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宗苏东坡 第14章 密州聊发少年狂

卷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论语》中记载，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子路问政治，孔子道：“自己给百姓带头，然后让他们勤劳地工作。”子路请求多讲一点，孔子又道：“永远不要懈怠”。《论语》又言：“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孔子说：“不忧虑自己没有地位，应该忧虑是否有与地位匹配的能力。不忧虑没有人了解自己，应该追求让自己被认可的才德”。古罗马哲人塞涅卡曾说：“生命如同故事，重要的不是长度，而是厚度。”“有为”代表拼搏进取、奋发向上的实干担当，“有位”象征着指点江山、誉满天下的功成名就，在人类文明的浩瀚星河中，二者恰似双子星辰，彼此辉映又相互牵引——前者是破土而出的生命力，后者是向上攀援的脚手架。有人以剑开锋，劈开混沌赢得舞台；有人持炬登高，以光照亮更远山河。这对看似矛盾的命题，实则是人生最精妙的辩证法：有为者以行动铸造阶梯，有位者以责任续写传奇。

众人皆以为苏轼以文章立世。但苏轼自己却说：“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则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劳之，则虽勤不怨。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调任密州，密州当时属于京东东路，辖诸城、安丘、莒县、高密、胶西五县，亦涵盖从中析分出的胶州、胶南、日照、岚山、五莲、莒南等县域，南濒黄海，东临胶州湾，北至潍州，西接沂州，州府治所在诸城。诸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为鲁东南历史文化名城，曾先后为琅琊郡治、城阳郡治、胶州治、高密郡治、密州治所，因境内密水而得名密州。有人说密州贫瘠，实则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龙山文化、东夷文化重要发祥地，是恐龙之乡、舜帝故里、千年古州。北宋时期人口32万，超过齐州、青州、潍州等州府，为京东东路第一大州。苏轼有诗赞曰：“漫说山东第二州，枣林桑泊负春游。”苏辙也赞叹：“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

苏轼到任时，恰值密州连年大旱、蝗灾泛滥，加之新法苛政，百姓民不聊生。苏轼在《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中记录了当时看到的景象：“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苏轼到密州任上，已是十二月份，此时正是浓冬天气，本是农闲时节，但苏轼发现密州老百姓却男女老少都在田间地头忙碌。苏轼不解，走进田间地头与百姓交流才得知，原来大家正忙着用杂草将死掉的蝗虫包裹起来，挖地深埋，苏轼放眼望去黑压压的一片包裹蝗虫尸体的草袋相延二百余里。当时老百姓捕杀蝗虫的总数，报官就有三百斛之多，夏秋季节蝗虫来势之大，不难想象。哪知苏轼在向当地的官吏询问蝗灾情况时，当地官吏却睁着眼睛说瞎话道：“蝗不为灾，蝗虫有利有害，蝗虫来，实为百姓除草”，苏轼听后气愤至极，差点喷血。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候，赴常州一带亲自处理过蝗灾，曾作诗云：“宦游逢此岁年恶，飞蝗来时半天黑。”他亲眼所见蝗虫来，飞天蔽日，声如海浪，布阵横空如项羽，顷刻之间，雨飞蚕食千里间，不见青苗空赤土，而当年常州一带的蝗虫，只不过是密州蝗虫被风刮过去的余波而已。当地官吏竟然欺上瞒下说“蝗不为灾”，苏轼此刻，真想杀人，他怒斥道：“将以谁欺乎？”。

苏轼到任后，一面组织密州上至太守下至小吏全部深入田间地头帮助百姓剿灭蝗虫；一面制定政策奖励动员百姓全员灭蝗，苏轼规定州县募民捕蝗，每掘得其子，以斗升计，而给民米寡有数焉”“得米济饥还小补”，将赈济灾民的粮食用于奖励捕蝗，谁捕得多，得粮就多。同时，苏轼根据密州灾情的实际，直言上书宋神宗为民请命，请求朝廷豁免密州百姓秋税，或有序实施青苗法，帮助百姓度过难关。苏轼在上奏宋神宗的《密州谢上表》上奏道：“臣不敢仰仞至恩，益坚素守，推广中和之政，抚绥疲瘠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则为臣之报国。”向宰相如实报告灾情：“轼到郡二十余日，民物椎鲁，过客稀少，真愚拙所宜久处也。然灾伤之余，民既病矣。自入境，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几三万斛。”请求朝廷“特与量蠲秋税，或与倚阁青苗钱。”请求豁免密州秋粮赋税，减轻百姓负担。在苏轼的亲力亲为下，密州的蝗灾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苏轼在《次韵章传道喜雨》诗中特别加注说明“今春及今，得蝗子八千余斛。”计算起来，即挽救了数十万亩庄稼。

