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宗苏东坡 第28章 在惠州痛失朝云

《庄子·内篇·齐物论》中有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佛陀亦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锦瑟无端，看似无常，然而世间一切因缘际会，皆在定数之中。”每个人身处俗世，皆难以逃脱因果报应与轮回法则。你可以不认命，但你无法否认世间因果的存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将来都会回报你，只不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熟读庄子、深谙佛理的苏东坡，无论如何也未曾料到，只因自己对好友章惇无意间的一次落井下石，竟会招致对方如此惨烈的报复。以至于后来，苏东坡感慨道：“来生再也不要结识章惇这样的人。”

章惇对苏东坡的报复并未因将苏东坡贬至惠州后而停止，他不仅意图在政治上驱逐苏东坡，更欲置其于死地。当章惇得知苏东坡安全抵达惠州并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后，心中甚是不解气，整日思谋如何彻底除掉苏东坡及其兄弟苏辙。一日，他在朝廷的官员名册上瞥见了程之才的名字，顿时灵光一闪，一个恶毒的计谋在脑海中浮现。章惇深知苏程两家素有宿怨，何不借此机会“借刀杀人”？于是，他迅速启用素有悍吏之称的程之才，任命其为广南提刑官。在程之才赴任广东之前，章惇亲自面见，明确指示其在广东务必加紧处理苏东坡“谤讪先帝”的罪名。

提刑，亦称巡按大臣，代表朝廷巡视地方，握有揭发奸佞、整顿官吏的大权。当得知程之才即将莅临广东，广东一带的地方官员无不心神不宁，皆因程之才素以铁面无私、手段严苛、勇于任事而著称。苏东坡与程之才的“狭路相逢”，亦令苏东坡深感忧虑，不禁捏了一把冷汗。苏东坡深知程之才与自家旧怨颇深，此次程之才必定是带着章惇特殊使命而来，自己恐怕凶多吉少。

惠州位于广东南部，昔日被视为蛮荒之地。然而，惠州亦拥有西湖，也称丰湖，宛如一条江横亘于城外，导致城内外百姓进出需绕湖而行，极为不便。苏东坡游览惠州西湖时，目睹以西枝江与东江交汇为界，惠州城与归善县城隔江相望的景象。唯一的通道——丰乐木桥，因长年风雨侵蚀，早已破败不堪，虽屡次修复，却频遭损毁。无奈之下，百姓只得依靠小船渡江。然而，岭南多雨，江水湍急且涨落无常，城东渡口的小舟常因超载而倾覆，“覆溺之险”如阴云般笼罩着民众。在频繁往返于合江楼与嘉祐寺的日子里，苏东坡亲眼所见渔人赤脚蹚水过江的艰辛，以及樵夫为绕路渡江而跋涉数里的劳苦，便产生了仿效杭州西湖筑堤的做法，修建一条贯穿城内外的堤坝，并修两座桥连接西枝江与东江。然而，身为“罪臣”的苏东坡虽胸怀壮志，多次上书惠州知州，却均未获回应。程之才的到来，为苏东坡带来了治理西湖的希望。苏东坡闻知程之才赴任广州，便委托好友侯晋叔前往问候，借此探听其态度。侯晋叔回报，程之才对苏东坡的处境颇为关心，并无落井下石之意。

于是，苏东坡给程之才写了封短信，表达了对他的问候：“长官来，伏承传道，倘获一见，慰幸可量……”此时，关注兄长命运的苏辙来信告知，他在湖口见到了程之才的儿子和媳妇，得知程之才对苏家并无恶意，仍存关怀之心。苏东坡因此有了底气，再次致信程之才，称其为“老兄”，期盼相见，但坦言以罪臣身份，恐不便相迎，希望程之才能出于骨肉亲情，“不责末礼而屈临之。”程之才回信表示，他对两家陈年嫌隙郁结于心，苦无机会沟通，深感遗憾。苏东坡看信后大喜，当即复书：“老兄亦不免如此，蕴结之怀，非一见终不得解也。”

