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宗苏东坡 第18章 贬黄州艰难求生

卷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元丰三年（1080年）除夕夜，苏轼在汴京寓所与长子苏迈匆匆度过了一个冷清的除夕。翌日拂晓，在两名差役的催促下，他背着简陋的行囊，踏上了贬谪黄州的漫漫征途。昨夜汴京新雪初霁，天地间一片苍茫。昔日汴京的故人朋友，或归乡团聚，或避祸远遁，除了弟子马正卿外，竟无一人前来为苏轼送别。

苏轼父子在两名差役的押解下，行走在城外通往黄州的道路上。道路白茫茫一片，不见行人踪迹，刚踩下的脚印很快被落雪掩埋。天空寂静无声，城中隐约传来的爆竹声和犬吠声，此刻更显凄清，仿佛在为苏轼的前路低声呜咽。

庄子曾言：“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在这般倏忽而逝的光阴里，我们更应学会在有限中窥见永恒，于樊笼间开辟天地。真正通透的生命，从不在命运的崎岖处转身逃避，也不沉溺于欲念的泥淖，而是在洞明世事之后，依然以赤子之心拥抱人间烟火。

苏轼正是这样的人。乌台诗案的惊雷劈落时，他从执掌一方的知州骤然沦为戴罪之身，却未曾让宦海浮沉磨平眉间风月。那日，苏轼一行踟蹰于泥泞古道，行至黄州春风岭时，朔风凛冽，莽莽山野裹着料峭寒意，万籁俱寂间，忽见一树红梅破空绽放——这僻远荒岭本是造物遗落的角落，若非苏轼一行偶然驻足，那灼灼芳华纵使倾尽所有，也不过是天地间一场寂寞独白。

但见疏影横斜间，苏轼胸中块垒悄然消融。那些“平生文字为吾累”的喟叹，“此去声名不厌低”的怅惘，都化作山岚飘散在凛冽空气里。他凝望这傲雪凌霜的寒梅，恍觉它是穿越寒冬而来的春信使者；俯身轻触岭下淙淙溪流，又似遇见殷勤相送的故交旧友。于是墨渖淋漓间，《梅花二首》跃然纸上：“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一夜东风吹石裂，伴随飞雪渡关山。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字里行间，既有对逆境的坦然相迎，更藏着对人间至味的温柔眷恋。

北宋时期的黄州，地处偏僻，人烟稀少，发展滞后。黄州下辖黄冈、麻城、黄陂三县，州治设在黄冈县。当时，北宋将全国州郡划分为辅、雄、望、紧、上、中、中下、下八个等级，黄州始终处于最末的“下州”之列。苏门四学士之张耒曾三次被贬至黄州，他对黄州城池的描述如下：“黄名为州，却无城郭，西以江为屏障，其余三面仅有简陋的垣壁和藩篱，城内居民稀少，仅占十分之二三，其余皆为积水荒田，百姓在其中耕作捕鱼。”

经过一个月艰辛的跋涉，黄州城终于映入眼帘。早春时节，黄州的山野村庄已透出淡淡的绿意，满山翠绿的竹子和绕城奔流的长江，令苏轼感慨万千。二十年的官宦生涯，理想、抱负、功业，如同水月镜花般虚幻飘渺，归根结底，不过是为了谋生糊口而奔波。他心中不禁苦笑，既然为生计忙碌，黄州倒也不乏鲜美之鱼和清香之笋，又有何绝望可言？作为一个因言事和写诗而获罪的官员，还能有何更高期望？做个闲散官员，也未尝不是一种不错的归宿。再一想，梁朝的何逊、唐代的张籍，这两位前代诗人都曾担任水部员外郎，这或许是诗人的专属职位，不过却要耗费朝廷的薪俸。他在内心不断自我安慰，不知不觉间吟成一首诗：“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苏轼贬官至黄州，正式官衔为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水部员外郎本是水部副长官，但“检校”意为代理或寄衔，并非正式官职；团练副使本是地方军事助理官，仅是挂名而已，因“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已表明其身份，无权参与公事，相当于被流放、被看管的犯官。初抵黄州，苏轼无立锥之地，只得暂居定惠院。该院虽不及禅智寺那般荒芜，却也不过是城中小寺，幸有花木修竹点缀，住持颙师待他礼遇有加，多方照拂。父子二人便在寺中挂单，与僧众同食斋饭。

