黑。
我终于低声说:
“没有了。”
他并没听懂,手顺着我凌乱的头发:“什么没有了?”
我看着雪飘在他军装的肩章上,化成一点水渍,突然就忍不住委屈——我第一次在他面前红了眼圈。
“……就是没有了。”我轻声说,“还没有名字……大概,从一开始就留不住。有可能……没可能……”
他浑身都僵住了,没有说话。是说不出话。
我把头抵在他肩膀上。而他在几秒钟的怔忡后,用力把我拥进怀里,在医院空无一人的死角里,抱得紧而沉默。
我们当然不能一起回家。
维尔纳把我明押暗护地送上楼,送到亨利医生的诊室门口,方才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主宫医院。亨利医生转向脸色苍白的我——不管维尔纳的理由多么冠冕堂皇,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猜出来不对劲;但亨利什么都没问。他只叹了口气,为我做了些基本的检查。
亨利不是专业的妇科医生,大抵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可能他知道了,或者猜到了。
但是亨利什么都没说。
他只是像个老父亲送别女儿那样,送我到医院门口,把夜间通行证递到我手上。“科罗拉多金花虫落在我桌子上的,艾瑟尔。你给他捎回去吧。”
——可通行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我木然地接过那张薄薄的纸片,抬眼看着亨利。亨利只是用他一贯的慈爱表情看着我。半晌,我缓缓地给了他一个拥抱。
“谢谢你,亨利。”
亨利拍拍我的肩。“我可怜的孩子。”他说。
我终于回到家时,维尔纳已经站在玄关迎接我。他还没换衣服,不知道回来多久。他颀长的影子扑在我脸上时,我竟倒退了一步,像是看见了潘多拉魔盒里爬出来的厄运。他愣了一下,没说什么,只揽住我的肩,小心翼翼地问:“艾瑟尔……亨利医生怎么说?”
“没说什么。”我疲惫地回答,“本来也没什么事。这已经是伤害最小的一种了,很多女性都察觉不到。”
“真的?”
“真的。你不信,明天自己去问他。”
“我当然信。”他连忙说,“想不想吃些什么?我给你做土豆浓汤,你最喜欢的,加牛奶的那种。怎么样?”
我幅度很小地摇摇头,“我什么都吃不下。我现在只想洗澡。你们的监狱实在太糟糕了。”
“我烧好了热水。你自己可以吗?需不需要我帮忙?我查了你那本医书,说是站姿对你会更好些。”
他说得极隐晦,而且很正确。可他的熨帖此时此刻只让我觉得心如刀割。
“等下进来帮我擦下背部,还有头发。”我没看他,轻声说,“我没力气。”
“当然可以。”他回答,“衣服我明天晚上回来会洗。你什么都不需要考虑。”
洗过澡出来我已经累极,但终究是在维尔纳半哄半劝下吃了些东西。他是对的,不吃东西只会让一切更糟糕。趁着我洗澡的时间,他还是做了些番茄汤,用掉了柜子里最后一个鸡蛋,味道清香,并不浓郁,显然是怕我喝不下。
我一边喝汤,一边腮帮和眼睛一起发酸。
临睡前,我懒怠地趴在卧室的椅背上,半阖着眼睛看他拍松枕头,收拾床铺,看他从我卧室又抱过来一床被子。他一边拾掇,嘴里还在小声说着,“书上说要注意保暖……”,动作细致得不像个上尉,像个经验丰富的管家。收拾停当后,他把我牵过来,扶着我躺下,盖上被子——他忙了一晚上,直到现在都没脱下制服,或许是忙于家务,又或许是忘了;只解开了两颗领扣,铁十字勋章还在上面挂着,随着他的动作鬼魅似地晃荡——越看越刺眼。
我把目光移开,看进他的蓝眼睛。
和此时此刻的我一样。
木然,漂荡,怅然若失。
维尔纳吻了吻我脸颊,然后在床边坐下来,轻轻握着我的手。“不睡吗?”
