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战日那天,圣马洛下了雨。
德军今天的巡逻比日常频繁。公告前几天就发了出来:禁止一切集会和示威活动,严禁人们在中心广场或者窗前摆放鲜花。主宫医院和每天一样忙碌,但我们从早上开始工作起,并没有听说有什么事件发生——这算是好消息。在这片被铁蹄践踏得意志消沉的小镇上,民众更在意的是物资能不能撑过这个冬天。
也是这天傍晚,我和几名医护临时受命,随德军救护列车抵达旧邮政大楼改建的野战医疗中心。
大楼距车站不远,现被德军征作物资中转与重伤员集中安置地,墙上的白漆剥落,又被伤兵的鲜血和死人的脑浆涂染得斑驳。
轰炸到来的那一刻,我正独自在三楼的旧文件室里写死亡报告。一个腿部离断的娃娃兵,血型不明,未佩戴身份牌,失血性休克,心跳于下午五点三十二分完全停止。我手里的钢笔利落地划过纸面,“死亡”这个词像刽子手砍在路易十六脖颈上时,冰冷干脆的斧痕。
然后,轰鸣声从空中传来。
我甚至未曾来得及抬头,世界便分离崩析了。
天花板开始垮塌,水泥块像饿狼扑食一样扑向我。我踉跄着退入器械间角落,整个身体蜷成一团,靠着墙边的文件柜。
然后,一切坍塌。
震耳欲聋的响声毫无规律地砸进我颅内,光线被污染再破拆,尘埃与火浪灌入房间,然后一切都被掩埋。我听见玻璃碎裂的声音,听见砖瓦断折时的闷响,接着便什么也听不见了。
黑暗包裹着碎石与瓦砾,毫不留情地重重压下来。
我不知道我昏迷了多久。醒过来的时候,我试图呼吸,粉尘立刻像纸张上的碘酊般,渗入鼻腔与喉头,我咳嗽得几乎吐血。
耳边是令人窒息的死寂——而那种死寂让我意识到自己还活着。每一次呼吸都像在吸入碎玻璃那样疼,我特别想晕过去,但我不敢。我是医生,我知道我必须保持意识。
不然我会死。
我不想死。
死了,就再也见不到那双灰蓝色的眼睛了。
时间变得黏稠,让我想起我家壁炉里被烤化的松木树脂,只不过这树脂长了脚,跳出来,烧灼着我的皮肤。空气中除了铁锈味,还有石灰,水泥,焦糊的味道。身体隐隐作痛,但不剧烈,说明脊柱未断;听觉恢复缓慢,我慢慢分辨出远处爆炸声间隔拉长……世界正一寸寸抽离,将我独自留在原地。
万籁俱寂。
于是,寂静突然有了重量——我飘在了空中,看见自己的影子被不存在的月光拉得很长,长得盖住了一整片白桦林。
我在幻觉与现实间游走。不知过了多久,碎石上方忽然传来一阵碎响与脚步声。我想说话,却发不出声音,试图敲打周边的石块,却发现自己被卡住了,完全动不了。
我在几次尝试之后放弃了。
他们离开了,像他们刚把整条街道炸得稀巴烂一样——直到一个声音穿透厚重的黑暗,猛然在我耳边炸响——低沉,急促,带着硬朗的德国口音:
“Ethel——Ethel Kirkland!”
那声音如烈酒,灌入我的耳中,将我冰冷的躯体重新暖热。
——我的维尔纳。
我不知道是不是幻觉。只是这个名字,就足以将我带回现实世界。月光不见了,白桦林也消失了。我回到身体里,睁开干涩的眼,想喊,却只吐得出干哑的气音。
然后,隐隐约约的光线开始渗入眼前的黑暗。
光线由丝成缕,由缕成柱。
我逐渐分辨出——有一双手伸进废墟,粗暴地拨开碎砖裂瓦,像疯了一般地挖。我看见他戴着的手套被石灰锋利的边缘割裂,隐约看见些微的红色,浑身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用力抓住那只手。
“维尔纳……我在这里……”
随着眼前的石块被一块块搬开,我被维尔纳拉了出来,倒在塌陷的石板间,四周火光未散,尘埃飘落如雪,越发衬得我们两个像一对被世界双双遗弃的孤魂。他蹲下来,贴着我,双手撑地,却不再碰我。我们之间只剩下呼吸声——短促,压抑,彼此纠缠。
“你疯了吗?你不怕被……送上军事法庭吗?”我终于找回声音,一句话说得断断续续,气若游丝。
“不怕。”他说,“你就当我疯了吧。”
他的神情熟悉又陌生。熟悉于我在从死亡线上回来病人的脸上见过太多次;陌生于这表情出现于我这向来沉着优雅的爱人脸上。那双灰蓝色的眼里,充斥着我从未见过的死寂;他并没有问我哪里受了伤,也没有说他是如何违背指挥部的安排。
我明白为什么。
——在失而复得面前,这些都不重要。
维尔纳跪在我面前,用鲜血横流的手捧起我的脸。
良久,他才再次开口:
“艾瑟尔。”
“我在。维尔纳。”
“你还好吗?”
