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宗苏东坡 第13章 杭州诗词嘉年华

卷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有一个经典的传播学理论，叫《沉默的螺旋》。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发现的一个现象，简单说就是：即使是在公开的、自由的意见市场上，大家其实也不是能畅所欲言的。一旦意见市场中出现了一种强势的声音，它就会用话语权来劫持其他人。因为人有一种害怕被孤立的倾向，所以，强势观点的声量就会滚雪球般越来越大，反对者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弱，这是一个螺旋式的强化机制。

宋神宗和王安石掀起的这场变法就如同沉默的螺旋一样，自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后，朝堂上变法派越来越强势，声音越来越大，反对的声音就越来越弱。朝中变法派新党与反对变法派旧党之间矛盾越来越深，争吵愈来愈强烈。拗相公王安石刚愎自用，听不进去一点反对的意见。自三朝元老韩琦自请外任后，张方平、欧阳修、富弼、曾公亮等朝中贤德之士纷纷自请离京，朝廷一时间变成了王安石及其追随者吕惠卿、曾布三人的朝廷。

在上了那篇《议学校贡举状》后，宋神宗看后只是点赞苏轼的雄辩和文采，对他的建议意见束之高阁。但这时王安石已然发现原来和自己同为欧阳修门生，文章惺惺相惜的苏轼竟然也是反对自己的，于是屡次在神宗准备对苏轼委以重任时横加阻碍。后苏轼又写《再上皇帝书》，直言“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王安石听闻大怒，心中暗骂道：“苏轼你小子真他娘的不识好歹”。欲置苏轼于死地，便授意追随者谢景蕴，诬告苏轼三年前送父亲灵柩回眉山时，利用官船沿途贩卖私烟、家具和瓷器。神宗看到谢景蕴递上来的奏折，半信半疑，但在王安石的怂恿下，还是派人沿途调查，结果当然纯属子虚乌有，苏轼无罪。

庄子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异世俗处”。有一种情感，叫做无可奈何，苏轼见自己不被新党所容，不被朝廷重用，于是就和朝廷中大多的贤德之士一样，自请外调。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如愿外调到杭州任通判。

《庄子.逍遥游》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笔下三条鱼，第一条鱼：鲲。鲲能化为大鹏鸟，凭借六月的大风飞往南冥。然而，庄子认为鲲鹏虽能翱翔九天，仍需依赖外物（如风），并非真正的自由。这条鱼象征着人生第一重境界：不滞于物，不为物累，提醒人们避免被财富、权势等外物束缚，保持内心的纯粹与自由。北冥之鲲，超越局限，自在逍遥。苏轼到杭州，好似庄子笔下那只叫做鲲的鱼，自此鱼入大海，鹏上青霄，不受笼网之羁绊也。自此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自此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苏轼带着妻子王闰之，长子苏迈，次子苏迨，这是苏轼一年前与王闰之生下一个男孩子。苏轼一家沿着京杭大运河乘船南下，金秋七月，运河两侧处处皆景，风景如画。

苏轼先到距离京城三百里外的陈州停了下来，他准备顺道先去拜访自己的恩师张方平和弟弟苏辙，此时苏辙在张方平手下任教授。“我公古仙伯，超然羡门姿。偶怀济物志，遂为世所縻。”此时的张方平与苏轼一样，因反对变法不被新党所容，自请外放陈州任知州。“黄龙游帝郊，箫韶凤来仪。终然反溟极，岂复安笼池。出入四十年，忧患未尝辞。一言有归意，阖府谏莫移。”张方平来到陈州，这个历经三朝的肱股之臣发现，新法已经渗透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身边一大帮新进的新法拥趸者整日在耳边聒噪。苏轼见到张方平时，他对苏轼说：“吾衰矣，雅不能事少年，不如归去，以全吾志”。在陈州与张方平和弟弟相呆的七十多天里，张方平要求师徒三人不谈政事，只谈喝酒，三人整日优游宴饮，酒入豪肠，绣口一吐，吐出了达观、从容的人生的篇章。苏轼在陈州，倒也度过了一段人生难得的闲暇时光。然而时光易逝，转眼中秋已过，苏轼不得不启程奔赴杭州，自丁忧回京，兄弟也分别两年有余，苏辙对哥哥依依不舍，一路将哥哥送到了颍州。