就在苏轼在密州紧密锣鼓的开展抗蝗之日，汴京城的朝堂之上，再次风云变幻。熙宁六年至七年春天，北宋遭遇北宋立朝以来的罕见大旱，华北地区赤地千里，灾民如潮水般涌入汴京。这本是一场自然灾害，但却衍生成了朝堂上新一轮的党争和政治迫害，被王安石迫害和边缘化的旧党找到了反击王安石及新党的绝佳武器。旧党“先声夺人”，发动舆论战，司马光等人通过上百份奏疏构建“王安石变祖宗之法致天降灾难”的诡异因果链。他们宣称皆是因王安石变不足畏的言论触怒了上天，天旱皆由新法而起，并充分运用汉朝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将旱灾曲解为“上天对变法的震怒”。元老重臣文彦博更是直言不讳的说道：“安石变法，天久不雨”。直接把天灾归因于王安石变法，矛头直指王安石。但这并不足以动摇王安石的根基，因为王安石的变法短时间内确实已让国库充盈，宋朝在西夏的战事上连战告捷。

倒王运动的转机发生在一个叫郑侠的监安上门小吏身上，这位曾受王安石提拔的底层官员，因目睹灾民“茹木食草根”“羸瘠愁苦”的惨状，创作出一副《流民图》，并写成《论新法进流民图疏》。郑侠为绕过新党控制的中书省（正常渠道是通过中书省进呈皇帝），直接假冒成边关紧急文件，发马递通过银台司直送御前。并中奏疏中称：“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宋史》载“神宗反覆观图，长吁数四，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当神宗展开这幅长卷时，画中百姓饿殍遍地的惨状，让他长叹连连，夜不能寐。次日神宗即下诏暂停青苗法、免役法等多项新法，汴京百姓欢呼“雨来矣！”结果三天后，天果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这次神宗皇帝真的动摇了。他面临了这样一种政治伦理困境——皇权合法性（天命）与改革理想（人命）的撕裂。

熙宁七年（1074年），迫于天灾、民怨与旧党的三重压力，宋神宗罢免王安石相位。在王安石的举荐下，宋神宗任命韩绛为宰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继续推行新法。韩绛与王安石在庆历二年（1042年）同中进士，当年韩绛第三名探花，王安石第四名。韩绛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定支持者，针对新法后朝廷暴发的党争，他提出了“党同伐异”的思想，以求朝堂团结。韩绛为人忠厚，为官正直，苏轼对韩绛为相报有很大的希望，曾评价韩绛“出入四世，师表万民出入四世，师表万民。身任安危，位兼将相。永惟三宗眷遇之重，宜极一品褒崇之荣。”在密州抗蝗时，苏轼做《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在奏折中，苏轼除了禀报蝗旱灾情严重，希望朝廷减免税赋，或暂缓征收青苗钱之外，还重点抨击了新法不当造成的种种弊端。一是指责为落实所谓“手实法”，激发和鼓励告讦之风，败坏了公序良俗，助长了凶奸无良之辈；二是针对推行免役法出现的不便和不妥，建议确定户籍籍薄用五等古法；三是不赞成京东地区实行食盐官府专营的作法，以为是劳民伤财费力而不能讨好的事。韩绛对苏轼的上书格外重视，立马组织馆阁进行讨论，并上报神宗。然而手实法实为副宰相吕惠卿主导，吕惠卿为人阴险狡诈，善于钻营。吕惠卿曾经依靠攀附王安石上位，然而得势后，一直想取王安石而代之。熙宁八年（1075年），吕惠卿利用郑侠一案，对曾经羞辱过自己的王安石弟弟王安国进行陷害，从此与王安石的矛盾公开化。

