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
法医来了,邻居们也来了。
他们说我不在了,可我还在。
我看着警察们穿着制服,踩着皮鞋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说话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谁。他们的皮鞋踏过院中的青石板,发出清脆的声响,与周围的悲恸格格不入。他们问外婆、问邻居、问阿哲的妈妈。
我看见阿哲的妈妈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手里捏着一张微微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女人,穿着白裙子,站在河边,笑容灿烂。河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女人的裙摆被风吹起,像一只即将展翅的白鸟。她盯着照片,一动不动,仿佛没有听见任何人的问话。她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警察问她:“您看见阿哲了吗?”
她缓缓抬起头,眼神空洞,仿佛透过警察看到了另一个时空:“他去放烟火了。他说,要给小满一个惊喜。”她的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飘散在晨风里。话音落下,她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药片,倒出几粒,就着矿泉水吞下。药片在喉咙里发出咔嗒的声响,像是某种机械的、冰冷的回音。
警察们对视一眼,没有再问。
阿哲被带到了警车旁。他低着头,双手被轻轻扣住,没有挣扎。他只是反复地说:“我……我只是想……让她一直陪着我玩……”
没有人说话。
那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了——这不是一场恶作剧,而是一场被童真包裹的、彻头彻尾的悲剧。一个孩子用他所能理解的方式,试图留住另一个孩子,却在无知与执念中,亲手将她推入了永恒的寂静。警车的引擎发出低沉的轰鸣,仿佛在应和着某种无声的叹息。
阿哲被带走了。
警车离开时,没有鸣笛,只是缓缓地驶过村口那条泥路,车轮碾过水坑,溅起的不是水花,而是碎掉的蝉壳。
阿哲的妈妈站在阳台上,手里攥着那张照片,一动不动。风从井口吹上来,撩起她有些黯淡的发丝。她望着警车远去的方向,忽然笑了。
她转身回屋,把照片放进火盆里,点燃了。
火苗窜起来,吞噬了照片上那个穿白裙子的女人。她盯着火,嘴里哼着一首老歌,调子跑得厉害,却带着一种奇异的温柔。
我歪头看着这个场景,我莫名地觉得那个穿白裙子的女人很亲切,这首老歌也很熟悉,像是在哪里听到过。可是我记不清了。
“烧了吧……都烧了吧……”
她烧的不只是照片。
还有阿哲小时候的作业本、他得过的奖状、他画的小人、他叠的纸飞机——一张张,一页页,全扔进火盆里。火光映在她的脸上,明暗交错,像一张被撕碎的地图。
领居站在院子外头,小声议论:“这娘俩,是不是都是疯子啊?”
没人知道,连我也不知道,她烧的不是记忆,是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