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宗苏东坡 第10章 初仕宦途践初心

卷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嘉嘉佑六年（1061年）十二月十四日，经过近一个月的跋涉，苏轼一家顺利抵达凤翔府。凤翔位于陕西西部，素有“凤凰名于岐，翔于雍”的传说。古时，凤翔曾被称为陈仓、雍州、西岐，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典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便源于此，汉高祖刘邦由此出陈仓与项羽展开楚汉争霸，诸葛孔明六出岐山逐鹿中原也在此地。凤翔不仅是炎帝故里、青铜器之乡，还是佛骨圣地、神火之乡，镇国之宝石鼓、毛公鼎等珍贵文物均出自于此。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凤翔南通巴蜀，西达西域，堪称交通要冲。苏轼在凤翔期间，曾创作《凤翔八观》《石鼓歌》等诗词，生动描绘了凤翔的秀丽风光。

苏轼在凤翔的第一任上司，亦是其仕途的启蒙导师，乃知府宋选。宋选，字子才，籍贯郑州荥阳，进士出身，早年曾在京城任职，与司马光、韩宗彦共事于三司幕僚。在宋朝，凤翔知府为正四品官职，位居凤翔最高行政长官之列，而苏轼担任的通判兼大理评事则为正八品，官阶较宋选低四个品级。尽管如此，苏轼与宋选同样是由皇帝亲自任命。通判的主要职责是辅佐知府处理政务，并对其进行监督，某些重要事务甚至需由知府与通判共同签署方能生效。根据宋朝规定，通判有权越过知府，直接向朝廷和皇帝汇报工作。这种通判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朝廷设在州府的耳目，通判也因此成为朝廷监督州府的重要工具。

宋选原本是工部官员，尽管职级不低，但在工部主要负责仓库管理，缺乏地方治理的实际经验。宋选性格宽厚温和，加之苏轼早已声名远扬，且正值年轻力壮，因此宋选对苏轼极为倚重。苏轼提出的各项政事，宋选无不采纳。在仕途初期，通判与知府的协作默契，堪称珠联璧合。苏轼在宋选麾下工作，如鱼得水，得心应手，不久便成功办成了几件令人瞩目的大事。

凤翔作为宋朝南北交通的枢纽，吸引了南来北往的士农工商在此汇聚。在宋朝，像凤翔这样的交通重镇，通常设有由政府出资修建的馆驿，以供往来的仕子和商人休息。六年前，苏轼进京赶考途径凤翔时，因馆驿破败不堪，不得不借宿寺庙。苏轼一到凤翔，便前往馆驿进行实地考察，发现馆驿依旧破败，已然荒废，于是上书知府宋选，建议立即修葺馆驿。宋选比苏轼早一年到凤翔上任，一直有意为凤翔办几件实事，但因当时宋朝“三冗”问题凸显，官府办事效率低下。见苏轼主动牵头，宋选立即应允，拨款修复馆驿，重塑凤翔的城市形象。在宋选和苏轼的共同主导下，馆驿很快焕然一新。苏轼为感念宋知府的支持，特作《凤鸣驿记》以广为宣传。

始余丙申岁，举进士，过扶风，求舍于馆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于逆旅。其后六年，为府从事，至数日，谒客于馆，视客之所居，与其凡所资用，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富人宅，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皆乐而忘去。将去既驾，虽马亦顾其皂而嘶。余召馆吏而问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兴工，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万六千，木以根计，竹以竿计，瓦甓坯钉各以枚计，稍以石计者，计二十一万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闻而心善之。其明年，县令胡允文具石，请书其事，余以为有足书者，乃书曰：“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安则乐，乐则喜从事，使人皆喜从事，则天下何足治欤？”后之君子，常有所不屑，苟有所不屑，使之居其所不屑，则燥，否则惰，躁则妄，惰则废；既妄且废，则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于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计其所历而累其勤，使无龃龉于世，则今且何为矣，而犹此官哉？然而未尝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风也，视其兀臬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传舍而已，事更有小于传舍者，公未尝不尽心也。常食刍豢者，难于食菜；常衣锦者，难于衣布，常为其大者，不屑为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贵乎恺弟者，岂非从不择居而安，安则乐，乐而喜从事欤？夫修传舍，诚无足书者，以传舍之修，而见公不择居而安，安而喜从事者，则是真足书也。

“尝食刍豢者难于食菜，尝衣锦者难于衣布，尝为其大者不屑为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贵乎岂弟者，岂非以其不择居而安，安而乐，乐而喜从事欤？”这段话揭示了天下人的通病：一旦经历富贵，便难以安于贫贱；曾经担任要职的人，往往不屑于做小事。而《诗经·大雅》中提到，只有德行深广的君子，才有资格成为百姓的父母官。身为官员，唯有从小事着手，方能最终实现天下大治。