“我没事。我正好被卡在死角里,都是皮外伤。”
他低下头,将额头抵在我肩上,颤抖着呼了一口气,那口气也是颤颤巍巍的。
“医护名单里,你未归位。他们说活着的人里没有你。但我不能问。我以为——”他的声音急促而低哑,“他们说没出来的人,都死了。”
他不再说话,也可能是说不出来。他抬起头,抱住我,我的脸贴在他军服上,感受着他胸膛剧烈起伏。他满脸血污,衣服上都是粉尘,狼狈得不像一个光鲜亮丽的军官,丢盔弃甲的,更像一个在墓地中挖随葬品的乞丐。他从未用这般重的力道抱我,即使在他第一次拥抱我的夜晚,也都是收着力度,小心翼翼的。他总怕把我揉碎,此刻却仿佛要把我按进他的胸口,和他合二为一,永不分离。
我忽然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他。
作为爱人而言。
我在跟着阿尔芒娜走的时候没有把他放在第一位,这一次比上一次更直观,更可怕,更不可控。
“别怕,维尔纳。我是医生。”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一些,“我运气好极了,没有生命危险,都是皮外伤。骨头也没有断。”
维尔纳没回答,只睫毛抖得厉害。半晌,把唇轻轻覆在我的颈动脉处。
“他们说活着的人都转运出来了。我不信。”他胡乱地喃喃,倒比我还像那个被埋在废墟里的,“我不信。……我差点就信了。”
他像个回到岸上的溺水者,手胡乱滑过我的手腕,掌心,肩膀。我说不出话,只伸手回抱住他,轻抚他颤栗的背脊。不顾灰尘,不顾冬寒,不顾周围还有余烬未熄。他低下头,一次次吻我,一次次地确认我依旧存活于世,我是真的在他怀里,而不是他因为极端恐惧而产生的幻觉。
这不是家里。我应该推开他的。
可是我没有。我甚至没有闭眼。
他将我轻放在倒塌的木梁上,身体覆下来,带着火一样的温度。我的外衣被他拉开一半,肩颈都暴露在空气中。
他的嘴唇沿着脖颈一路烫下来。
作为医生,我知道人的躯体能在最极端的压迫中释放出怎样的本能。
我握住他的手。一瞬间,我几乎看见了我与他的未来——两个躯壳在战火与废墟中,紧贴着,再相融,从此成为一体,再也不分开。
“艾瑟尔。”他重复我的名字,好像那是某种咒语,只要他反复召唤,我就永远不会消失。
所以我应他:“我在。”一次又一次。
废墟外仍有喧嚣,远方传来飞机——或者是坦克,军车——随便什么发动机的闷响。但此刻,都已经被封在了我与他的世界之外。
我在他身下仰着头,石灰的尘仍在零星地落,却让我联想到我们在一起的那天,圣马洛沉默的大雪。
维尔纳在整个过程里吻着我,那样急切,几乎要把我整个人拆吃入腹。他在亲吻间不停地重复我的名字,几乎把那几个音节咬碎在唇齿之间。
“艾瑟尔,别离开我……我什么都可以放弃……你不可以。”
我的手摸到他后颈的伤口,湿漉漉的,是血,但和我一样,都是皮外伤,无生命危险,应该是一路扒开瓦砾时,摔摔打打被蹭伤的。
“我的上尉,你这样会被送上军事法庭。”我说。
他却终于露出一个释怀的笑,吻着我说:“我不怕。除非他们要我的柯克兰医生去死。”