在颍州兄弟二人一起又去拜访了退官闲居在此的恩师欧阳修。三人相见，分外高兴，欧阳修带着苏轼苏辙兄弟游览颍州西湖。在西湖上，苏轼见恩师须发似雪，神采奕奕，醉翁行乐处，草木皆可敬，彼时，西湖碧波粼粼，湖岸秋花绚烂。苏轼遂作《陪欧阳公燕西湖》送与恩师，“谓公方壮须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朅来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湖边草木新着霜，芙蓉晚菊争煌煌。插花起舞为公寿，公言百岁如风狂。赤松共游也不恶，谁能忍饥啖仙药。已将寿夭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乐。城上乌栖暮霭生，银釭画烛照湖明。不辞歌诗劝公饮，坐无桓伊能抚筝。”

在颍州逗留了半个月后，苏轼告别恩师和弟弟，达到杭州已是十一月下旬。杭州的府衙在凤凰山上，旁依吴山，南观钱塘江，北揽西湖。烟花词人柳永在杭州游荡时写下《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杭州这座自古享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城市，自隋炀帝开凿南北运河后，杭州成了东南数一数二的大都会。宋朝时，杭州不仅不抑商，还放宽宵禁。经过数百年的积累，杭州城在宋代走向了鼎盛。杭州下辖九县，当时的知府官署设于钱塘县的凤凰山脚下，登上凤凰山，就可以“东望海，西望湖”，杭州城的地理格局一览无遗。城西是著名的西湖和周围的山岭，城东则是钱塘江的入海口和连绵的滩涂。

《宋史·卷八十八·志第四十一·地理四·两浙路》记载，北宋徽宗年间，杭州城郭已有五十万人，沿街店铺、饭馆、酒楼、旅社众多，大街上从早到晚人来人往。杭州城之于宋代，正如掌上明珠，它不仅是水陆两路贸易频繁的港市，也是文人墨客青睐有加的地方。与遥远的边关和京城相比，这里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祥和。而苏轼与杭州的命运交织，似乎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苏轼一到杭州，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他在《和张子野见见寄三绝句过旧游》中写道：“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更欲洞霄为隐吏，一庵闲地且相留。”“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杭州之于苏轼，不似故乡胜似故乡。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苏轼与杭州的相遇，是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完美交会。杭州因为苏轼的到来，杭州词开始成为宋词的代名词，宋词、杭州、苏轼成为了不可分割的整体。

苏轼上任后第三天，便去拜访了欧阳修向他介绍过的僧人惠勤。惠勤和尚擅长作诗，对苏轼来说，与僧人交往是逃离官场和家庭生活的一种放松方式。此外，杭州的佛寺通常都位于山水之地，兼有游览之趣。闲游静坐之间，苏轼写下了“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的诗句，可以看出，他初来杭州时，心情十分舒畅。苏轼从前并不喝茶，但是到了杭州，受僧人设茶待客的影响，也开始研究起茶、水及煮茶的方法。加上龙井等处又是茶叶的产地，苏轼对采茶、制茶、喝茶也有所了解，还作了一首《试院煎茶》：“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

三月的杭州，各处花红柳绿，苏轼看到杏花含苞待放，写下一首《浪淘沙》：“昨日出东城，试探春情。墙头红杏暗如倾。槛内群芳芽未吐，早已回春。绮陌敛香尘，雪霁前村。东君用意不辞辛。料想春光先到处，吹绽梅。”这首词是苏轼现存最早的一首词。此后在杭州任通判的三年，苏轼陆续写了四十多首词，其才华尽显无遗。虽然仕途受挫，但他依然怀抱着积极用世的愿望和抱负，发出了“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沁园春·孤馆灯青》）的感叹。这段时间，也是苏轼诗词写作的爆发期。他写的词，奠定了他在词坛的地位。

“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圣明宽大许全身，衰病摧颓自畏人。莫上冈头苦相望，吾方祭灶请比邻。”（《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作家周文翰在《孤星之旅：苏轼传》一书中这样评价：苏轼的“基底”是士人、官员，其次才是诗人、词人、艺术家。一直胸怀致君尧舜的苏轼即便在杭州这样风光不与四时同城市里，始终也无法做到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世。