听闻程之才将于三月初到惠州，苏东坡命苏过前往江边迎接。程之才抵达惠州次日，便前来探望苏东坡，并带来丰厚的礼品。这对情同手足的童年朋友、表兄表弟，曾经的姐夫和妻弟，接近四十年老死不相往来，如今在离乡万里的岭南重逢，历经宦海沉浮，血浓于水的亲情更显珍贵。苏东坡与程之才彻夜长谈，冰释前嫌：“世间谁似老兄弟，笃爱不复相疵瑕。”

苏东坡陪同程之才游览西湖，指出西湖无桥给惠州百姓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并畅谈他的治理方案：从湖对面的孤山脚下筑一长堤，将西湖分为两片，既抬高上游水位，灌溉良田千顷，又控制下游水位，并在西湖与惠州城之间及惠州东门外的东江上各架设一桥，以解除惠州的交通障碍。程之才听闻感动不已，握着苏东坡的手说：“表弟身处逆境，尚能心系国家百姓，实属难得，我岂能推辞？”苏东坡真诚回应道：“这也是兄长为国分忧的大业啊。”随后，苏东坡亲往程之才下榻的三司行衙回拜，多次与表兄会于合江楼。他以拳拳为民之心，再次向程之才提出为西湖筑堤修桥，解决农民饥年生活困难的要求。

程之才为助苏东坡实现“两桥一堤”的宏愿，致信惠州知州詹范，以提刑名义督促官府加紧修建西湖堤和两座桥。惠州拨府库三千万钱，启动堤桥修建工程。苏东坡带头募捐，将皇帝赐予的犀带捐出，惠州社会各界闻讯纷纷响应。苏东坡被惠州知州聘为总指挥，亲自设计并监督施工。工程竣工后，湖水清波浩渺，绿柳拥岸，舟辑穿梭于堤孔，宛如画中美景。惠州全城百姓同庆，“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为纪念苏东坡，惠州百姓将此堤命名为“苏公堤”。

除了致力于解决惠州的交通问题，苏东坡还特别关注惠州的农业生产。他在武昌时曾目睹农民使用秧马进行插秧，这种工具允许农民坐在其上操作，不仅能提升插秧效率，还能有效减轻插秧者弯腰劳作的痛苦。基于这一见闻，苏东坡在惠州积极推广这种先进的农业工具。绍圣二年（1095年）四月，衢州进士梁琯即将返回浙江，苏东坡将《秧马歌》口授于他，并希望他将这一技术带回浙江，造福当地百姓。绍圣三年（1096年）五月，翟东玉前往龙川担任县令，途经惠州时拜访苏东坡，请求获取秧马的图式，苏东坡为此作跋，赞誉其“志之在民”。通过这些不懈的努力，苏东坡凭借个人力量，成功推动了秧马技术的广泛传播。

绍圣二年（1095年）八月，惠州粮食丰收，米价大幅下跌。然而，官府为减轻漕运压力，征收田税时只收钱不收米，导致岭南地区出现钱荒，农民不得不多卖粮食才能凑足税款。苏东坡在给表兄程之才的信中反映惠州“米贱已伤农”的现状，并引用朝廷“丰则约米，歉则约钱”的规定，建议程之才与相关官员商议，允许农民在交税时粮钱两便，或按低粮价收税，既完成赋税征收，又缓解农民的困境。

苏东坡在惠州还做了许多惠民实事。他建议放粮赈灾，设立临时居所，防止抢劫，甚至考虑到维持市场货源，避免官府以重建衙门为借口强征民力民财。他观察到惠州驻军的营房散布在市井民居之间，便提出建议，划地集中建造了三百间营房，使百姓免受骚扰。苏东坡还广泛施药、救死扶伤，助力减轻赋税，推广水力碓磨等中原先进耕作技术，促进生产发展，为贫病无医的百姓送医送药，解除他们的病痛。

