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宗苏东坡 第27章 贬惠州原为岭人

《庄子·大宗师》曰：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拒。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頯。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

《庄子·大宗师》又曰：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世道无常，人心难测，我们不敢保证，自己生活的水塘不会干涸，身边的朋友不会背叛自己。既然生而为人，就不要让自己的人生，成为别人的附属品。杜甫曾与李白结伴而行，两人一同寻找传说中的仙人，好不快活。杜甫一生都很崇拜李白，欣赏他的文学天赋和才华。可惜我心向山，君心向水，他们终究挥手而别。尽管杜甫很怀念李白，写出无数诗篇赞赏这位老友，但这并不代表他要因崇拜而失去自我。能写“白也诗无敌，飘然似不群”的自然也能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在庄子的观念中，找到自我，这是人生的第三重境界。找寻自我的路途，注定是一场孤独且布满荆棘的苦旅。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不能与自己相处，就不会懂得和别人相处。内心世界如彩虹般美丽的人，才会令人久处不厌。我们可以结伴走过千山万水，但人也需要独自仰望星空。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正如庄子所言：“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人快乐的根源在于不滞于物，不困于心，不乱于人。人生就是一场修行，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身体可以在现实的风雨中艰难起舞，心灵却要插上自由的翅膀。

忘却朝堂的纷争吧，忘却仕途的不如意吧！不滞于物，不困于心，不乱于人。人生最大的修行是放下希望，面对这次的遭遇，苏轼成为了庄子笔下的真人，他显得异常平静，再也没有乌台诗案时的恐慌。从定州出发，苏轼一路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游玩就游玩，完全将贬官之旅当作一场愉快的旅行。在离开定州之前，苏轼将家人悉数送回了常州，仅留下次子苏过和朝云陪伴自己前行。

越过太行山时，苏轼不禁想起了当年韩愈贬谪潮州，写给侄孙韩湘子的那首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五十九岁的苏轼，年老体弱，此去英州四千余里，稍有不慎便可能客死他乡。途中，苏轼尚未走完通往岭南的一半路程，朝廷却已四次修改了对他的贬责诰命，最终落得个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苏轼此次被贬，完全是昔日好友章惇报复个人私仇所致。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亲政，这位刚成年的少年天子似乎要将积压在心中十余年的不满和愤慨一朝全部爆发。他上午亲政下午就推翻了祖母高太后的一切安排，并给高太后扣上“老奸擅国”的骂名。若非众大臣劝阻，这位由高太后一手提携的少年差点要将高太后开棺鞭尸。第一天便驱逐旧党，将吕大房，范纯仁，苏辙几位宰相尽数罢免，启用新党，此时已准备安度晚年的章惇被重新启用为宰相。

章惇重返相位后，着手恢复此前被废除的一系列新法，同时，他并未忘记复仇。事实上，在章惇即将担任宰相之际，各类攻击旧党的奏章已纷纷递上，且大多数奏章的矛头直指苏轼。朝野上下皆知，章惇心中最恨之人是谁。早在哲宗亲政前，政治嗅觉向来不甚敏感的苏轼就嗅到一股不寻常的火药味，主动上书请求辞去包括礼部尚书在内的一切朝廷官职，外放为地方官。

苏轼已预感到一场针对自己的风暴即将来临，却未料到这场风暴竟如此猛烈。在一封封弹劾奏章的连番攻击下，苏轼很快被革去所有中央职务。原定前往河北定州任职的他，现被改派至遥远的广东英州。59岁的苏轼在前往英州的途中，追贬的命令再度降临，认为其“罪大责轻”，将他改派至更为偏远的惠州。给苏轼带来困扰的不仅仅是近乎流放的贬官经历，他还发现，每到一处，凡当地官员热情接待或给予帮助者，不久后皆遭贬官或调离；而朝廷派来巡视的高级官员，无一例外，都是他昔日的冤家对头。换言之，有人不仅意图搞垮他，还欲借他人之手置他于死地。苏轼心知肚明，这一切幕后的那只黑手正是章惇，因为所有针对苏轼等“元祐党人”的贬谪命令，最终都必须经过他的首肯。

苏轼与章惇原本交情深厚，章惇在乌台诗案中曾为苏轼仗义执言，不惜触怒时任宰相王珪。当众多好友因畏惧牵连而纷纷疏远苏轼时，唯有章惇不顾众人目光及个人政治前程，写信慰藉苏轼。苏轼在回信中感慨道：“轼自获罪以来，不敢再涉人事，即便是骨肉至亲，也未敢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关怀备至，忧爱深挚，感慨难以言表。”章惇不仅给予精神上的慰藉，苏轼亦坦诚：“一旦遭遇患难，再无他人相怜。唯有子厚（章惇字子厚）平日赠我药石，于困厄之际又施以援手，真乃与众不同。”章惇雪中送炭的义举，令苏轼由衷赞叹：“子厚奇伟绝世，实乃一代异人。至于功名与将相之位，不过是其余事。”如果说此前苏轼与章惇仅是彼此钦佩的文人之交，那么经历乌台诗案后，二人可谓患难与共的挚友。

