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宗苏东坡 第12章 汴京城风起云涌

卷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三国演义》开篇即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自唐末黄巢起义后，中国大地千里荒芜，烟火断绝，群雄并起，藩镇割据，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这一局面延续70余年，直至周显德元年（954），周世宗柴荣继位。柴荣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为宏图，励精图治，志在统一天下。然而，正当柴荣击溃后蜀、南唐，即将收复燕云十六州之际，不幸英年早逝。其年仅七岁的幼子柴宗训继位，因年幼无法亲政，军国大政只得由大臣裁决。

此时，因拥立郭威为后周皇帝有功，赵匡胤被擢升为东西班行首，成为禁军军官，后任开封府尹，再被柴荣改任为开封府马直军使，掌握军队大权。赵匡胤素怀大志，气度非凡，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韩重赟、刘守忠、刘廷让、王政忠等能人名将纷纷聚集其麾下，结为“义社十兄弟”。其幕下还有弟弟赵光义及幕僚赵普、李处耘等谋臣。

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镇、定二州刺史遣使进开封，向朝廷呈递紧急战报，称契丹与北汉联军侵境，请求朝廷出兵抵御。宰相范质、王溥未及核实军情，仓促派遣赵匡胤率宿卫禁军前往迎敌。赵匡胤在北伐途中，经赵光义、赵普等人策划，黄袍加身，迫使柴宗训退位，建立宋朝，史称北宋，国号乾德，此即陈桥驿兵变。

陈桥兵变后，为防自身故事重演，赵匡胤采纳赵普建议，于乾德元年（963年）春，退朝后留下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罗彦瑰等高级将领饮酒。酒过数巡，赵匡胤命侍候太监退下，举杯对众将言道：“若无诸位相助，我难有今日地位。然诸位不知，做皇帝亦多难处，反不如节度使自在。实不相瞒，一年以来，我未曾一夜安眠。”数日后，赵匡胤于宫中设宴，再邀石守信等老将，众人闻言惊异，急问其故。赵匡胤道：“皇帝之位，谁不觊觎？”石守信等听出弦外之音，惊慌跪地：“陛下何出此言？今天下已定，谁敢有异心？”赵匡胤摇头道：“非不信诸位，只恐尔等部下贪图富贵，黄袍加身于尔等。届时，欲罢不能。”石守信等感大祸临头，连连叩首，泪言：“我等粗人，未及此虑，请陛下指条明路。”赵匡胤道：“为尔等计，不如交出兵权，赴地方为闲官，置办田产，为子孙留业，安享晚年。我与众位结亲，彼此无猜，岂不美哉？”众将齐声道：“陛下虑事周全！”酒席散后，次日石守信、高怀德等纷纷上表称病，请求解职，赵匡胤欣然应允，令其卸任禁军职务，赴地方任节度使。

杯酒释兵权后，赵匡胤立即废除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三衙”统领。行政上，设立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财权。同时，改革科举制度，增设皇帝亲自主考的殿试，大力启用文人执政，崇文抑武。

赵匡胤建立大宋后，启动统一全国进程，先后灭南平、后蜀、南唐、后汉等，基本完成全国统一。后其弟赵广义在烛光斧影中继位，史称宋太宗。五代十国时期，后晋皇帝石敬瑭曾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为收复失地，北宋与辽长期交战，败多胜少。直至景德元年（1004），宋战胜辽，宋真宗与辽国在澶州城下签订停战和议，约定宋辽为兄弟之邦，宋每年赠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自此，北方稍得安宁，此盟被后世称为“澶渊之盟”。庆历二年（1042年），再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改“赠”为“纳”。北宋每年向辽交纳“岁币”，双方互不侵犯。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至庆历二年（1042年）间，西夏皇帝元昊多次大举进攻宋朝，双方损失惨重，最终于庆历四年（1044年）达成和议，史称庆历和议。和议规定：元昊取消帝号，接受宋朝册封；宋每年赐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称“岁赐”。

“澶渊之盟”与“庆历和议”使宋朝每年需向辽、西夏缴纳巨额财物，加之连年天灾**、战乱，至宋仁宗时，国库空虚。杯酒释兵权后形成的三权分立制度，导致北宋军队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军心涣散，战斗力低下。崇文抑武，科举大兴，官员冗滥。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日益凸显。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上书朝廷，主张政治改革。仁宗迫于形势，责成范仲淹等提出改革意见。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范仲淹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主张，涵盖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加强武备等方面，以整顿吏治为核心，裁减冗官、选拔贤能为手段。同年，仁宗颁布诏令，推行范仲淹等人的主张，即“庆历新政”。然改革触犯部分官僚地主利益，引发保守派强烈反对，仅一年余，范仲淹等被迫离职，改革失败。

庆历新政受挫后，大宋王朝在仁宗与吕夷简、韩琦、晏殊、文彦博等能臣的周旋下，依托澶渊之盟与庆历和议构筑的相对稳定内外环境，社会经济一度焕发活力。然而，发展浪潮未能冲刷积弊，经仁宗、英宗两朝积累，至神宗即位时，宋廷已深陷困境：土地兼并猖獗，民族矛盾尖锐，军队战力衰弱，冗官冗兵冗费重压国库，贫富差距加剧，社会裂痕愈发显著。

