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宗苏东坡 第8章 遇伯乐方平欧阳

卷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在其名篇《马说》中，深刻阐述了人才与伯乐之间的微妙关系，指出千里马虽然常见，但独具慧眼的伯乐却难得一见。苏轼天资聪颖，才智超群，一举登科便名动天下，成就了一段科举佳话。在其成名之路上，有两位至关重要的伯乐不容忽视。其一是张方平，他之于苏轼，既是良师，亦是益友，更如慈父般的存在。南宋名将岳飞之孙岳珂曾高度评价苏轼与张方平的关系，称其“以道相从，投石以针，不约而合，宜兼师友，盖所谓千百载间二人而已”。其二则是欧阳修，如果说张方平是助苏轼踏上仕途的引路人，那么欧阳修便是令其乘风破浪、扬帆远航的强大后盾。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张方平与欧阳修这两位政治上的宿敌联手，将苏轼推向了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巅峰，塑造了千年华夏文化史上的璀璨巨星。

张方平（1007—1091），字安道，号乐泉居士，谥号“文定”，今河南商丘人，著有《乐全集》。他曾担任知开封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以及滁州、江宁府、杭州、益州等地的长官。张方平性格豪迈刚正，在朝中立身无所阿附。

至和元年（1054年），礼部侍郎张方平以户部侍郎的身份出任益州知府，此次任命实为临危受命。当年，蜀中流传着一条漫天谣言：西南夷中的邛部首领报告，侬智高在大理，即将率众攻打川西。由于蜀地曾因李顺等人起兵造反，年年兵荒马乱，疆吏一接到情报，不辨真伪，惊恐万分，立即调兵屯边，加征额外弓手，并发动民众筑城。朝廷对此警讯亦高度重视，为加强防御，迅速发兵四川，并派遣朝中重臣坐镇。

同年七月，张方平正式出任益州知府。十一月，他抵达成都后，经实地考察，认为大理与益州相距2000公里，两地之间种族分据复杂，安南酋与侬智高并无役属关系，侬智高难以过境，断定此乃谣言。张方平对邛部首领提出严正警告：“寇来，吾自当之，妄言者斩。”他下令让新调来的军队复队，停止修筑工事，此举大获民心。为酬答张方平的崇功厚德，百姓按照当时习俗，绘制其画像供奉于成都净众寺，苏轼的父亲苏洵亦撰《张益州画像记》。苏洵因此与张方平结缘。

当时有一良好风气，朝廷官员外放，每到一地必先了解当地能人贤才。张方平到成都后，立即接见蜀中名士苏洵，两人“倾盖论交”，关系极为融洽。张方平盛赞苏洵的《权书》和《衡论》有“司马迁之笔力”，叹其为“困于棘茨的鸿鹄”，并保荐苏洵担任成都学官，后因苏洵带子赴京参加科举考试而未果。

嘉佑元年（1056年），苏轼年二十，苏辙年十八，二人皆已成家。苏洵与程夫人商议后，决定让两个儿子参加科举考试。为避免儿子们重蹈自己屡试不中的覆辙，苏洵先带着他们前往益州，拜访故交张方平，以期获得其宝贵建议。

关于张方平与苏洵的交往，苏轼和苏辙在诗文中均有描述。苏轼写道：“我先大夫，古之天民。被褐怀宝，陆沈峨岷。公曰惜哉，王国之珍。此太史公，笔回千钧。独置一榻，不延余宾。时我兄弟，尚未冠绅。得交于公，先子是因。”苏辙亦写道：“辙之方冠，公守西蜀。时予先君，幅巾田服。尺书见公，一见而知。”由此可见，张方平与苏洵交情深厚。两人年龄相仿，谈及古今治乱及一时人物，常不谋而合。

苏洵感念张方平礼贤下士，便让苏轼、苏辙拜在其门下。张方平早闻二兄弟才学，初见之下，见他们气宇轩扬，仿佛见到年轻时的自己。阅读苏轼兄弟的文章后，张方平惊叹其为“天上麒麟”。