从这篇落地凤翔时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初入仕途的苏轼心怀天下大治的远大抱负，而他选择的实现路径正是从小事做起。此时的苏轼，虽年纪轻轻，却已名动京师，以京官身份担任州签判，类似于现今的公务员下基层锻炼。他满怀憧憬和政治抱负，秉持为国为民办实事的原则，尽己所能地做事。因此，这一时期的苏轼热情洋溢、踌躇满志、洒脱自信、处事干练，丝毫未沾染仕途中人唯唯诺诺、趋炎附势、明哲保身的陋习。他直言不讳，见不合规之处即改之，一心致力于成就一番事业，实现出仕济世的宏图大志。

在修葺馆驿后，苏轼在凤翔接连有干了几件顺民心的事。一是改革凤翔的衙前役制度，凤翔府每年要定时将秦岭南山的木材通过水路运往汴京。这是项靠天吃饭的苦差事，招来的水手干这个活，弄不好不仅赚不到分文，还可能因水路凶险翻船丧命，或因遗失木材赔得倾家荡产，甚至最后远走他乡沦为盗贼，弄得百姓苦不堪言。苏轼在遍访老吏后向时任宰相韩琦上书《凤翔到任谢执政启》，提出现有衙前役制度的破坏力，并提出建议让被招用的水手自行根据黄河水势，按时令“编木筏竹”，这一改革措施实施后，出事的概率下降了一半。不仅保障了水手的财产和生命安全，还提高了当地政府运送任务的达成率。二是为农民减税。到凤翔后，苏轼才真正发现现实和理想背道而驰，陕西百姓非常贫穷，苛捐杂税、徭役负担甚重，基层官员巧立名目，对百姓层层盘剥，就连百姓家中的瓮、釜、甑等廉价日用品都要估价缴纳科役钱，朝廷明令百姓欠官税无力偿还的可酌情减免，但下层官吏不仅不施行，反倒乘机勒索贿赂，苏轼上书时任三司使的蔡襄，要求酌情减免，并实际上按律为平民减免所欠官税。此外还建议朝廷出台利民政策，将茶、酒、盐等生活必需品由官卖变为民卖，限制官府垄断，增加百姓收入。为此，苏轼还获得了百姓赞誉为“苏贤良”，苏轼在凤翔这段亲身体验民间疾苦的经历也是后来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加重老百姓负担的原因。三是疏浚东湖。在凤翔时，苏轼水利治理的才干就显露出来，当地主要水域叫“凤饮池”，由于干旱少雨。苏轼到时，凤饮池已经淤塞多时，苏轼组织官员挖掘疏浚拓宽水面，从城西北凤凰泉引入泉水，又种植植柳，修桥建亭台，不仅改善了水质，还为凤翔塑造了一座风景优美的景点，后改名为“东湖”流传至今。四是苏轼呕心沥血为民求雨，在古代由于科技还不十分发达，对下雨这件事人民都认为是神灵的力量，苏轼到凤翔的第二年，凤翔大旱，宋选便委托苏轼代其去求雨。求雨需去秦岭最高的太白峰，据当地老百姓讲，求雨只有去太白山顶拔仙台离天最近的地方求雨才会灵验。在太白山顶有一道士庙，庙前有一小水塘，传说雨神龙王就居住在其中。往往祈祷神灵的事最重心诚，苏轼在出发之前斋戒三日，沐浴更衣，并诚心诚意的写了一篇言辞恳切的祈雨祝文。苏轼在祈雨祝文中说：“维西方挺特英伟之气，结而为此山，惟山之阴威润泽之气，又聚而为湫潭，瓶婴罐勺，可以雨天下，而况于一方乎？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为生者，麦禾而已。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继，盗贼且起，岂惟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亦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圣天子在上，凡所以怀柔之礼，莫不备至，下至于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岂有他哉？凡皆以为今日也，神其盍亦鉴之？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以无失愚夫小民之望。尚飨。”仿佛苏轼初入仕途是有求必应，连老天爷都愿意帮苏轼。太白山求雨的傍晚，果然电闪雷鸣，瞬间下起了倾盆大雨，大雨一下就是三天，田间快干涸的禾苗有挺了起来，老百姓欢呼雀跃。看到老百姓来年的收成又有了保障，宋选和苏轼都很高兴，适逢苏轼在住所刚刚修建了一座亭子，苏轼便将亭子命名为喜雨亭，还写了一篇《喜雨亭记》刻在亭子的石碑上。

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亭者，皆雨之赐也。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一雨三日，繄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宋选对苏轼温厚与知人善任让苏轼这个初入仕途的年轻人颇有幸遇之感，苏轼在《和子由除日见寄》一诗中心写到：“兄今虽小官，幸忝佐方伯”。以及苏轼在《东湖》中也写到“予今正疏懒，官长幸见函。”均表露出他对宋选对自己的赏识和事业的支持表示感谢，后来苏轼也曾对宋选的儿子宋杰说：“某初仕即佑先公，蒙顾遇之厚，话及畴昔，良复慨然”。

