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时候是安成章陪何秋妤去医院打针,看着护士把针打上了他就赶回家做饭,何秋妤不喜欢吃医院食堂的饭菜,觉得味道不好、油太多、菜不够新鲜,因而她的午餐和晚餐都是安成章用保温饭盒装好饭菜送去医院的。有时早上去得早,开始打针的时间比较早,晚上八点多就可以打完针水,何秋妤便回家吃晚饭,将安成章做好的饭菜热一热就能吃。
只一次安成章有些公事要忙,安意便请了半天假陪何秋妤到医院。
那时何秋妤已经接受了多次免疫治疗,病情较稳定,她也每天努力进食,尽量补充各种营养,但体重一直没有增加,力气变小,人变得憔悴,安成章总是担心她在路上被别人撞倒或体力不支晕倒,不敢让她独自行动。
何秋妤对肿瘤病区驾轻就熟,在前带路,安意挽着何秋妤的手在稍后一点的位置跟着何秋妤走。
先到医生办公室找方医生,却发现方医生不在办公室,何秋妤便转而去找比较熟悉的护士,告诉护士她已经到了,可以联系那个医药代表把药送过来了。
护士高声答应道:“好的,我知道了,你先到病床休息吧。”
然后何秋妤带领安意去往走廊尽头的一张空病床,那是她的床位。
何秋妤背着一个黑色小背包,像孤立无援的瘦弱小学生,没有家长帮扶,自己踮起脚蹭到床上坐着。
病区长长的走廊从楼梯间前方一直到尽头,前半段较空旷,几排座椅靠墙摆放,供家属休息或病人坐着打针,后半段走廊两边全是病床。晚上请假回家休息的病人基本上不会得到病房的床位,只有走廊的床位,与在小诊所和门诊里打针差不多。
病床下有一张塑料椅子,何秋妤示意安意如果累了可以坐下休息。
安意没有动作,只是倚着床尾站立,朝前方张望,医生和护士在病房与病房之间穿梭,病人或家属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转,灯光清冷,人声遥远,她突然觉得很冷,很想吐,很想逃跑。
数不清的无助和绝望向她袭来。
面目模糊的人们全都化作朦胧黑影,像在人世间流连的孤魂野鬼。
安意承受不住一般快速别过脸,看向左边,正巧视线经过大开的房门进入病房,里面有一位穿病号服的剃光头的病人,还没有开始打针,只是呆坐在床上,床边有一位看护在摆弄水壶、水杯等物。那病人看上去年纪不大,脸色发黑,十分消瘦。
让安意无法移开视线的是病人麻木冷漠的表情,他仿佛戴了一张人皮面具,虚假的皮肉飘浮在真实的情绪之上,人还活着,表情已经死了。那表情常在何秋妤脸上出现,也在其他病人脸上出现。他们似乎都对苦难习以为常了,像只羔羊,不反抗,不哭闹,安静地蜷缩在地,接受命运的磋磨。
进了医院都是要受罪的,无人可幸免,她想象何秋妤如何在吵吵嚷嚷的走廊边缘的这张小床上将身体放平,闭目假寐,权当自己是在房间里休息,想象那些比金子还贵的针水是这里唯一能够冷静下来的东西,想象需要关注针水的、已经快六十岁的安成章如何在狭窄的空间里呆坐或踱步,如何购买医院提供的盒饭并坐在椅子上,佝偻着身体快速吃完。
铺天盖地的凄凉孤寂就足以把每一个人的脊背压弯。人们恐惧的所谓鬼门关、所谓阴曹地府,大概就是这种模样,这么多人的生机都被彻底吞噬。
可是大家都不得不来到这里,不得不在这里耗费宝贵的时间。
等了大约半小时,安意终于见到何秋妤时常挂在嘴边念叨的方医生。
是一位矮矮胖胖的中年女性,戴眼镜,扎马尾,肤色黑黄,比起多在室内工作的医生,她更像户外工作者。
方医生半转过身同后面一位年轻医生说话时,安意诧异地瞪大眼睛。方医生脖子上有一个巨大的“富贵包”,简直像一个巨型肿瘤,将白大褂高高撑起,仿佛背上有一座小山。
安意低声问何秋妤:“方医生身体没事吧?我从来没见过长得这么大的‘富贵包’。”
何秋妤也低声答:“我不敢问她,不过应该没问题,看她能正常上班,说话中气十足,还腿脚灵活地走来走去的样子,挺健康的。而且她是医生,比我懂得多,真生病了她有的是办法给自己治。”
方医生走进每一间病房,在走廊的好几张病床前停留,即便看到她了,也还要等待。
又过了半小时,方医生才来到何秋妤的病床前,询问何秋妤的情况。
方医生戴在脸上的面具很厚,笑容无懈可击。安意觉得这种笑让她很不舒服,她莫名地想起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那位班主任总是笑着,数落班级里成绩差的学生时,勒令那些学生必须要去她家里补习时,嘲笑最胖的女学生并将她调到教室最后排时,和另一位老师凑在一起指桑骂槐时,眼里闪烁着刻薄恶毒的光芒时,脸上皆挂着同样的笑。
她不会对自己以外的人交付真心,哪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稍微付出一丁点真实情感。何秋妤将所有希望寄托在这样的医生身上,是可以预见结局的。
气温好像又下降了,医院里更冷了一些,安意打了一个寒战。
因药物的副作用,何秋妤的皮肤上起了很多红点子,像血管痣,红通通的,从皮肤上微微突起,有些比较大的红点子还会破皮出血,和一团虬曲的血管别无二致。
