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阴影下成为偷情的恋爱总是危险的。即使我们用力伪装,但爱情像雁过留痕,存在过就会有痕迹。一个普通的工作日,维尔纳回到家,推门进来时脸色差的吓人,几乎吓了我一跳。他把门关严后,立刻回身抱住我。
“怎么了?”我忍着不安,轻抚他金色的发尾。“你脸色很不好,维尔纳。”
“我没事。”他只小孩子撒娇一样,反复用额头抵住我的肩。我没有再问,只是跟领着病人一样,将他引进客厅。他像被雨水泡过的纸张,整个塌陷下来,坐在沙发上,握着我的手,目光却一动不动地落在地板那块微微翘起的老木片上。
“又有人写了举报信。关于我们的。”
维尔纳转头望向我时,脸色比起刚进屋时好了一些,眼睛里的惊慌和恐惧都被一种深重的疲倦替代——一种我在医院的病床上无数次见过的,快要被耗尽了求生意志的人才有的神情。
“有证据吗?”我只是说。
“当地人的举报信,老样子,还是文字描述,”他说,“没有照片。但这次特地强调了你的英国国籍,所以显眼。”
“目的是?”
“举报人的儿子被抓进了集中营。”他说。
我并没说话,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复杂的心情。维尔纳也没再向我道歉。他已经为这种事向我道过歉,聊作一种非正式的投降和逃避。我并不苛求他什么,他所做的一切,对于他身处的体制而言,想维持表面已是艰难。维尔纳的军衔正好处在一个没人愿意招惹的尴尬位置,动了会引来回击,不动还能将错就错;至于我,他上次的报告中已经写明了我出色的颅脑外伤治疗能力——稀缺资源。至于举报者——我早就没资格怨怪他们了。
我能做的只是接受。
在我爱上他的时候,命运就是我握不住的风了,把我吹到哪里,我都只能接受。
我坐在沙发上陷入沉默。维尔纳见状,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面前单膝跪下,仰望着我。
“都会解决的,艾瑟尔。交给我。”
我垂眸,凝视着他遍布血丝的眼睛。
他说得像在宣誓。
然后他像孩子一样,把头搁在我膝上,闭上眼睛,把脸埋进我裙摆柔软的褶皱里,连勋章和制服都未褪下去,没几分钟就睡过去了。他睡得沉沉,手还无意识地紧攥着我裙子的布料——仿佛那是他在这片崩裂世界里最后的安稳所在。
“别担心……艾瑟尔……我说了会解决的……只要你还在……”
维尔纳呢喃着,却仍眉头紧锁。我想,他大概连在梦里都无法脱下那身军装。我没舍得叫醒他,望着窗外结霜的玻璃,在雪夜的沉默里轻轻给他披上毯子,手在他肩背上搭着,有一下没一下地轻抚。
第二天我踏进医院时,明显感觉到气氛不对。护士艾琳向我点头时笑容有些不自然——她昨天值夜班。我本来以为只是因为疲倦——直到我进入更衣间。
我的置物柜被人翻过了。一盒见了底的陈年锡兰红茶,水杯,金属饭盒,一些必要的洗漱用品,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物品摆放依然整齐,但我注意到红茶罐子放反了方向。我在片刻的怔愣后,平静地关上柜门,系好白大褂,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在走廊上,我与其他科室医生相遇时,也不同了;他们中的有些同僚,在与我眼神相触时立刻别开脸;也有些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我听见“……举报……和那个德国人……”,“英国人。上尉……”这几个词。
我没有回头,回了头就真的把这一切坐实了。
——虽然那其实不是坐实。而是铁打的事实。
我和维尔纳确实是那种“被举报”的关系。
今天来医院的德国人里果然没有维尔纳。有两个穿着文职人员制服的德国人刻意停在我所在的病房门外,手里拿着记录本。而我抬起头时,总能精准地和他们的目光对上。我并不畏惧。维尔纳说过,他会去解决,我相信他。至少现在我还没有被盖世太保传唤。我还在医院,开药,治疗,查房。
我回到诊室的时候,凯瑟琳递给我一块曲奇,对我笑笑。“昨天我自己烤的,里面夹了些野果酱。我的孩子们很喜欢。尝一块吗,艾瑟尔?”