十九岁登基的神宗皇帝，血脉里奔涌着先祖的雄图壮志。他深知“祖宗虽志在吞幽蓟、复灵武，却屡遭边衅重创”，更怀揣着“廓清西北边患，一雪数世国耻”的宏图伟略。这位意气风发的少年天子，初掌乾坤便以汉武帝、唐太宗为楷模，誓要开创盛世伟业，成为傲视天下的雄主。可彼时的大宋，恰似一位步履蹒跚的老者——自熙宁元年（1065年）起，国库亏空已逾一千七百五十万贯，庞大的军费开支与臃肿的官僚体系，犹如让这架千疮百孔的马车在崎岖山道上负重前行，随时可能分崩离析。

朝堂之上更是一派暮气沉沉：宰执大臣们皆是垂垂老者，同平章事韩琦六十春秋，参知政事曾公亮年近古稀（六十九岁），参知政事欧阳修花甲之年，枢密使文彦博亦届耳顺（六十二岁）。这群浸淫官场数十载的老臣，早已磨平了棱角，只会围绕着“祖宗之法不可轻变”“稳定压倒一切”的陈词滥调喋喋不休，恰似一群守夜人，只会用古老的歌谣驱赶着改革的风暴。

某日神宗召见庆历新政的元老富弼问策，本期待这位昔日改革先锋能指点迷津。谁知寒暄过后，六十五岁的富弼却以太极推手般的官话应对：“人主好恶当如天道晦明，不可使人窥测——倘奸佞得以揣摩逢迎，当效苍穹悬镜，善恶自现而后赏罚分明。”谈及边务，这位白发老臣更是劝谏：“陛下新君临朝，宜广施仁德，当有二十年偃武修文之期。”望着这位须发皆白却锐气尽失的老臣，神宗默然良久，胸中那团改革的火焰仿佛被一盆冷水浇灭。

失望之际，神宗又召枢密使文彦博谋议。听闻“天下弊政如琴瑟失调，当解而更张”的妙喻，年轻帝王眼中精光乍现。可当追问具体方略时，这位以“灌园叟”自喻的老臣却再度陷入空泛之谈。暮春的垂拱殿里，神宗凝视着这群守成之臣，终于明白：要打破这百年沉疴，非得有敢挽天河洗甲兵的猛士不可。

正当求贤若渴的神宗辗转反侧时，他忽然忆起苏轼在上神宗的《策略》一文的雄知灼见：“天下既平，则削去其具，抑远天下刚健好名之士，而奖用柔懦谨畏之人......当是之时，人君欲有所为，而左右前后皆无足使者。”这位二十余岁便洞悉盛世隐忧的青年才俊，此刻正在眉州守丧。神宗当即传诏召见，却得知这位可能带来变革曙光的臣子，尚在千里之外的故里丁忧。

然而就在神宗一筹莫展之时，神宗想起了王安石。王安石是自己当皇子时亲信韩维提起的，韩维十分推崇王安石，多次向神宗称赞王安石的才学与政见，称其道德与文章，皆足为天下法。但当时大家心目中的王安石是个“馆阁之命履下，辄辞不起”的高士，仁宗、英宗都曾数次欲授之高官，他都推辞不应召。自古文人相轻，从宋仁宗时期，宋朝就开始了祸国殃民的党争，后经英宗朝的濮议之争让党争日益激烈化。宋神宗继位后，党争在朝堂暗流涌动，右相曾公亮因不满左相韩琦专权，眼见神宗有变革图强之心，就向神宗推荐了在鄞县县令任上改革成绩颇丰的王安石，以求用王安石来牵制韩琦。

王安石，字介甫，是抚州临川人。庆历二年（1042年）中进士第一名，被任命为淮南判官。后又被调任为鄞县知县。王安石在那里他兴修堤堰，疏浚陂塘，为水陆交通带来便利；同时他还把官仓中的粮食借给百姓，等秋后百姓加了利息偿还，使官仓的陈粮换新粮，县里的百姓都深感便利。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很多都来源于在鄞县的实践。王安石议论高远新奇，能够以雄辩和渊博的知识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行事果断自信，慷慨地抱有矫正时弊、改变世俗的志向。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向仁宗上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他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并以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至覆灭的事实为例，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但仁宗并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在曾公亮的推荐下，熙宁元年（1068年）神宗召见了王安石，并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上朝是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第二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王安石的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变法范围之广，力度之大，世所罕见，影响之大，不亚于秦国的商鞅变法。政治上王安石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全国财政；税收上实施方均田税，重新丈量豪强土地，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设青苗法，由政府在青黄不接时候向农民借贷钱物，帮助农民度过难关；设农田水利法，兴修水利……王安石一股脑大大小小颁布了十余部法令。