一时间,我眼睛发热,差点在他面前哭出来,反手抱住了他,把那份几乎无法承受的沉重,也压进了自己的胸腔。
那之后的几个夜晚,他都没有回来。但我从医院的传言和伤兵们的闲话中,听到另一个词:
——软禁。
他不在的屋内沉寂到一切都无关紧要。医院难得安排我休假,我却连壁炉都懒怠再点燃,只是裹紧毯子,缩在沙发里。偶尔翻动一本医书,字句却似从页面上剥落,无法进入大脑。
今天早上,一名年轻少尉前来转达他的情况。我见过他,上次维尔纳喝醉酒,是他送维尔纳回来的。他当时把维尔纳交到我手里时,什么都没说,似乎对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了然。
年轻人把维尔纳的怀表交给我,对我说:
“柯克兰小姐,奥古斯特·拉夫勒少尉,向您致意。冯·比尔肯贝格上尉目前身体无恙,但因于紧急行动中擅离岗位,已被暂时停职,正按程序待命并接受进一步审查。”
我接过怀表——这算是信物。毫无疑问,这是维尔纳可以信任的人,所以我也可以。但在我问他细节时,他却说得含糊其辞,只说“是高层内部要求的临时措施”,“并无实质处分”。可我知道,那意味着一纸报告,一次交代,一次不容置疑的政治姿态,还有一份被小心呵护着的体贴。
我便识趣地不再多问。
拉夫勒少尉转身离开前,停顿了一下。他的目光落在我放在扶手椅上的药盒上,然后轻声说了一句:“今晚七点,西南角楼房,三层尽头的房间。门不会锁。”
我点点头,“谢谢。我会去指挥部右侧的第一条巷子等您。”
拉夫勒少尉立正,敬礼,然后离去。
未作任何多余解释。
这位德国年轻人转身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维尔纳会信任他。他和维尔纳一样寡言(至少面上是这样),一样爱钻系统漏洞,规矩得让人想忽略他身上那身衣服,望着我的目光也没有打量战利品的狂妄,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明的尊重。
那天傍晚,我和拉夫勒少尉如约相见,他递给我一张略有些陈旧的医务派遣条。我带了一个金属药盒,里面装着些许安眠药,止痛片,退热用的奎宁。
门口的哨兵见到军官,立刻立正敬礼。
“临时会诊。”拉夫勒少尉说。哨兵看了我的医务派遣条,没说什么,抬手放行。
“来自上面”的命令才是真正的规章,纸面规章在“上面”的面前就是废纸。问得太多代表着知道太多,知道太多只会死得太快,所以每个时代的人——尤其生活在腐烂与恶臭中的人,想活下来,必须学会识别何时闭嘴。
原则和思考,在权力面前都是弃若敝履的垃圾。
房门果然没有上锁。维尔纳坐在床沿,仍穿着熨帖的军服,铁十字勋章摘下,被他像放一块压缩饼干一样,随意地放在桌角。
他没回头,只低声说:“你不该来这——是奥古斯特安排的?”
我走过去,把药盒搁在桌上。
“我想是的。”我说。
“年轻人总是自作主张——奥古斯特·拉夫勒,他是我亲自提拔的副官。他莽撞,年轻,但足够忠诚可靠。你可以相信他。”
维尔纳慢慢转身,眼神略有些疲惫。
“他们让我写一份报告。”
“关于什么?”