更为难得的是，苏东坡还运用自己在杭州修复六国井的经验，为广州设计了最早的“自来水”系统工程。他了解到广州市民饮用水多为咸苦的海水，春夏疾疫时，百姓常患病，于是建议在蒲涧山滴水岩下建造大石槽，引水通过五根大竹管，接口处用麻缠漆涂，随地势高低，直通城中。他还详细介绍了接水、分引、散流、巡觑、修葺、经营、维护的方法，并推荐道士邓守安担任技术顾问。这项工程建成后，使“一城贫富同饮甘凉”，百姓喝上甘甜的山泉水，纷纷歌颂苏东坡的德政。

由于苏东坡被贬官，没有固定的官邸居住，他初到惠州时，遭遇了“两徙合江楼，两迁嘉祐寺”的困境，居无定所的漂泊感令他深感不安。他写下“蔬饭藜床破衲衣，扫除习气不吟诗”的诗句，将这一切遭遇归咎于自己满腹不合时宜的诗词。绍圣二年（1095年）冬，朝廷公开宣布“元祐臣僚，一律不赦”，苏东坡得知自己“永不叙复”，北归的希望彻底破灭。他开始在惠州寻找地方建造房屋，将惠州视为终老之地。绍圣三年（1096年），苏东坡在白鹤峰买下数亩白鹤峰观旧址。当年六月，他派遣儿子苏过前往河源伐木作梁，自己则留守白鹤峰，事必躬亲，“费用百端，独力干办”。白鹤峰新居为两进三间，中有天井，四周环绕廊庑，共有房屋二十间。左侧为客厅“德有邻堂”，并亲自题榜；右侧为书房，取名“思无邪斋”。宅院内外种有松、柏、柑、橘、柚、荔、茶、梅等树木。此外，还有“睡美处”“来问处”两处小斋。珠池、墨沼分列“娱江亭”左右，并有小圃，建“悠然亭”。

然而，苏东坡在惠州终于安顿下来，但无情的命运再次向他袭来。绍圣三年（1096）七月，陪伴苏东坡二十二年的王朝云不幸染疫病逝，年仅34岁。

苏轼与侍妾朝云的相识，缘起于杭州西湖。在一次西湖的宴饮中，朝云以歌女身份亮相，当时她年仅十二三岁，正值豆蔻年华，娇美动人，能歌善舞，散发着一种独特的清新雅洁气质，深得苏轼青睐。妻子王闰之得知后，便在熙宁六年（1073年）将朝云从歌舞班中买下，纳入苏家为侍女。苏轼为朝云写下了不少诗词，在这些作品中，朝云宛如仙子般飘逸脱俗，不染尘埃，“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待歌凝立翠筵中，一朵彩云何事下巫峰。”“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

小朝云深得苏轼和王闰之的喜爱与善待。苏轼常耐心地教她读书识字、写诗作文、练气学佛。朝云在佛学上展现出非凡的悟性和灵性，与苏轼心有灵犀。渐渐地，朝云成了最懂苏轼的人，成为他一生的红颜知己。相传有这样一则故事：一次饭后，苏轼与家人朋友散步，他捧着自己的大肚皮问旁人：“你们知道我肚子里都装的是什么吗？”众人皆言是文章才学，唯有朝云答道：“苏轼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听后捧腹大笑，感慨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毛晋所辑《东坡笔记》）

元丰三年（1080年）五月末，苏轼被贬黄州半年后，朝云与王闰之一起被苏辙护送至黄州，陪伴苏轼。这一年，在妻子王闰之的安排下，苏轼正式纳王朝云为妾。

绍圣元年（1094年），59岁的苏东坡被贬至惠州，32岁的朝云不离不弃，执意相随。苏东坡感慨道：“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幸好有朝云者，随予南迁。”抵达惠州不久，苏东坡便作《朝云诗》：“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元；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板旧姻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山**仙。”诗中赞美朝云生死相随，情深意笃，将她比作散花天女维摩，称其有禅性，善解人意。