“还不想睡。虽然身体很累。”
“是吗?”
我未再接话。我们一时间只是这样握着彼此的手,与屋内浓郁的夜色一齐陷入凝滞。他看着地板,我看着他的背影。屋内静得只有火苗跳动与松木偶尔被烧断的声音,以及我身体在被子下方挪动时,与布料的摩擦声。
“今天怎么没听见巡逻队的声音?”终于,我说。
“还不到时候。”维尔纳回答。
我一愣,轻声说,“也是。我在里面已经待得没有时间观念了。”
“从里面出来的人都这么说。”他回答。
我们又沉默了好一会儿。
“艾瑟尔。”
“嗯?”
“他一定是个很温柔的孩子。”
“怎么说?”
“他不忍心伤害他的妈妈。他也知道我们还没准备好。我……我很抱歉,艾瑟尔。对不起。”
“我不怪你。比起这些——你先陪我一会儿好吗,维尔纳?什么都不要再说。”
“好。当然。”
我侧过身,缓缓缩进维尔纳怀里。环境安静下来之后,我回过一些神儿来。比起我每天见到的,这太微不足道,我不该如此矫揉造作——可维尔纳将手臂绕过我肩膀的那一刻,我的泪便像深海裂隙下积蓄的巨浪,从心底翻涌而出。我哭得头晕脑胀,也不知道我是为了失去那个尚未成形的孩子哭,还是为我自己哭——或者,为我一直隐隐害怕的那个结局哭。
我明明很清楚,我不该带他来这个被阴影笼罩的世界。在第三帝国的眼里,这个孩子是“混血”,是“污点”,是法律不准存在的“错误”,是一段不该发生的爱情所结出的非法果实。
可我还是控制不住情绪。
只觉得真的失去了什么,从骨头缝里漫出来的,空落落的疼,只有眼泪和拥抱能聊以分担。
维尔纳没有说话。他只是将我搂得更紧一些,手掌在我背部轻抚。一下一下,像战壕里的军医阖上一双双瞳孔散大的眼睛。
“隐性流产其实对身体伤害不大。”我哭了许久才终于找回语言能力,努力调动着职业习惯养成的冷静,却仍是控制不住唇舌的微颤和发僵。我甚至想向他解释受精卵未能着床的原理,想告诉他这不过是一次极早期的失败受孕,不会影响将来……可语言在喉咙间化为沙砾,剌得嗓子疼,挤出来这么一句话,我就疼得再说不下去了。
维尔纳没有回应,只不时把略微放松的手臂收紧,低头将唇轻轻贴在我的额头。吻没有声音,却又一次把我从理性世界里剥离了出来。彻底地。
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只知道我在维尔纳的怀里安静下来时,眼眶已经涩痛,埋葬在骨血深处的感性也都被撅出来,像是退潮后的泥泞海滩,一寸一寸裸露出真实的样貌。
维尔纳将被子拉起来,盖好,几乎是把我裹住。又帮我拢干净被泪水粘在脸上的头发丝。
“我去楼下看会书,等下上来。”维尔纳说,言语很静,似乎在说“我明早去指挥部开会”,手臂却根本就没松开。
我反手抓住他制服的衣袖,“别太晚回来。”
“不会。”
然后他在我唇上落下一个极轻的晚安吻,又俯身亲了亲我的额头。
我是在他怀里睡过去的,他终究没有下楼。
就只是抱着我,安静的抱着我,什么也不说。
——这场战争中唯一可能带来救赎的东西,竟然如此轻易就从我们指缝中滑走。即使他根本就不被这个体制,这场战争允许存在。
可从感情上,我们还是想留下他。
我终于入睡,却睡得极浅。意识里始终浮动着他落在我唇上的那一下轻吻。
——它比任何誓言都沉重得多。
我在半夜醒来。
梦境是被港口战列舰运行的轰鸣刺破的,但我记不清我梦见了什么。
我睁开眼的瞬间,先是觉得头疼,紧接着是面部的紧绷干燥,维尔纳应是为我擦拭过——维尔纳。我随后才发觉房间里空无一人,他不在。身边的位置空荡冰凉,只能在枕头和床单的凹陷里寻得存在过的证据。
我猜到了什么,光着脚下床。楼梯在我脚下发出微弱而迟钝的吱嘎声。我尽力不发出声响,但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