苏轼与宋选愉快地合作了两年，宋选因在凤翔政绩卓越而高升调离。宋选离开后，凤翔迎来新任知府陈希亮。陈希亮，字公弼，四川眉州青神人，与苏轼同乡。据陈希亮所言，他与苏轼家是故交，按辈分苏轼应称其为爷爷。在陈希亮到任前，苏轼与前任知府宋选共同完成了几件深得民心的大事，使得苏轼在凤翔百姓心中的威望达到空前高度，这不禁让苏轼有些飘飘然。

陈希亮上任不久，察觉到苏轼的些许傲气，便有意磨炼这位孙子辈的小老乡。苏轼因修建东湖造福百姓，获封“苏贤良”的称号，无论官吏还是百姓都如此称呼他，苏轼对此也颇为受用。然而，陈希亮对此极为不悦，为整顿官场阿谀之风，他在一次府务会上明确强调，今后不得以“贤良”等称呼官员，一律以官职相称，显然暗指苏轼。苏轼本性豁达，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

某日，一小吏进府报告工作，见苏轼在场，随口道：“苏贤良也在啊！”陈希亮顿时怒不可遏，厉声斥责：“我早已吩咐不得称苏通判为苏贤良，你难道不知？拖出去，打二十大板！”目睹小吏因自己受罚，苏轼急忙为其求情，但陈希亮坚决不允，执意施罚。此事令苏轼颇感颜面尽失，自此与陈希亮结下梁子。

陈希亮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外表显得格外严肃，常常用锐利的目光审视对方，给人带来一种无形的压迫感。然而，陈希亮却是一位嫉恶如仇、深受百姓赞誉的好官，心中始终装着老百姓的利益。他曾将鱼肉乡里的近百名男巫遣返回乡，也曾将道德败坏的恶僧绳之以法。苏轼听闻陈知府的这些善举，对他抱有极大的期望。

苏轼本就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苏贤良的事情很快便被他抛诸脑后。他渴望辅佐陈希亮，共同完成几件利国利民的壮举。无奈陈希亮似乎有意针对苏轼，苏轼连续提交的数篇关于发展凤翔的建议，要么被束之高阁，要么被退回要求反复修改。苏轼对此感到困惑，考虑到陈希亮是苏家的旧交，冤家宜解不宜结，他决定亲自去找陈希亮沟通。

于是，苏轼直接前往陈希亮的家中，谁知他去了三四次，每次都等候多时，陈知府却连面都不露。苏轼尴尬至极，最终写下《客位假寐》一诗，生动描绘了当时的尴尬情景。

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

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

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苏轼担任的大理评事一职属于京官，与陈希亮的知府职位一样，都是由中组部直接管理的干部。陈希亮多次对苏轼进行打压，年轻气盛的苏轼于是决定与陈希亮对抗。不久后的中元节，按照惯例，各级官员都应参加由知府召集的聚会，但苏轼一气之下拒绝出席。结果，陈希亮毫不留情，当众宣布对苏轼处以八斤铜的惩罚，令苏轼颜面尽失，尴尬至极。然而，很快苏轼便抓住了一个报复陈希亮的机会。陈希亮为欣赏凤翔风景，在府衙后院建造了一座高台，命名为凌虚台，并请苏轼撰写文章以记其事。苏轼立即挥毫泼墨，写下一篇诙谐幽默的《凌虚台记》，借此讽刺那位屡次让自己不快的陈知府。

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既以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苏轼原本以为陈希亮会因自己的文章而大发雷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位严肃的官员阅毕不禁失笑，对身边的人说道：“我与苏家世代交好，我对苏洵视如己出，苏轼就如同我的孙子一般。我之所以对他严加管束，是因为他年少成名，恐其骄傲自满，断送前程。我本意是想好好磨砺他一番，没想到这孩子竟当真了。”于是，他命人将苏轼所撰写的《凌虚台记》一字不差地刻在凌虚台的石碑上。苏轼闻听此事，深感惭愧。后来，他在官场中历经沉浮，逐渐领悟到陈希亮的良苦用心，便重新撰写了一篇《凌虚台记》，以此向这位老上司表达歉意。

才高多感激，道直无往还。

不如此台上，举酒邀青山。

青山虽云远，似亦识公颜。

崩腾赴幽赏，披豁露天悭。

落日衔翠壁，暮云点烟鬟。

浩歌清兴发，放意末礼删。

是时岁云暮，微雪洒袍斑。

吏退迹如扫，宾来勇跻攀。

台前飞雁过，台上雕弓弯。

联翩向空坠，一笑惊尘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