在惠州，朝云体弱多病，终日与药为伴，“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她皈依佛门，拜尼姑义冲学佛，并与东坡一同修建放生池。朝云在惠州度过的两个生日，苏东坡均有诗词相贺，用“水光都眼净”“山色总眉愁”“朱唇箸点”“敛云凝黛”“天容水色”“发泽肤光”等优美的字句，赞美朝云的“好事心肠，著人情态”。一日，苏东坡叫朝云吟唱他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朝云唱至“枝上柳绵吹又少”时，心疼苏东坡的坎坷人生、感念苏东坡的旷达，恸哭不能自已，她说：“所不能竟（唱完）者，‘天涯何处无芳草’句也。”朝云逝后，苏东坡竟“终生不复听此词”，且未再娶。后人托名苏东坡撰联：“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更思卿。”

苏东坡将朝云葬于惠州西湖栖禅寺东南（今西湖孤山），并亲撰《墓志铭》，赞她“敏而好义，事先生忠敬若一”。孤山栖禅寺僧人在王朝云墓前筑纪念亭，因朝云生前学佛，临终诵《金刚经》偈语：“一切有如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故名“六如亭”。

在惠州的两年零八个月里，苏东坡迎来了诗文创作的又一高峰，共计创作了接近篇（首、幅）佳作，成为仅次于黄州的又一创作巅峰。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苏东坡旷世奇才的恣意抒发，更是惠州风物的生动写照，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

苏东坡初抵惠州，尚未到任，便与幼子苏过一同“便向罗浮觅稚川”，开启了罗浮山一日游，并连夜创作了6篇散文和一首诗歌，盛赞罗浮山朱明洞不愧为“蓬莱第七洞天”。此后，苏东坡一直心驰神往，期待再游罗浮山，虽未能如愿，却先后写下了近30篇赞咏罗浮山的诗文。其中，“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食荔枝》）最为脍炙人口，成为推介罗浮山乃至惠州的绝佳广告词。

除了罗浮山，苏东坡还多次游览白水山（今汤泉景区），创作了《记游白水岩》《白水山佛迹岩》《咏汤泉》《佛迹石》等诗文。他在《佛迹石》一诗中写道：“汤泉吐焰镜光开，白水飞虹带雨来。胜地钟灵传异事，巨人留迹寄苍苔。”这些作品使白水山声名鹊起，吸引了唐庚、杨万里、宋湘等名家纷纷循迹而来，并留下传世佳作。

苏东坡对惠州西湖更是情有独钟。他不仅在白天游览，还喜欢夜游，甚至通宵达旦。他在《江月五首?引》中写道：“予尝夜起登合江楼，或与客游丰湖（即西湖），入栖禅寺，叩罗浮道院，登逍遥堂，逮晓乃归。”

在惠州度过第一个中秋节后的次月，再度月圆之时，苏东坡写下《江月五首》，留下“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正似西湖上，涌金门外看。冰轮横海阔，香雾入楼寒。停鞭且莫上，照我一杯残”的千古佳句，将丰湖月夜美景媲美杭州西湖。绍圣二年（1095年），在惠州过的第一个端午节，苏东坡身居异乡，感念王朝云的不离不弃，写下《浣溪沙?端午》：“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这首词不仅追溯了惠州宋代的端午习俗，还见证了苏东坡与朝云的浪漫爱情，最后一句“佳人相见一千年”尤为动人，为惠州留下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佳话。

绍圣二年中秋，抱恙在身的苏东坡在合江楼上度过了一个平静安和的中秋，虽未写下“中秋诗词”，但在诗文、书信中流露出“北归中原”“复得生见岭北江山”的愿望。而绍圣三年（1096年）中秋，北归无望的苏东坡坚定了“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决心，后来以一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表达豁达超然之心境，其中“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更是表达了对患难与共的王朝云不幸病逝后的深切悲凉及哀痛，令人动容。

在松风亭下见荆棘中盛放的野梅，苏东坡挥毫写下“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蜑雨愁黄昏。长条半落荔支浦，卧树独秀桄榔园。岂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艳排冬温。松风亭下荆棘里，两株玉蕊明朝暾。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扣门。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松风亭下梅花》）。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苏东坡的文学才华，更体现了他的悦生恶死的人生态度和思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