韩绛为相后，吕惠卿专横跋扈、拉帮结派架空韩绛，因此韩绛对苏轼的意见心有余而力不足。后韩绛对吕惠卿架空自己的行为忍无可忍，为了制约吕惠卿，便密奏神宗启用王安石。自此王安石罢相一年后再度复相，从此吕惠卿与王安石的矛盾白热化，争权夺利，互相陷害，朝堂陷入一片混乱中。

就在密州灭蝗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刻，苏轼在密州又发现了一件令人揪心的事情。一日，苏轼与通判刘廷式在城墙附近挖野菜，忽然在一丛枸杞旁发现一个弃婴。他心痛地捡起婴儿抱回府中交于妻子王闰之抚养，看着妻子怀中的弃婴，苏轼更深地了解到密州百姓生存的艰难，于是下令州府官员到野外去捡拾弃婴，自己也“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几天时间，州府就收养了近40名弃婴。他把这些弃婴安排给没有子女的家庭抚养，州府按月发放粟米6斗，从而挽救了不少生命。

苏轼刚处理完弃婴，密州又遇干旱，密州真是多灾多难，幸遇苏轼，拯救密州万民于水火。密州大旱，苏轼亲登常山祈雨，常山位于城南十余里，这个三国蜀国名将赵子龙的故乡，形似卧虎，附近有龙骨涧，山上有龙神庙，藏龙卧虎，祈雨非常灵验。据《唐十道四蕃志》载：“密州常山，齐时祈雨常应，因以得名。”苏轼亲往常山祈雨，诏封常山神为润民侯，果然感动上苍，当晚得雨，旱情得到缓解。他兴奋地写下《次韵章传道喜雨》：“常山山神信英烈，捴驾雷公诃电母。应怜郡守老且愚，欲把疮痍手摩抚。山中归时风色变，中路已觉商羊舞。夜窗骚骚闹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从来蝗旱必相资，此事吾闻老农语。庶将积润扫遗孽，收拾丰岁还明主。”

苏轼在密州对于新法，秉承实用主义的态度，择其有益处实施之，择其弊端规避之或暂缓执行。《宋史》载，司农寺推行手实法征税，不实行的以违反诏令论罪。苏轼当面质问提举官：“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不久，朝廷就撤销了这个对百姓不利的法令。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灭蝗赈灾、收养弃婴、兴修水利、缉盗□□，苏轼无事不尽心竭诚，“勤于吏职”“凡百劳心”“朝衙达午，夕坐过酉”。经苏轼精心治理，密州灾情消退，盗贼平息，百姓安居乐业。“吏民渐渐相信，盗贼狱讼颇衰”，出现了政通人和的景象。苏轼高兴地说：“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

就在密州政事逐渐步入了正规后，苏轼又想起了弟弟苏辙，来密州做太守的目的就是希望与弟弟苏辙近一点，此时苏辙在齐州（今济南）任判官，兄弟二人相聚不过百里，苏轼和弟弟又三年多时间不见了。然而密州的政事繁忙，民生凋敝，耗尽了苏轼全部精力，加上朝廷激进混乱的新法又让苏轼兄弟都疲于奔命，兄弟俩虽然近在咫尺，却无暇相见。时至又一年中秋夜，苏轼与妻儿，朝云坐在密州寓所的院子里吃团圆饭，皓月当空，苏轼多喝了几杯，不觉想起亲人来，父亲母亲、姐姐八娘、爱妻王弗已经离世，在世的亲人中唯独少了弟弟苏辙。古往今来，月亮总是带着浪漫色彩，很容易启发人们的艺术联想。一钩新月，可联想到初生的萌芽事物；一轮满月，可联想到美好的团圆生活；月亮的皎洁，易让人联想到光明磊落的人格。在月亮这一意象上集中了人类无限美好的憧憬和理想。独在异乡为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此刻苏轼眼里的月亮更代表着对亲人的相思。想着在不远处济南和自己同样思念亲人的弟弟，苏轼让朝云取来纸墨，写下一首《水调歌头》寄于弟弟。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是中秋望月思念亲情的佳作，表达了对弟弟苏辙的无限思念。全词以咏月为中心，表达了人生长久、乐观和美好的愿望。词中运用形象的描绘手法，创造出一个皓月当空、亲人千里、孤高旷远的意境，表达了词人对亲人的思念和美好祝愿，也显示出他在仕途失意时旷达超脱的胸怀和乐观的情致，体现了苏词清雄旷达的风格。上阕通过醉酒问青天、欲飞仙宫又眷恋人间的矛盾心理，暗喻自己致君尧舜理想不得的现实困境；下阕借月圆人缺的自然现象，将个人离愁升华为“悲欢离合自古难全“的哲理认知。结尾“千里共婵娟“以明月为情感纽带，既化解了相思之苦，又彰显出超然物外的旷达胸襟，全词在婉约情思中蕴含着豪放气度，展现出苏轼特有的精神境界。