一、富国之法（理财措施）

1.青苗法。政府在青黄不接时贷款或粮食给农民，收获后偿还并收取少量利息。意图抑制民间高利贷，增加政府收入；

2.募役法（免役法）。民众缴纳“免役钱”代替原本的劳役，由政府雇人充役。意图减轻农民负担，保证生产时间，增加政府收入；

3.农田水利法。（变法中最少争议、成效最显著的举措）鼓励垦荒和兴修水利，工程所需费用由受益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

4.方田均税法。重新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按土地多少和肥瘠程度征税。意图抑制兼并，增加政府税收)；

5.市易法。政府在都城设“市易务”，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意图平抑物价，打击商人垄断；

6.均输法。政府采购物资时，就近、就贱购买，节省货款和运费。

二、强兵之法（军事措施）

1.保甲法。将农户编为保、大保，各家抽丁，农闲时军事训练，实行连坐。意图：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恢复兵民一体的征兵制以取代募兵制，减少军费；

2.将兵法。设置专门将领，对禁军进行日常管理和军事训练，改变“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提高军队战斗力。

3.保马法。鼓励百姓代养官马，以期节省养马费用，增强军备。

三、取士之法（教育改革）

1.改革科举。废明经科，进士科考经义策论，不再考诗赋；

2.整顿太学。实行“三舍法”，考核学生成绩，择优授官。意图培养和选拔具有实际才干的人才。

王安石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勇气在全国一盘棋强制推行新法，顿时朝野震荡，人心动荡。令曾公亮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自己举荐上来牵扯韩琦的人，这时却变成了自己另外一个更讨厌的对手，朝廷上又掀起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生变法派和以元老大臣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更为激烈的新一轮党争。

熙宁二年（1069年），苏轼苏辙兄弟丁忧完回到汴京，面对朝廷中的风云变幻，苏轼最初有些迷茫。在苏轼任凤翔通判时期，苏轼也曾上书时任宰相韩琦和宋仁宗希望能够革新弊政，缓解社会矛盾。其实曾公亮、欧阳修等老臣一开始对王安石的变法也是充满期待的。但王安石如疾风骤雨般的变革措施让苏轼及一些开始对变法抱有希望的老臣如同被打了一闷棍。苏轼一开始对王安石的变法是持观望态度的，后来通过观察苏轼发现王安石的变法太过急功近利，且操之过急，多数不得民心，苏轼对王安石变法逐渐失去了信心。

面对众多大臣的反对，王安石这时候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把“拗”字发挥到了极致。王安石狭隘的认为，那些反对变法的人都存在私心，或是担心变革损害他们的利益，或是胆小懦弱，不敢面对改革带来的风雨。如论是贤能的老臣，还是自己多年的朋友，只要站在自己变法的对立面，王安石采取的策略都是将反对者一贬了之。这时王安石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妄想家，他希望通过变法短时间内让积贫积弱的宋朝短时间变成一个泱泱大国，正如他那首“爆竹声声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一样，大宋朝立马焕发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宋神宗在王安石的鼓吹下，也开始痴心妄想，期待自己有朝一日能超过唐太宗和汉武帝，成为像饶舜那样的千古名君。王安石和宋仁宗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他们忽略了宋朝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太多不切实际的改革措施。虽然很多的改革措施是王安石在鄞县任知县成功的改革实践，但他忽略了中国地大物博，不同的地域有不同风土人情，改革是不能一棍子抹平、一蹴而就的，需要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稳步推进。

苏轼明目张胆的站出来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措施是关于王安石对教育制度的改革措施。熙宁二年（1069年）五月，王安石准备改革科学，兴办学校，用学校代替科学。改革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改革内容，废除旧明经诸科，将旧有的诗赋、帖经、墨义等进士科考试项目加以废止，正式罢诗赋而代之以经义。参加进士考试的考生，任选《诗》《书》《易》《周礼》《礼记》中的一种参加考试，谓之“本经”或“大经”，并要考“兼经”，《论语》《孟子》为“兼经”；二是改革形式，策论考试分四场进行：第一场考本经中的一经，第二场考兼经，第三场考试论一首，第四场考时务策三道；三是扩大名额，以前学习明经诸科的士子，都改成考进士科，增加进士科名额，将进士录取分为一甲到五甲五个等级。宋神宗下旨让馆阁学士讨论王安石的改革策略，苏轼立马写了一篇反变法檄文《议学校贡举状》。

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顺其所欲行而治之，则易为功；强其所不欲行而复之，则难为力。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养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学？且天下固尝立学矣。庆历之间，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当以时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耶？若乃无大变改，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以谓今之学校，特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

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文武长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比四者，而长短之议决矣。今议者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罢经生朴学，不用贴、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苏轼认为，选拔人才的关键在于“知人”与“责实”，而非单纯依赖学校或科举制度，苏轼主张维持现有制度。苏轼反对废除诗赋、改革策略等措施。苏轼的反改革檄文充分体现了苏轼保守的政治倾向，但就教育改革的措施和见识来说，无疑王安石是高于苏轼一筹的，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王安石的改革措施具有非常先进的意义，对宋朝以及后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