其间有一段小插曲：张方平初见苏轼时，问及：“你最近在读什么书？”苏轼答：“最近在重读《汉书》。”张方平不解“重读”之意，面露疑惑。《宋史》曾记载张方平：“颖悟绝伦，家贫无书，从人假三史，旬日即归之，曰：‘吾已得其详矣。’凡书皆一阅不再读，宋绶、蔡齐以为天下奇才。”因幼时家贫，张方平借书阅读，养成过目不忘的习惯，故不解苏轼重读之由。

张方平对苏轼说：“以公子之才，《汉书》认真读一遍即可明其理，何必重读？有此时间多读几种书籍岂不更好！”苏轼解释道：“大人，我认为书宜多读。人的精力有限，每次读书往往只专注一个问题。初次读书可关注朝代更迭，再读则可留意文化风貌。读书遍数越多，了解越全面，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张方平听罢，竖起大拇指赞道：“子瞻，你果然不同凡响。”

见苏轼、苏辙二兄弟才华超群，张方平对苏洵说：“像你这两位公子乡举的目标，对他们来说太小了，他们的能力和水平，那是需要一个更广阔的舞台的。你这两个儿子都是国士级别的。”什么叫国士？国士，也就是全国最优秀的这一类人物。这个“国士”两个字，张方平肯定不是随便说的。苏辙把这两个字记得非常的深刻。很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一场见面的时候，还写下了一段文字：“一见以国士相许，自尔遂结忘年之契。”还有一件事可见张方平对苏轼、苏辙兄弟看的非常精准，张方平私下里对苏洵说，你的两个儿子，老大苏轼聪明洒脱，老二苏辙谨慎稳重。在我看来以后老二的发展可能比老大还好。后来苏辙官至副宰相，从侧面验证了张方平识人的眼光独到。

在宋朝时期，参加制科举考试需有人举荐。当时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欧阳修，而张方平与欧阳修在政见上存在分歧。然而，为了不埋没苏轼、苏辙这两位被誉为“天上麒麟”和“天下奇才”的人才，张方平不顾与欧阳修的宿怨，直接写了一封长信给欧阳修，举荐了苏轼、苏辙兄弟。

宋人笔记小说中对此事有相关记载。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写道：“张安道与欧文忠素不相能，庆历初年，杜祁公、韩、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为，文忠担任谏官，协助他们，但此前吕申公所任用的人多不赞同，于是这些人皆因朋党之争而被罢免。随后，安道继任中丞，对前事进行弹劾，二人遂结怨，因各自立场不同所致。嘉祐初年，安道守成都，文忠任翰林学士，苏明允父子从眉州前往成都，欲求见安道。安道说：‘我何足以为重？应当去找欧阳永叔！’他不因与欧阳修有隙而嫌隙，反而写信并安排行装，派人送他们到京师拜见文忠。文忠得见明允父子所著之书，亦不因安道推荐而有所偏见，大喜道：‘后来的文章当在此二人。’随即极力推崇，天下于是高度评价这两人。子瞻兄弟此后四十余年，虽外界对二人评价各异，但也未敢有丝毫轻重之别。”

曾慥在《高斋漫录》中亦有相关记载：“三苏从蜀地来，张安道、欧阳永叔为之延誉于朝，自此名誉大振。”

自此，苏轼、苏辙与张方平结下了深厚的忘年之交，张方平成为苏轼兄弟一生最为敬重的老师、长者及知己。

苏轼的另一位伯乐是与他在文学史上齐名的欧阳修。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在政治领域亦享有盛誉。因吉州古属庐陵郡，故常以“庐陵欧阳修”自称。他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后人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并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一同被誉为“唐宋散文八大家”。欧阳修是宋代文学史上首位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的散文创作成就斐然，与其精深的古文理论相得益彰，从而引领了一代文风。在变革文风的同时，欧阳修还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并在史学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欧阳修独具慧眼，甘为人梯，愿做嫁衣，不遗余力，一生桃李满天下。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年轻时亦曾受其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中，除欧阳修本人外，其余宋代五人均出自其门下，且多是在未为人知之时，被他相中、推介、提携，终名扬天下。《宋史·欧阳修传》赞誉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此言高度概括了他求才若渴、爱才心切、识才精准、举才卓著的特质，称其为千古伯乐，实不为过。