“我很荣幸。谢谢。”我说。她知道我并不只是谢她这块饼干。
“该死的时代,真不公平,”她也拈了一块饼干,叹了口气,声音压低到只有我们能听见的音量后,才说,“总是这样。谁家里是自愿闹德国人的?巴不得撇清关系。说风凉话的,只是举报信还没写到她们头上……骨科的黛西·米洛医生,家里被塞了一个德国少校,没多久就怀孕了。妇产科的同事背着教会,偷偷给她堕了胎,可怜的黛西,差点一尸两命……我们不信那些话,艾瑟尔,如果你真的和那个斯文败类有什么,你就不能坐在这里吃饼干了。”
我被她说得心虚,竟不知道怎么接话。
“你带着我,一起救过那么多真正该救的人。”她抬了抬嘴角,蓝眼睛里却无笑意,只有被现实撞疼的苦楚,“在这里呼吸着的医生和护士们——谁敢保证自己没给德国兵打过针?背弃在医学院门口发的誓,然后都死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老人小孩,男人女人——都一起死,谁也别想活?普通人只是筹码,想活下来都是罪……”
活着,至少能做些什么。
死了,就真的什么都不剩了。
我把饼干放进嘴里,黄油味混着一点果酱的甜香,在齿缝间化开来,却没有带来预想中的慰藉,反而忽然觉得它包裹着的不是松软绵甜的果酱,而是维尔纳身上的铁十字勋章。
是血。
维尔纳这几天也回来的很晚。一两点,甚至天快亮。我曾经因为他三天没回来去找过他(也是那一次我们真正确定了恋爱关系),因此无论多晚,只要他能回来就绝不会留宿指挥部,哪怕回来只待两个小时。我没有问他那边的事,或许是把它化作“个人矛盾”“证据不足”,也可能是找个替罪羊换下我。但也不排除他自己会“主动请愿东部战线服役”。
我不会去问他最糟糕的一种。
我只做我能做的事:白天顶着德国人的监视和同事们的异样眼光(我一直没被捕,其实流言几天下来已经显然见少),照常治疗,手术,按时按点回到家里,在维尔纳回来后一次次抱紧他,将那种令人心悸的恐慌尽数埋进他胸口的心跳声和温度里;每天为维尔纳煮一杯不加奶的红茶,留一盏不灭的煤气灯,为私下来找我的病人写处方,一针一线地为他紧好大衣上松动的扣子,从书柜里找出他那本没看完的《九三年》一页页翻看。
直到他终于带着一身轻松的空气回来,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把军帽甩在衣架上,走过来,半跪在我眼前。
“问题解决了。”
我看着他。
“没有人再提举报的事了。你知道我今天像什么吗?像个刚考完Abitur的小鬼,等柯克兰老师发成绩——这位眼睛像祖母绿宝石一样美丽动人的女士,我的成绩够不够向你讨一个奖励?”
“奖励?”
“一个吻?或者……”
他凑近些,额头轻轻抵上我的下巴,笑得像个刚拿到伊顿公学奖学金,向老师邀功的男孩。
我凝视着他灰蓝色的眼睛,却笑不出来,只低声说:“是……有人帮你解决了,对吗?”
他没有回答。
只是用那种溺水被拉上岸的人才有的眼神望着我,一下一下吻我的指尖,像要记住它们的每一道纹路。
“维尔纳,告诉我,”我没再纠结这个话题,“你还愿意相信什么吗?”
他目光直勾勾的,“只相信你。”
可我早就没有权利被相信了。无论我干什么,都是在欺骗,在隐瞒,在作假。
“我们不会被原谅的。”我的声音在颤抖。
他只轻轻摇头,额头抵着我的掌心。
“那就彼此原谅。”
“你真是疯了。”我说。
“也许吧,”维尔纳回答,“但我疯得值得。”
钟声敲响。时间像流淌的毒药,顺着呼吸,渗透到内脏和血液里。我看了一眼挂钟。那旧挂钟早就被他修好了——现在时间还早。我认真地想了想,对他说:
“我们去看电影吧。”
他一愣:“真的?”
我点点头:“至少今晚我们暂时‘合法’,不是吗?不过我们要躲开一些距离。你们的盖世太保无处不在,被发现咱们俩都得死。”我也会被唾沫淹死。
对于此时此刻的圣马洛而言,流言是最便宜的子弹。只要人类的喉咙还愿意上膛,就能自动装填。散布流言者永远能为他们自己找到合理的解释,而被流言波及的当事人却永远不能被轻易承认合理。
“没问题。我在做梦吗?——太难得了,你先前都不同意去。”他赖在我怀里说,“你总是理性得像面镜子,艾瑟尔。有时候在你面前,我觉得我才是被你保护的那个人。”
我轻抚着他的头发,轻声说:
“你忘了被盖世太保灌到吐的是谁了?”
“但我那天没喝醉。”他低低地笑,“柯克兰医生,你是我的醒酒药,也是我的麻醉剂。”
夜晚飘着薄雪,仍有宵禁,我们保持着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我走在前面,偶尔回头去看维尔纳,他则会悄悄对我比个傻傻的“V”,神采飞扬,淘气得不像二十九岁——他更像九岁。但他是军官,我是医生,制服和文件就像我们看不见的外壳,包裹着我们,也教人握不住,抓了也只会滑手。算下来这是我和他第三次半公开同行,第一次是从海边渔棚被救,而第二次是那场我不愿意再提的舞会,皆为深夜时分,街区无人,且我都狼狈不堪,风度全失;而这次我光鲜亮丽多了——却也只能与他一前一后,伪装成“恰好同路”。
我很清楚——我与他连一场公开的用餐都不会有,无论出于哪一方的立场都是。医院和军队的公务场合,也是只有我们两个才明白的“公开”。
电影院招牌亮着金红色的灯光,将被细风吹落的雪花映成星星。
我的男朋友足够体贴,当然不会让我在坐满德军的放映厅里等他,于是我照着他的吩咐站在街角等,穿着件不起眼的旧呢大衣躲在角落,头发藏在兜帽里,脖子上围着他送我的淡蓝色围巾,几乎半张脸都藏起来。电影院的门厅挂着新贴的通告:“电影事务处授权”“放映影片须经审查。”
大约十分钟后,他出来接我,简短地说:“临时封了一个小放映厅,今天不对外开放,理由是检修放映设备。”
我哭笑不得。
“你怎么做到的?”