然而，为何这对患难之交会反目成仇？这一切的根源还在于北宋朝堂上那水火不容的党争。这似乎验证了那句“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苏轼与章惇反目的导火索，竟是苏轼的弟弟苏辙。1085年，神宗驾崩，年幼的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反对新法，重启保守派人物，核心人物包括司马光、范纯仁、苏辙。苏轼也因此重回权力中心，而章惇因属变法派，地位动摇。

哲宗登基初期，新旧党争曾短暂胶着。但章惇深知变法派已失去皇帝的支持。为维持变法成果，他仍挺身而出，与司马光公开辩论。不善辩论的司马光不敌思路敏捷的章惇，一败涂地，甚至请苏轼传话，请求章惇勿公开羞辱他——由此可见章惇言辞之犀利，也可见当时苏轼与章惇关系尚好。然而，随着高太后态度日益明确，新党地位急转直下，章惇成为首要攻击目标，各种恶毒参奏如潮水般涌来。

章惇虽久经风浪，却在一道奏折前彻底崩溃——那是苏辙递交的《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明确提出应罢免章惇枢密使职位。章惇未料到，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刻，参与落井下石的竟是苏辙。苏辙参奏章惇，是否顾及苏轼与章惇的友情？苏轼是否事先知情？章惇的推理不无道理。苏辙奏章递上后，苏轼保持沉默。

章惇难以接受这一事实——当年乌台诗案中，他赌上自己的政治生命为苏轼作保，换来的却是如此落井下石。苏辙上奏五天后，章惇被罢免枢密使，逐出朝廷，贬至汝州。

然而更令章惇气愤的是苏轼这时无意中给章惇狠狠的补了一刀。苏轼上了一道奏章《缴进沈起词头状》，指责王安石“谋求边功，草菅人命”，连带章惇，说他招降五溪边民，加剧“结怨交蛮，兵祸连结”。此事背景是：王安石和章惇主张对西夏等国强硬，司马光一派主张求和，苏轼支持司马光，反对王安石，连带章惇。事实上，章惇收服五溪边民，扩大北宋版图和税收，是利国利民之举，章惇亦以此自豪。但当年曾赞扬章惇“功名谁使连三捷”的苏轼，却在章惇落难时说出这些话，章惇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失势的章惇在旧党攻击下无力还手，只能请求罢官，提举凌霄宫——去杭州管理道观，这是个清闲的养老职位。之后，章惇父亲过世，守丧期间，旧党对他攻击尚不未停止。章惇在诗中自嘲：“洞霄宫里一闲人，东府西枢老旧臣。”但他毕竟不是苏轼，内心孕育的是复仇的怨恨，等待的只是时机。

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十年后，章惇终于等来复仇机会。绍圣元年（1094年）三月，章惇先贬苏辙至汝州，报复当年苏辙上书贬他至汝州之举，后又三次贬谪苏辙，直至最偏远的雷州。

然而，章惇未料到，十几年后，哲宗驾崩，徽宗登大统，自己因言徽宗轻浮反对徽宗登基，徽宗继位后，章惇立马丢官，被贬越州，随后命运与苏辙相似，被不断参奏“罪大责轻”，贬谪层层加码，最终贬至雷州，尝尽苏辙当年滋味。

报复完苏辙，章惇很快报复苏轼。四月下旬，借殿中侍御史弹奏苏轼任翰林学士时所作文字“讥斥先朝”之机，章惇奏请哲宗罢苏轼定州任，以左朝奉郎贬知英州。尚未到任，章惇又几改诏令，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五十九年恍若一梦，天涯流落，泪眼横斜。岭南，在当时被视为瘴疠横行的蛮荒之地，唯有“罪大恶极”的官员才会被贬谪至此，许多人一去不返。南下的路途长达数千里，黄沙漫漫，风涛险恶，令人难以言尽。苏轼平生不擅长积蓄财富，一路行来，很快便囊空如洗，不得不绕道至汝州投奔苏辙，借得七千缗钱款，才得以继续前行。

和往常一样，面对命运的迎头痛击，苏轼在短暂的沮丧后，迅速调整了心态。更何况，眼前缓缓展开的是他从未涉足的奇异风景。江云漠漠，桂花湿润；海雨翛翛，荔枝燃然。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苏轼《船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

船行至清远，一位顾姓秀才向苏轼细述惠州的山川风物之美，顿时勾起了苏轼的强烈好奇心。十月二日，抵达惠州，苏轼惊讶至极，分明是初来乍到，却深感似曾相识，甚至无需向导，便能自如穿梭于陌生的街巷。或许，伟大的灵魂不舍世间缱绻羁绊，常在山海城阙中永恒轮回，这一世旧地重游，只怪前生因缘未了。