客厅门微掩。
炉火已经熄灭。屋内寂静得过分。
我几乎要掩门离去,下一秒却听见——
极轻,极轻的一道低泣声。
被活活咬住,勒死的哽咽。声音的主人像是在把一枚棱角分明的铁锭硬生生地吞下去。
我推开门。
维尔纳坐在壁炉前,背挺得很直,两手交叠在膝上,姿态像在值勤。
又像在忏悔。
我亲眼看着他的眼泪滑落,一滴又一滴,不带任何声响,碎在他制服的皱褶上,胸前那枚代表他们荣耀,我们屈辱的勋章上。他没有意识到我来,连世界是否仍在运转都不再察觉,空茫,虚无。我知道,他的世界在我说出那句“没有了”之后,和我一样断裂成两半,像被割掉了蚌肉和珍珠后,一触即碎的空蚌壳。
他就那么“看着”前方空空的壁炉,像一个等待审判的囚徒。
我缓缓靠近他,没有发出脚步声,只是低头看着他肩头一点点颤动;过了一会儿,他才像终于察觉了什么,慢慢侧头看我。他双眼通红,没哭出声,却比哭出声还令人窒息,灰蓝色的眼睛里弥漫着布列塔尼十二月的海雾,水汽萦绕,看得我心如刀割。
我伸出手,抚过他脸颊。他依旧一动不动。我索性坐到他腿上,把他上身揽进我胸口。半晌,他才像把仓库角落落灰的旧枪那样,卡顿地环住我。
“别这样……维尔纳。”我终于打破沉默,音色却陌生到连自己都没听过。
“你还疼吗?艾瑟尔……”他哑声问,“我去找药……医生……”
“我就是医生。”我摇摇头,低声说。
他闭上眼,颤抖着,额头抵住我的肩。
“我不知道……你那天,有没有恨我。”他说,“我没能阻止他们,他们还是去了……而我只能遵守,签字,像个懦夫……”
“我没有恨你。我也没怪你。”
“可是是我签的文件,是我……是我。”
“不是你,也会是别人,结局是注定的。你已经尽力了,否则我可能已经——”
“别说出来……”
他将额头抵得更紧了些,在我怀里发出一声低不可闻的哽咽。落在我耳中,却像石块轰然砸进深井,又像是肺部骤然被冰凉的海水灌满,痛得几近窒息。我抱着他,像我幼年时轻抚白桦树的枯干那样,一下下轻抚他的脊梁。
我本该提醒他,理性地,清醒地说出那句话:我们不能生下孩子。战争年代的爱是病症,胎儿更是误差。更何况甚至还称不上“胎儿”——只是一个早期胚泡。可他落泪的一刹那,那些残酷的法条和医学术语就在我唇齿间碎成齊粉。我忽然想起他早就知道——他比我更清楚国防法的每一个条文。
他和他们是不一样的。不是所有德国人都一样。
他此刻只是一个年轻的父亲,在哀悼自己的孩子。一个从开始就无法存在,却又真实得让人不能否认的孩子。
我们就那样坐着。相拥无语。
维尔纳的呼吸慢慢安稳下来。我也没再说一句话。我在用拥抱记住他眼泪的重量。
而他终于在清晨微光爬上窗纱时,低声说:
“我们……以后再小心一些,好不好。”
我没点头,也没摇头。
只是把他抱得更紧了些。
我怕我们微弱的“幸福”再一次被卷走。说不上是什么感觉,大概像我那些颅内感染后失语的病患,明明想活,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死去,喉咙里连一句遗言都发不出。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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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第二十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