此时王安石的新法已经在宋朝广袤的土地上全面扑开，新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富国强兵的重点是重建财经政策。江南是国家的经济命脉，王安石要为国家生财，要充裕国库的收入，江南是改革派重点督促实施新政的地方。变法派首推的是募役法和青苗法，虽然在朝堂上苏轼也曾附议大多数旧丞一股脑反对新法。但在实际执行中苏轼发现，募役法非常受老百姓欢迎，地方上的大地主，每户只需要缴纳六百贯的免役钱，就可免掉差役的痛苦，拿不出钱的贫民，还可以通过服差役解决生活难题。只是青苗法的弊端却很严重，在执行中，一些地方官吏强行向老百姓推销贷款，到秋收时一些受贷的老百姓因为灾年欠收等原因还不起贷款，被官府逮捕、拷打，入狱。

在州府审判犯人是通判的职责，苏轼每天都要审判一大批因青苗法还不起官府贷款的普通老百姓，他十分同情这些老百姓，但朝廷之法不可违，他每天都要痛苦不堪的在一片哀嚎声中，签署一批批无情的判词。特别是每年除夕，本来是家庭团员的日子，但按照宋例，除夕这一天，通判必须在狱中值班，并将狱中囚犯提出来逐一点名。苏轼看着这些因青苗法被无辜下狱的百姓，很想将这些狱中的人开释，让他们回家去过一个团圆年，但苏轼又想到宋朝法律，暗自惭愧，遂做《题狱壁》诗：“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

苏轼在不得已执行朝廷新法的同时，也力所能及的做一些有利于杭州老百姓的实事，以求弥补青苗法等哪些不求实际的新法给老百姓造成的伤害。他遍访民间疾苦，发现杭州百姓最关心期盼的就是解决用水难的问题，“知水苦恶，惟负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广”。杭州地处钱塘江畔，地下水因海水倒灌苦涩难饮。唐代宗时期，宰相李泌任杭州刺史时，首创六井系统，通过竹管引西湖淡水入城，解决老百姓的饮水问题。六井包括相国井、西井、金牛池、方井、白龟池、小方井。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进一步疏浚六井并修筑湖堤，提高西湖水位，确保六井饮水稳定。

至宋朝时，六井年久失修，引水管道堵塞，六井尽废，杭州居民再次面临水泉咸苦，百姓要远赴西湖或者到山上寻找山泉取水，民生艰难。但自白居易后杭州的历任官员，对疏通六井之事莫不置若罔闻，苏轼认为：“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井竭，非岁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熙宁五年（1072年），苏轼协助太守陈襄组织僧人仲文、子珪等，采用竹管引水，修复相国井、西井等，并在涌金池设闸，确保水流畅通。工程完成后，六井恢复供水，杭州城内百姓无不欢欣鼓舞。苏轼还做《钱塘六井记》详细记录疏通六井的过程，并以此警示后人。

苏轼任杭州通判的第二年，常州、苏州等地大旱，他奉命用七个多月的时间赈灾救济饥民。因一路目睹饥民的悲歌哀号，他在除夕夜住在常州船上，不忍上岸打扰百姓，在一盏孤灯下守岁。在赈灾过程中，他写下《无锡道中赋水车》：“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蜕骨蛇。分畴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洞庭五月欲飞沙，鼍鸣窟中如打衙。天公不见老农泣，唤取阿香推雷车。”来记载民间旱灾疾苦、痛斥官吏隐瞒灾情、不顾百姓死活行为。在任杭州通判期间，他还受转运司差遣，赴湖州“相度堤岸利害”，检查湖州的堤防建设；他还在杭州接受过朝廷派遣、由沈括带队的农田水利专项检查。