密州不像杭州，没有西湖，有的只是百姓的饥寒交迫，苏轼在这里找不到可以寄情的山水，也没有可以倾诉的好友，也无法和弟弟见面，苏轼苦闷，沮丧。“白发相望两故人，眼看时事几番新。曲无和者应思郢，论少卑之且借秦。岁恶诗人无好语，夜长鳏守向谁亲。少思多睡无如我，鼻息雷鸣撼四邻。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苏轼《次韵刘贡李公择见寄二首》）。

苏轼一度后悔来到密州，每天一坐到书房，眼前无一不是遮天的蝗虫，满大街的弃婴，百姓凄惨的现状，令苏轼心情烦躁至极。一天，三岁的小儿子苏过跑过来，缠着父亲陪自己玩耍，苏轼烦闷之际，大声呵斥儿子滚一边去，苏过吓得哇哇大哭。妻子王闰之听到孩子的哭声，端过来两碟小菜和一壶酒对苏轼说道：“你啊，怎么比三岁小孩子还要傻呢，整日愁眉苦脸有什么用呢？不如喝杯酒开心开心吧！”苏轼庆幸有这样善解人意的妻子，随后用诗词生动的记录了这件事情。“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我欲嗔小儿，老妻劝儿痴。儿痴君更甚，不乐愁何为。还坐愧此言，洗盏当我前。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苏轼《小儿》）。从小儿这件事后，苏轼学会了自我开解，他在《后杞菊赋》中写道：“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核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在工作闲暇之余，为了排解苦闷的生活，苏轼喜欢带着差役去城外狩猎。一日常山庙宇修成，苏轼带领官员前往常山祭祀。返回途中，苏轼想到北宋年前在河湟对西夏取得的重大军事胜利，便决定顺道在常山狩猎，以此检验官员的体能及军事素养。在狩猎场上，苏轼想到了嘉陵江渡口的落幕英雄郭纶，想到驰骋沙场建功立业的大将军王韶。苏轼热血沸腾，仿佛眼前的狩猎场就是战场，自己正是一名驰骋沙场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苏轼愤笔写下《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猎》是千古传诵的苏轼豪放词代表作之一，苏轼自此开豪放之风。词中写出猎之行，抒兴国安邦之志，拓展了词境，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为词的创作开创了崭新的道路。后又作出利箭射向敌人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局，利用巧妙的艺术构思，把记叙出猎的笔锋一转，自然地表现出了他志在杀敌卫国的政治热情和英雄气概。作品融叙事、言志、用典为一体，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形成豪放风格，多角度、多层次地从行动和心理上表现了作者宝刀未老、志在千里的英风与豪气。

林语堂先生说：“苏轼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苏轼到密州后，眼前民生凋敝，新法妄为，他拼尽全力为民请愿，为民谋利，但又感世事维艰，力不从心。苏轼开始重读《庄子》，年少时读《庄子》，就有一种妙无可言的感觉，如今历经世事，面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再读《庄子》，他如怀至宝，豁然开朗。

密州城北连着密州城墙有一座高台，站在高台上，可以一览密州城内外的景致，但年久失修，高台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在密州蝗灾旱灾得到控制，老百姓安居乐业后，苏轼命人对密州城墙及城北高台进行了修葺，并常登高台一览密州城外的美景。这时苏轼才发现密州城外风细柳斜，半壕春水一城花，山连着山，层连叠嶂，烟雨缥缈，自是一番美景，登上高台有一种心境开阔，万物皆我的感觉。苏辙喜闻哥哥在密州高台上找到了寄情山水的快乐，便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意，写信给哥哥将此台取名“超然台”，并做《超然台赋》，苏轼收到弟弟的信后，遂做《超然台记》。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为求褔而辞祸者，以褔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褔。夫求祸而辞褔，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超然台上话超然，眼见万事皆不难，苏轼自此心境变得更为洒脱，超然于物外，无往而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