遭贬官员初至谪所，照例有两项要务：一是拜见地方长官，报到并接受其监督。黄州两任知州陈斌和徐君猷素来仰慕苏轼的才学与人品，深知其被朝廷奸佞所害，因而待他礼遇备至，毫无轻慢之意；二是呈递谢表，向皇上表达感激之情。苏轼执笔时字斟句酌，既不卑不亢地表明心迹，亦未流露丝毫颓废之情。表中自述：“伏念臣早年因科第之故，误入缙绅之列。幸逢圣明之主，遂萌功名之志。亦曾召对便殿，考察所学；试守三州，观其政绩。然臣用意过深，日渐迷途。命运衰微，天夺其魄，虽蒙圣恩屡赦，而众议难容……岂料尚得厕身散员，更蒙赐予善地。投身荒野，保全残生，臣虽至愚，岂不知幸……”寥寥数语，道尽宦海沉浮之艰辛。

拜见陈太守后，苏轼在黄州孤身一人，无亲无故，便在定惠院闭门高卧，践行对苏辙“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的戏言。日常生活中，愁闷时往往辗转难眠，即便睡久，也觉昏沉，头重脚轻。初至定惠院时，他白天酣眠，夜晚独步寺外，偶尔饮酒亦浅尝辄止，时刻警醒，恐酒后失言。平静表象下，心灵的创口仍在暗夜渗血。食饱无事后，他常去城中闲步。如《与王定国书》所述，他“随僧蔬食，感恩念咎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谒人”，偶或“往村寺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以自娱”。沐浴乃苏轼平生所好，每至安国寺沐浴，犹觉重生，必赋诗抒怀：“尘垢能几何，翛然脱羁梏。披衣坐小阁，散发临修竹。心困万缘空，身安一床足。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默归毋多谈，此理观要熟。”此般淡泊之语，亦不敢多言，足见其时心境仍受禁锢。

闲来无事，苏轼便到定惠院周边漫步。一日，他行至定惠院东土山，忽见杂花丛中一株海棠怒放，宛如异域来客。苏轼不禁愣住：这蜀中名卉，锦官城碧鸡坊的珍品，怎会出现在这偏远瘴疠之地？恍惚间，他突发奇想，这定是鸿雁南归途中衔落的西蜀种子，才使这“空谷佳人”谪落江城。向来豁达的他不免感慨：“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那海棠的绝代风华，恰似他乡遇故知的倒影，映照出天涯沦落的孤寂。夜晚，东土山正值花季，春风轻拂，香雾弥漫，清澈月光映照出一片宁静澄明。苏轼静赏春夜之美，任思绪飞扬。这样的时刻，他渐渐忘却烦忧，为大自然的宁静、美好、安详所感染。又是一个长夜难眠，他来到江边，远眺残月高悬于尚未繁茂的梧桐树上，顿感夜深寒意袭人，四顾无人，更添冷意。突然，一只惊鸿掠过，在远处丛林上空盘旋，几次敛翅又飞起，始终未落，随着一声凄厉悲鸣，它飞过江岸，缓缓落在江中那片清冷的沙洲上。此景深深触动苏轼，一首《卜算子·定惠院居作》随即而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除了沐浴踏青，苏轼还喜欢与安国寺的主持谈论佛法。安国寺大和尚继连，主持寺内事务，兼任地方僧官，管理有方，学识渊博，多次受朝廷嘉奖，却都婉拒不受。他人问其缘由，他说做人要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苏轼对他极为钦佩。继连毫不介意苏轼的犯官身份，苏轼有许多关于禅学的思索，继连每每与他深入探讨，总能给出精妙的解答。苏轼每隔一两日便去焚香静坐，早去晚归。一边是禅佛的清净自得，一边是儒家的济世救民，苏轼在两种态度间反复探究，并进行深刻的反省与自察，最终达到清净不染、表里通透，不受任何杂念侵扰。