“我在一次例行检查时发现影院不小心错放了未经审查的影片,帮他们遮掩了过去。所以,柯克兰医生,今晚不会有人打扰我们了,经理亲自操刀——最高的待遇,盖世太保想进来也得先变成一张胶片。”他眨眨眼睛,“你可要好好奖励我。我花了点封口费,圣诞节只能买只小一圈的烤鸡给你了。”
我噗嗤一笑。
有时候我真怀疑,他是不是靠着教同僚的孩子或者女眷弹钢琴来“补贴家用”的。如果我猜对了,那一定很有趣。
我和他先后进入影院和走廊,在确定四下无人后,方才进入小放映厅。银幕已经是亮着的,我们得以踩着光走到最后一排,倒真给人一种错觉——我们不是来看电影的,是来举行一场秘密的结婚仪式。放映机响起沙哑的嗡嗡声——战争时代唯一被允许的“娱乐”,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战场。
幕布上投射着雪地中行军的装甲师,万字旗帜猎猎,士兵在薄雾与冰霜中高唱《Horst Wessel Lied》。画外音在用德语说:“为了欧洲的和平与秩序——我们必须挺进。”
屏幕是黑白色的,但色块不均,能看出士兵们面临的严寒环境,每个人脸上带着笑,年纪跟我和维尔纳相仿,眼窝太深,眼睛的位置就黑洞洞的,平白呈现出那种被挖走的恐怖感,像马戏团里被扣掉了眼睛的木偶。他们让我想起我从昏迷中苏醒的病人们,刚被抢救回来,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活着。
我轻声问:“你不会去那里的,对吗?”
维尔纳没有回答。默认往往比解释还要痛苦。他不能回答我,我也知道我问的是件不能深想的事。可我还是问了,披着问话的外皮——实为妄念,也是告解。
“维尔纳,我想活着看到战争结束。”半晌,我终于说,“和你一起。”
“你会的。”他回答我,凑在我耳边低语,“只要你记得带上我——无论是圣马洛,英格兰还是托斯卡纳。”
我却感到他握住我的手越来越凉,但我其实分不清是我们谁的手在变凉。我手指挤进他的指缝,像他常对我做的那样,与他十指紧扣。我们似乎正身处寒冷的东线战场,正一起在雪地中,慢慢死去,却因彼此在身边而并不后悔。
他偏头吻我。
舌尖抵着我的唇瓣。
很轻,很柔。却绵长。
我知道,他在试图以吻向我许诺——
我还活着。在你身边。
像他曾以这具身体向我诉说的那样。
我没有闪躲。
只是伸出手,替他捋顺被屏幕上的雪光烧亮的金发。
然后我回吻他。
与其说是接吻,不如说是——两个苟活的人,在彼此被战争碾压到支离破碎的身体上,找到尚未坏死的一小块组织,再用藏在灵魂里的温柔去覆盖它。
可吻的甜味总是盖不住血的腥味。
最后混在一起,都成了苦的。
战争教会我们痛苦是怎样积淀下来的。可谁来教我们,怎样和一段终将戛然而止的爱情长相厮守?
片子的结尾,是“Drittes Reich -W?chter des Friedens”(第三帝国——和平的守望者),几行雪白字体,缓慢地在黑底上显现。
一如东线的黑夜里,埋葬尸体的雪。
那晚我觉得身体里流淌着的不再是自己的血液,而是以彼此之名命名的,钢铁味,红茶性状的命运。
我没有说话。他也没有。在这战争短暂在我们头上停歇的一夜,在敌我早已失却意义的□□之间,这间老屋好像化身为大西洋上漂浮的船板,而我们是船板上的人,在夜海的寒冷中搂紧彼此,分享残温,好像这样就能熬到救生船带走我们。
我们一边对命运的作弄怀恨在心,一边妄图在历史的漫漫长夜里,擅自偷得一抹星光;我们背着沉重的枷锁相拥,像两条本应互不相容的河道,倔强地交汇而流。
即使我们明知——终点不是海。
是干涸。
是湮灭。
折腾到后半夜,维尔纳还没闹够,又开始亲我锁骨。我受不了了,用力推他,“你几点起床?”
他说,“够早,早到可以决定你起床晚不晚。”
我一枕头砸在他脸上。
“今晚到此为止。熄火——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上尉。”
维尔纳有些委屈,但也并不生气,只翻身到另一侧躺下,把我抱进他怀里。
“艾瑟尔,最近——我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抱紧他,在他耳边呢喃:
“不。千千万万遍。”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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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第二十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