方医生主管的好几位病人都接受了免疫疗法,也都出现了这样的副作用,方医同他们说:“药物起作用了才会出现这些红点子,是好事,尽量忍耐一下。”
何秋妤在病区里见过一位老大爷身上的红点子多得仿佛是得了天花,最大的几颗还长在头皮上,他的头发全剃光,头皮上捂着几块有红黄相间的渗液的纱布,并用一个网兜似的东西罩住脑袋,与其说是肿瘤病人,不如说他是车祸伤员。
何秋妤比那个老大爷幸运些,长得最大的红点子只有指头大小,一颗长在肚脐左上方,一颗长在下巴,皮极薄,很容易出血,有时只是不小心碰到就会淌血,出血后结痂同样很容易被碰掉,出过一次血就意味着往后很长一段时间要反复出血。
每次何秋妤洗完澡,安意都要帮她处理出血的地方,消毒换药,避免感染。
安意照顾母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周到细心。这种行为带着点弥补的意味,因为她拿不出钱。她没有一份好工作,挣不到满足自己温饱之外的薪水,对家庭在金钱上的困境毫无助益。出不了钱,便多出力。
有一次安意吃过晚饭回房待着,隐约听到还在饭厅的父母在谈论医院的账单,说着说着,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一点用都没有……”
她知道这是对她的评价。
治病一事再现实不过,有钱才可以保命,没钱只能等死。一瓶针水一万八千元,每隔三周注射一次,第一个疗程共需要注射十二次,期间每次注射药物前都要抽血检查,每隔半年进行一次彻底的全身检查,监测癌组织的大小、用药的效果和身体各项指标的变化。这一切,就是用金钱堆积起来的生存机会。
何秋妤踏踏实实地跟着方医生治病,方医生说怎么治就怎么治,差不多过了一年时间,第一个疗程结束,花了二十多万。方医生让何秋妤先休息三个月,明年还要继续治疗。亦即是,还需要准备明年的二十多万。
实在是拿不出钱了,安成章便想将房子卖掉,一家人在医院附近租房子住算了。他其实很心疼钱,无可奈何地看着自己的积蓄流水一样哗哗往医院流。他买了房子,不打算买车,那些钱算得上是他后半辈子的养老钱。但养老,不过是意味在不工作的前提下保证日常的吃穿用度,无忧无虑地生活,加上生病的时候拿得出钱来治病,不至于在老年的病痛面前毫无还手之力。现在把钱用在何秋妤的病上面,应该也算是提前用得其所了。
安晓婷得知此事后,连忙卖掉了她父母生前居住的、单位分的一套三十平老房子,借给安成章十五万,希望帮助安成章和何秋妤渡过难关。安成章的姐姐安妙容也很大方地借给他十万,说是既然何秋妤有活下去的想法,那么他们作为家人,就无论如何都要让何秋妤活下去。
何秋妤感谢了她们的慷慨,除此之外并未有太多表示。那时她还觉得可以靠着免疫疗法康复,只要能活下来,多大的人情都能还清,她不着急。
急的是安成章,他拿着侄女和姐姐借给他的钱,如芒在背,他不能收,也不能不收。
某个周末的上午何秋妤刚吃完早饭,正要在客厅里随意走动一下消消食,却忽然发现插入PICC管的针孔出血了,一团指头大小的血被固定在透明胶布下,像一颗暗红色的豆子。
何秋妤有护士长的电话,赶紧打电话询问该怎么处理。
护士说少量出血是正常情况,毕竟那是一个创口,又说:“如果继续出血就按住针孔止血,如果不再继续出血而且出血量不多的话可以等它慢慢吸收,或是等下次过来换药再处理,出血量多就现在来医院换药。”
前一秒挂了电话,后一秒何秋妤一脸茫然地问安意:“怎么按住针孔呀?针孔在哪里?”
安意盯着那张巴掌大的几乎融入皮肤的透明胶布观察半晌,说:“这团血好像把针孔遮住了,我不懂怎么处理,还是去医院吧。”
于是安成章陪着何秋妤匆匆忙忙到医院换药。
安意在家里等待一小时左右,他们就回来了,与平时换药的时间差不多。但安意发现何秋妤的袖子边缘和衣服下摆都沾了一点血,已干燥成红褐色,安成章脸上怒火隐隐,何秋妤则无甚明显的情绪,只是略有些疲倦。
安意问:“怎么样了?”
这问题似乎更加惹怒了安成章,他在愤怒之中口不择言,随意对着安意嚷嚷道:“你学了医都不懂这些吗?什么都不懂!你到底学了什么?快把你念书的钱还给我!”
安意仅愣了半秒,旋即熟练地应对这种奇怪的怒火,她没有接安成章的话,转而去问何秋妤在医院里发生了什么事。
何秋妤似乎有点尴尬,也无视安成章的话,告诉安意:“去到的时候护士都在忙,没空管我,看了出血的地方一眼就让你爸爸先给我按着出血口,你爸爸不懂这些,直接用力一按,把里面的血都给按出来了,弄得我衣服上和地上都是,他急了,赶紧喊护士过来救命,然后护士就过来处理了。”
何秋妤挽起衣袖,安意看到透明胶布下多了两团棉花,早上出的血已经不见了。
“这个管还可以继续用吗?”
“可以,像之前那样正常去换药就行。”
“为什么会出这么多血?”
何秋妤放下衣袖,摇摇头:“护士也不清楚,可能不小心压到或撞到了吧,不过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不觉得痛。”
事情就这么马虎地搪塞过去了,但安成章说的那些话会一直留在安意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