“你。”
他苦笑了一下,却又隐约带着欣慰,像是他们苦兮兮的金酒中落了滴蜂蜜,“关于你我之间,是否存在不当关系。”
我没有说话。
在他的体制里,“不当关系”意味着丢官,审讯,流放,耻辱,也可能意味着——消失。但我不是孩子了,不会以爱情之名让他自毁前程,更不会蠢到让他为我殉情。
不是只有愿意为对方牺牲才是爱情。
但真正的爱情一定愿意为对方牺牲。
我看着他,静静地说:“你可以只写事实。”
好像我在医院里对一个脑出血病人的家属说“出血量10毫升”,或是在死亡通知上签下我的名字。
他一时间没有回应。我知道,他听懂了我话里的深意——不怂恿,不逃避,不依附,一次又一次与对方并肩作战,一次又一次为彼此放弃更安全的退路。
半晌他开口,语调平缓,如静水流深:
“事实是我擅自离开岗位,只因为我不相信你真的死在没有我的地方。事实是我看到你埋在废墟下的时候,没去想职责,命令,任何一件该做的事。事实是……我爱你。可这些,在军纪之中,都不算事实。”
我看着他。他的脸颊因日前的伤还泛着红肿,眼中却满是孩子气的执拗。
大概我们命中注定成为爱人——那种执拗,和我初为医者时如出一辙。那时我总会静静地守候在我救治失败的病人身边。悲悯,却也决绝。
我轻声说:“那你就写,不存在不当关系。你知道我,我从不在意这些虚有其表的东西。Je suis responsable de ma rose.*”
——我要对我的玫瑰负责。
维尔纳微微挑眉,有些不可置信。
半晌,他轻笑了一下:“柯克兰医生,你总是在我始料未及的时候,说出这些让我……失去自控力的话。”
他抬手握住我手腕,缓缓将我拉过去,力道不重,却不容拒绝。我没有动。他轻轻抱住我,把额头抵在我锁骨与肩之间,声音低而粗哑:“艾瑟尔……”
我的手落在他后背,轻轻拍了两下。
“你应该知道怎么处理外伤。”我顿了顿,“以及,怎么处理调查。这不需要我一个医生来教你,上尉。”
他没有立刻答话,只是抱得更紧了一点,呼吸略重,却渐稳,好像刚被从风暴中心托举出来。半晌,他给了我一个慢而深的吻,不带急切,却情不自禁,在我唇上停留良久,方才轻声道:
“是,我的玫瑰。”
我低头,把那个金属药盒推过去。
“把自己处理好。”我说,“我不想把家里变成你的专属诊室。”
被放回家的那晚,维尔纳破天荒的开了一瓶酒,手里还夹着根雪茄。
我以为他几乎要打破自己从不在屋内吸烟的铁律。但他没点燃它,只是一直夹在手指间,被握得太紧,都扭曲了。维尔纳倚在壁炉前那张他专属的椅子上,背脊因疲倦微微弯着。
他忽然开口:“艾瑟尔。你想知道我那份报告上写了什么吗?”
我没有应声。只是慢慢地放下酒杯,望着窗外。外面的月亮太圆了,像一颗刚被切开的头颅,脑组织毫无遮掩地悬在那里。
“我写了三段报告。”他自顾自说下去,嗓音带着酒意,有些沙哑,“第一段,说我接到消息时怀疑有其他平民被困,出于职责范围紧急前往查看。”
“第二段,说我确认现场无其他军事目标,仅一名医生被埋于废墟中——我称你为‘一名本地医疗志愿者’,以避免你的名字出现在文书里。”
他顿了顿,望向我,眼里浮起点笑意:“第三段……我说我判断该医者尚存生机,而战争之中,每一双救治伤员的手都是‘战略资源’。更何况,你是众所周知的颅脑损伤的专家。”
我并不惊讶,与他碰杯。
“我不是专家,只是专家的后辈。——另外,你把我写成了资源。”
“我把你写成了他们能理解的东西。”他说得极其平静,“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继续往下查。才不会问我,为什么会知道你的位置。为什么不去抢救自己的士兵。”
他举起杯子,那点残酒在玻璃杯中轻轻晃动,折射出并不刺眼的彩色光线。
“我说,我判断你‘尚存生机’,他们就会点头,说‘明智’。可如果我说,我只是因为她曾在我怀里侧耳聆听我心跳的声音,所以我也必须把她从瓦砾里挖出来——他们就会说我是疯了。”
我们再次碰杯,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我那份报告,很干净。干净得像你的手术刀。”
这个形容我本该觉得欣慰,但不知怎么,我只觉胸腔内部像被轻轻按了一下,疼痛来得轻而密,却困死在肋骨中央,寻不得出口。
于是我依偎进他怀里,轻声问:“虽然我那样说——但你真不怕我介意?”
“我怕。”他轻轻抱紧我,“可我更怕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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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1943年初次出版,但是实在太喜欢这句话就拿来用了。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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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第二十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