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杭州之美，最美在西湖。苏轼与西湖的相遇，宛如一场跨越千年的绮梦，交织着诗意、才情与民生的关怀，绽放出永恒的光芒。西湖，那片波光潋滟的水域，因苏轼的到来，不仅在地理风貌上得以重塑，更在文化的长河中被赋予了深邃的内涵；而苏轼，在西湖的柔波里，寻得了心灵的慰藉与创作的灵感源泉。这一人一湖的故事，犹如一部波澜壮阔又细腻入微的史诗，传唱至今。“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首跨越千年的广告词，将西湖推向了全世界。头两句即是神来之笔，一个“方”字，一个“亦”字，将西湖的晴姿雨态描写到极致。后两句更是点睛之笔，醉意朦胧间，西施凌波微步翩翩而来，苏轼脱口而出：“西子！”顿生灵感，西湖和西子都美在神韵，都天姿自然，有其神似之处。苏轼遗貌取神，心与景会，将西湖比作西子，从此西子湖成为西湖的别称，这首诗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名篇。

“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第一次将西湖写进诗中后，西湖成为诗人们争相赞美的人文风景名胜，西湖也成为诗人们趋之若鹜去感受去体验的自然美景。西湖山依偎着水，水映照着山，静静如水，淡淡如山。西湖被群山环抱，西湖镶嵌在北岸的宝石山、五云山、南、北高峰等群山之间。横跨在西湖和钱塘江的玉皇山雄姿俊秀，西湖东南有山势绵亘起伏、延伸至市区的吴山，还有凤凰山，还有北近西湖、南接江滨、形若飞凤的凤凰山。“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苏轼《饮湖上初晴雨后》）。晨曦初破，金色的阳光温柔地洒在西湖的山峦之上，苏轼以诗迎客，将西湖的朝霞美景描绘得如诗如画。这不仅是对自然风光的赞美，更是苏轼对西湖深沉情感的流露。西湖不仅是他笔下生辉的灵感源泉，更是他心灵的栖息地。每当晨曦初照，苏轼便漫步湖畔，迎接着第一缕阳光的洗礼，那份宁静与美好，让他沉醉不已。“夏潦涨湖深更幽，西风落木芙蓉秋。飞雪暗天云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苏轼《和蔡准郎见遨游西湖三首》）。在苏轼眼中，西湖是善变的仙女，春天新蒲出水，垂柳倒映湖面，别具清新明丽之姿；夏天水涨湖深，幽蓝妩媚；秋天金风送爽，粉红、洁白的莲花次第开放；冬天云雪茫茫，水天相接。西湖之美真是美到让人心醉。“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苏轼《望湖楼醉书》）。天气晴朗固然是西湖最美丽的景色，但天有不测风云，霎时间，风雨突来，云集而雨降，风来而天晴，来时迅猛，去时快疾，雨后湖上水天一色，分外清新。这就如同我们的人生，阳光普照固然是人人向往的，但怎可能天天都是晴朗的日子呢，人生不得不面临一场场说来就来的风雨，关键在于我们面对风雨的姿态，凡事看小，便是逍遥，得失随缘，心无增减，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西湖让苏轼暂时忘却了尘世间的一切烦恼，眼前西湖无一不美景。

“湖上四时看不足，惟有人生飘若浮”。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转眼之间，苏轼在杭州三年通判期满，不得不接受朝廷新的任命，调任密州任知州。在杭州任通判的三年，是苏轼一生最为惬意的三年，西湖的美景孕育了苏轼无限的灵感，三年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据统计光是与西湖相关的诗词就多达160余首，苏轼俨然成为杭州城市形象和西湖美景的代言人。

苏轼在杭州还结识了大量志同道合的朋友，苏门四学士中的张耒（赴杭州途中在颍州结识）和晁补之、张先、岑廖和尚等。除此之外，苏轼在杭州又添了小儿子苏过，结识了一生的知己王朝云。苏轼离开杭州，离开西湖，带着几许不舍，几许离愁。在熙宁七年（1074年）六月，老太守陈襄离开杭州之际，苏轼在凤凰山上的有美堂的离别宴会上写下一首《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为老太守送别，“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七月，新太守杨绘到任，此时苏轼已接到朝廷的任命通判期满将调任密州知州，带着不舍情绪的苏轼又在迎接杨太守的晚宴上做《南乡子.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这首词既是对新太守的欢迎也是对自己的送别。“东武望余杭，云海天涯两杳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肠。今夜送归灯火冷，河塘，堕泪羊公却姓杨。”“使君能得几回来？”是苏轼对老太守陈襄的不舍，此时更是对自己离开杭州的不舍。“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苏轼还想回到杭州来，与杭州的山，西湖的水互诉衷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