尽管身处逆境，苏轼一刻也未忘却济世救民的理想。闲逛中，他听闻黄州鄂州当地百姓只养两儿一女，多出的孩子便直接溺死，尤其忌讳养女儿，导致民间女性稀少，鳏夫众多。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与朱鄂州书》节选）。苏轼深感震惊，立即致信鄂州知州朱寿昌（字康叔），从立法、执法、教育、慈善等多方面提出建议，敦促其尽快采取措施，遏制这一陋习。信中还提及父母溺婴的细节，与他幼时在家乡听闻的情景如出一辙，读来仍觉毛骨悚然，心生惊惧。苏轼心酸至极，食不下咽，随即赶往安国寺，与继连主持商讨营救婴儿之事。

黄之士古耕道，虽朴鲁无他长，然颇为诚实，喜行善举。于是命其率黄州富户每年捐出十千，如愿多捐者亦听之，由耕道掌管。多购米布绢絮，交由安国寺僧继连记录出入。探访闾里田野，遇贫甚不举子者，辄少加馈赠。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黄鄂之事》节选）。继连与苏轼一面积极筹款救助濒临溺杀的婴儿，一面深入民间，耐心劝导百姓摒弃陋习。苏轼更是亲自撰写告示，张贴城中各处，阐明溺婴之害，倡导生育之德。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州鄂州城风气渐变，新生儿得以存活，鳏夫们也看到了成家的希望。百姓们开始珍视生命，对苏轼与继连的善举感激不已。

初到黄州，尽管苏轼不断调适自己、抚慰自己，但命运的巨大反差和深深的失意仍不时袭来。在这偏僻之地，无亲无友，无人倾诉，终日郁郁寡欢，难以排解。昔日的大文豪、政坛明星，如今沦落为无人识的糙老头。他在给文彦博的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除此之外，贬官使他的精神生活极度空虚，一度自卑抑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坦露心声：“处患难不戚戚，只是愚人无心肝尔，与鹿豕木石何异！”（《与赵晦之》之四）。他觉得自己重罪遭贬，被朝廷“废弃”，被君王抛弃，被同类士大夫嫌弃，极度自卑苦闷。他在《与蔡景繁》信中说：“念以重罪废斥，不敢复自比数于士友间，

元丰三年（1080年）五月，正值“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初夏时节，心情刚刚稍有平复的苏轼，却又因一件烦心事而彻夜难眠。他从弟弟苏辙的来信中得知，苏辙即将护送家人前来黄州。一大家十几口人，显然定慧院的寓所已无法容纳。无奈之下，苏轼只得求助于黄州徐太守。在太守的多方协调下，苏轼最终搬进了临皋亭。至此，自湖州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与家人分离，历时十个月后，苏轼终于得以与家人团聚。从御史台囚房中“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的艰难岁月，到如今的临皋亭，苏轼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家。他欣喜若狂，这是自湖州被拘十个月以来最令他开心的一天，“余生复何兴，乐事有今日”，甚至萌生了在此终老的想法。苏轼甚至产生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念头：若弟弟苏辙愿意迁居黄州，他便设法筹措资金购置园子，共同居住。然而，当时他连这点能力也欠缺。家眷的到来，使得继续居住在定慧院变得不切实际，必须另觅住处。苏辙在黄州陪伴哥哥十余日后，因一家老小尚在九江，便匆匆告别。

临皋亭，曾是黄州的回车院。古时官员赴属地任职称为“下车”，离任则称“回车”，意指官员再度乘车返回朝廷待命。回车院，顾名思义，是卸任官员的临时居所。黄州地处偏僻，鲜有官员愿在此久留，因此临皋亭年久失修，虽名为官驿，实则破败不堪，每逢雨天便四处漏水。临皋亭下八十余步即是长江，站在窗边远眺，可见江对面的西山。面对滔滔江水，定慧院曾经的孤寂顿时消散。“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幸兹废弃余，疲马解鞍驮。全家占江驿，绝境天为破。”（《迁居临皋亭》节选）