一个远涉遐荒的逐臣，本应如过街老鼠般遭受冷遇，然而，惠州吏民无视山川阻隔，早已久仰苏轼大名，竟然父老相携，报以热情的欢迎。对于朝廷将这样一位非凡人物放逐至此，他们也表示了极度的困惑不解。诚如顾秀才所言，作为资深美食家的苏轼，很快便沉浸于惠州丰富的物产中，暂时忘却了许多前尘往事。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食荔枝》）

在苏轼之前，吃荔枝是杨贵妃的特权，一骑红尘妃子笑，折射出统治阶层的骄奢淫逸。远赴长安的荔枝，仅供贵戚豪门享用，普通人难以企及。是苏轼，拓展了荔枝的亲民属性与精神意涵，将这片土地最玲珑剔透的部分轻轻擦亮。

一个能为猪肉作颂的人，自然不会仅满足于日啖荔枝三百颗，但囊中羞涩的现实促使他创造性地发明了新的吃法，相传便是后世羊蝎子的起源。在给苏辙的信中，苏轼津津乐道：惠州市井寥落，日杀一羊，买不起羊肉的他，巧舌如簧地说动屠夫，仅以象征性的小钱买下无人问津的羊脊骨，先煮熟，再滤出，浸以米酒，撒上薄盐，微微烤焦，然后像吃蟹钳一样，千方百计嘬出一星半点的肉屑。在枯槁垂暮之年，数日一食，便是最大的颐养。苏轼一边向苏辙推广这种吃法，一边忍不住黑色幽默了一把：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羊脊骨都让人抢走了，狗吃什么？狗要怒了。终是让人笑中带泪。

惠州时期的苏轼，衣食生计极为窘迫，在原来的圈子里已社会性死亡。幸而，惠州吏民不嫌弃，总在寒冬凛月，携来丝缕春风。

有的人，天生自带光芒，走到哪里，就把哪里照得亮堂堂。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更宝贵的馈赠与遗存，或许还要属精神层面。寓居惠州期间，苏轼迎来了一生著述的又一个丰产期，创作诗文587篇，仅次于黄州的753篇。相比于乌台诗案贬黄州，惠州之贬对苏轼的打击本应更惨烈。毕竟此时的他已是风烛残年，坠落前正处人生巅峰。贬谪之初，他尚存侥幸，以为北归有望，但很快便做好了长作惠州人的准备，因为京城传来绝望的消息：朝廷大赦天下，但元祐诸臣不在其列，且终身不得北返。

放下希望，大概是世间最残忍的自我挑战，而苏轼又一次做到了。在惠州的明山秀水中，他如同挂钩之鱼，忽然解脱。浩瀚的宇宙、无垠的时间在他小小的身躯上轰然交汇，海量的信息如一江春水灌入针眼，在他灵魂深处的黑暗深渊，升起一句毫无光泽却无比显眼的话：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在人类亘古如斯的辽阔失败与无数庞然大物的无声消散中，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他不是一直觉得此间山水风物似曾相识吗？倘若这跌宕起伏的一生原本就是轮回中一次微不足道的纰缪，倘若他原本就是一个惠州秀才，累举不第，籍籍无名，从未被宏大理想折磨，又有何不可？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

闲暇之余，苏轼想到了精神食粮陶渊明，开始创作和陶诗，但凡陶渊明作过的诗，他都依题再作，共计109首，其中四五十首便作于惠州。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有趣的是，今天有太多人将苏轼视为精神偶像、力量源泉，从他的诗词和人生中汲取养分，面对挫折与困境。其实，在这件事上，苏轼或许要算“传递者”，陶渊明才是他自己的力量源泉、生命灯塔。当命运的沙暴呼啸而至，苏轼紧紧抱住陶渊明和他的诗歌，如同一面被狂风吹大的红旗紧紧抱住旗杆。尽管世事缠绵的苏轼不可能如陶渊明般潇洒抽身，但在跨越时空的字节跳动与灵魂对话中，他浑身的骨骼长出了日益坚牢的平静。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陶渊明《归园田居》）陶渊明的归田自放，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主动选择。穷猿既投林，疲马初解鞅。（苏轼《归园田居》）苏轼的流浪岭海，则是政治斗争落败后的残酷惩罚。苏轼，欲隐而不可得，欲归而已无家。尽管如此，他凭借远超常人的道佛根性，在痛苦与桎梏中修得了更高的自由与证悟。在接近四十年的宦海沉浮中，一位日益憔悴凋零的老翁仿佛已经消失了，而另一位无法用世间任何困苦击垮的真人重生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苏东坡在惠州精神世界再次得到了升华，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