苏轼与欧阳修的相识，源于一场科考奇缘。在张方平的举荐下，苏轼得以参加嘉佑二年（1057年）的科举考试。他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令所有考官叹为观止，文章论证“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的仁政思想，笔力直追孟子。欧阳修初以为是其学生曾巩所作，为避嫌将其判为第二，揭榜后方知作者乃眉山二十二岁的苏轼。事后，按惯例苏轼撰文《谢欧阳内翰书》，以表达对欧阳修知遇之恩的深切感激。原文如下：

轼窃以天下之事，难于改为。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伏惟内翰执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遗文，天下之所待以觉悟学者。恭承王命，亲执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诏。轼也远方之鄙人，家居碌碌，无所称道，及来京师，久不知名，将治行西归，不意执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积，无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骂者，动满千百。亦惟恃有执事之知，与众君子之议论，故恬然不以动其心。犹幸御试不为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谢恩于门下。闻之古人，士无贤愚，惟其所遇。盖乐毅去燕，不复一战，而范蠡去越，亦终不能有所为。轼愿长在下风，与宾客之末，使其区区之心，长有所发。夫岂惟轼之幸，亦执事将有取一二焉。不宣。

文中从“天下之事，难于改为”谈起，论及变革一代文教之衰颓何其艰难。盛赞欧阳修“恭承王命，亲执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诏”，同时表达了自己愿追随其门下，成为文风改革的急先锋。并满怀自信地表示，这不仅是个人的荣幸，对于欧阳修及文风改革事业，或许也将有所裨益。全文既流露出对欧阳修知遇之恩的深深感激，也展现了一位意气风发少年对未来文学之路的坚定信心。

接到苏轼的谢表后，欧阳修找来苏轼更多的诗文逐一品读，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对梅尧臣感叹道：“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他还对儿子们预言，三十年后，恐无人再提及自己，意即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将被苏轼超越。一位年过五旬的文坛领袖如此评价比自己年轻二十九岁的后辈，足见其远见卓识与胸怀坦荡。

其实，苏轼与欧阳修的神交应追溯至苏轼的孩童时期。苏轼对欧阳修仰慕已久，早在私塾读书时，便对欧阳修等一代名臣心怀敬仰，更奉其为精神导师，“始予未识欧公，则已见其诗矣。”（《跋文忠公送惠勤诗后》）白日诵读其文章，夜晚竟梦见面容。苏轼十岁时，苏洵读到欧阳修的《谢对衣金带鞍辔马状》，令苏轼仿作一篇，苏轼挥笔写下：“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苏洵对此赞赏有加。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参加了制科考试。制科，又称“大科”，单从名称便可见其显赫地位，它乃宋代最高级别的选拔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旨在选拔杰出人才。制科考试的门槛极高，流程也极为繁复。考生首先需由朝廷重臣推荐，随后依次经历进卷、阁试、御试三大环节。欧阳修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苏轼，他的推荐奏章至今仍存，全文如下：右臣伏以国家开设科目，以待隽贤，又诏两省之臣，举其所知，各以闻达。所以广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虽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见新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论议蜂出。其行业修饬，名声甚远。臣今保举，堪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圣慈召付有司，试其所对。如有缪举，臣甘伏朝典。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欧阳修《举苏轼应制科状》）欧阳修在奏章中明确表示，若荐举有误，他愿承担朝廷典律的责罚，足见其对苏轼文采的推崇及对其人品的信赖。当然，苏轼亦未辜负欧阳修的举荐与信任，在制科考试中脱颖而出，取得了第三等的优异成绩。

从此，欧苏之间确立了我国古代文人中最具典范意义的文统传承关系。随后，苏轼承继欧阳修的诗□□新旗帜，扶持了包括苏门四学士在内的一大批文坛翘楚，将北宋文学推向继唐诗之后的又一巅峰。以苏轼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后世难以再现的五彩斑斓的北宋文人圈，留下了众多令人心驰神往的文坛佳话。

在欧苏文统传承的熏陶下，北宋文坛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苏轼凭借其卓越的才华和独特的文学风格，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的追随与效仿。他不仅在诗文创作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更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独到见解，为北宋文学的进步指明了方向。此外，苏轼还格外重视后辈的培养，他所提携的苏门四学士等文坛精英，在各自领域均取得了卓越成绩，共同促进了北宋文学的繁荣。这种文统传承关系，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更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