苏轼每日饮食沐浴皆取自亭下长江之水。大江自西而来，源自故乡西蜀，浩瀚江水中至少有一半是故乡峨眉山的雪水。每当思及此，苏轼便感到与故乡格外亲近，颇有此间乐的意味。他在信中向朋友范子丰炫耀：“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不如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与范子丰书》）（信中所提两税，指夏税与秋税，自中唐起实施，按土地和财产征收；助役钱则是王安石新法中免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显然，搬入临皋亭后，苏轼的心态轻松了许多。初到黄州时，他连酒都不敢饮，生怕酒后失言，如今却能和朋友调侃新法。可见，家人与山川，始终是我们修复自我的力量源泉。享受完江山风月，头等大事仍是温饱。苏轼断了俸禄，一家二十余口人生活顿时拮据，临皋亭里每月初都会响起数铜板的声音。苏轼精打细算，剔除一切不必要的开销，每日生活费用定为一百五十钱。每月初，一家人叮叮当当数出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挂在房梁上。每日清晨，用画叉取下一份钱，随即藏起画叉。一天的花销仅限于此，若不小心半天花光，晚上全家只能饿肚子。若有剩余，便投入大竹筒中，积攒下来用以招待客人。“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一百五十钱。每月初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答秦太虚书》节选）苏轼始终乐观，想出此法后，盘点积蓄，发现可支撑一年有余，顿时不再焦虑。届时再作打算，顺其自然即可。“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答秦太虚书》节选）。

闲者苏轼忙碌如临皋亭下的流水，与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对话不舍昼夜。元丰四年（1081年）春，春水如期而至，仿佛故乡的问候。他欣然写下《南乡子》：“晚景落琼杯，照眼云山翠作堆。认得岷峨春雪浪，初来，万顷蒲萄涨渌醅。春雨暗阳台，乱洒歌楼湿粉腮。一阵东风来卷地，吹回，落照江天一半开。”他举杯邀东风，尽享美景。苏轼在当地四处游逛，充满好奇，吃饼也要问名字，别人随口编个“为甚酥”，他也信以为真。渐渐的，大家与他熟络起来，渔夫带他去赤壁山下转悠，屠夫请他吃红烧肉，醉汉对他推搡呼喝。他不仅不在意，反而欣喜于无人识他。“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答李端叔书》节选）摆脱过往束缚，苏轼在黄州的生活日渐丰富，外地朋友也常来探访。临皋亭下临大江，苏轼常与友人乘舟江上，尤其在月夜，三五知己，一壶浊酒，任小船飘摇，甚至通宵达旦。江上漫游的另一大好处是无需受行政区域限制。作为犯官，苏轼理应受监管，不得离境，但小船随风逐浪，偶尔漂至江对岸也在情理之中。江对岸是鄂州，知州朱寿昌本是苏轼好友，巴不得他多来。而黄州知州徐大受则左右为难，既不愿扫苏轼兴致，又担心失职。

元丰五年（1082年）九月的一天，苏轼与友人畅饮至深夜，醉了醒，醒了醉，直至三更才返回临皋亭。家人早已习惯他夜不归宿，未料他当晚归来，也未留门。家童熟睡，隔着薄门板，苏轼听到鼾声如雷。敲门许久无人应，他便靠杖而立，静听江流。或许“今夜还如昨夜长”“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感慨涌上心头，或许“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豪情被酒气放大，伴随着无尽涛声，苏轼作《临江仙夜归临皋》：“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来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的这首诗词在黄州很快的传播开来，同时苏轼已经逃跑了的传言也满城风雨，传言苏轼写罢此词，脱去衣冠，跳上小船，长啸而去。消息迅速传开：“不得了啦！苏轼逃跑啦！”苏轼逃跑的传言吓坏了徐太守，闻讯惊出一身冷汗，立即下令全城搜寻，自己急匆匆赶至临皋亭。结果，苏轼安然在家，鼾声如雷，酒意未醒。

徐太守见此情景，又好气又好笑，心中悬着的大石这才落地。他看着苏轼那醉态可掬的模样，无奈地摇了摇头，吩咐手下人好生照看，便又匆匆离去，生怕这等荒唐事再惹出什么不必要的麻烦。

而苏轼呢，一夜酣睡，对外面因他而起的轩然大波浑然不知。待到次日清晨，酒意渐消，他才从友人处听闻了自己“逃跑”的传言，不禁哑然失笑。他深知这不过是旁人对他词中意境的误解，却也乐得看这传言如何发酵，如何在这黄州小城里掀起一阵波澜。

此事过后，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似乎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他依旧或与友人诗酒唱和，或独自漫步于江边，沉思默想。那首《临江仙夜归临皋》也成了他在黄州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被后人广为传颂，成为了他人生中一段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