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秋妤不愿意相信自己的身体里又长了肿瘤。安成章从外地赶回家来,想陪何秋妤去医院办住院手续,可何秋妤说不想去。安成章问她要怎么办,她却不回答,只在家里恍恍惚惚地度日。
何秋妤坐在客厅或饭厅,每天安意下班回到家,都会第一时间见到她。她瞧安意不顺眼,随意指点一下安意穿的衣服颜色或款式不好看,接着旧事重提,指责安意不懂得规划未来。
何秋妤像是在这种无事生非的做派里找到了逃避的小径,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她每天都要朝着安意更进一步,比以往更加激进地催促安意不要再做文员,要到医院去找工作,还要积极地相亲,赶紧嫁人,最好趁她还在世,赶紧生孩子,让她看一眼外孙再走。
“我快死了,我只有这么一个心愿,你无论如何都要实现我的心愿,不然我死不瞑目。”何秋妤对着安意唉声叹气。
好话和丑话都说尽了,只剩一句没说。有很多次,那句话已经到嘴边了,又被她强行咽下去。
她其实想说: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做,我就不去医院治病了。
她说不出口,这些威胁安意的话,她不敢说,她承担不了后果。很显然,她是死是活,她健康与否,最在乎的人只有她自己。
安意不是任由何秋妤揉捏的面团,不会被何秋妤的话牵着鼻子走,她以静制动,静观何秋妤之变。
那天下午安意回到家,何秋妤又骂安意没脑子、不懂分析问题,安意走到何秋妤面前,正色道:“妈妈,你躲在家里,病是不会好的。”
何秋妤当即被唬住,住了嘴,愣了一会儿,又撇撇嘴,眉间有愁绪,嘀咕道:“还能治好吗?本来就是不会好的病。”
“试一下吧,要是有一点好转,你的身体状况也能好一些,说不定癌细胞暂时被控制之后你会长胖几斤。”安意没有说后两句话——如果不去试,她的生命将很快走到尽头,可能一周,可能一个月。化疗药治不好她的病,但或许可以将她的生命延长几天,毕竟那是用了数十年的治疗癌症的方法,肯定会有一点效果。
正巧是安馨放暑假回家的时间,家里难得人员齐全,何秋妤在第二天的晚饭前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我以后照顾不了你们了,什么事情,你们都要自己做。”只说了一句话,何秋妤就哽咽了,缓了几口气才能继续说,“我决定到肿瘤医院接受治疗,一旦做了化疗,身体就难受得什么都干不了,不仅照顾不了你们,还要你们反过来照顾我,而且也不知道做化疗有没有用,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我的运气怎么就这么坏呢?”
安成章呆呆地坐着,不吭声,安意站在椅子后,喉间发酸,拼命压制住自己的眼泪,也不吭声。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后,安馨捧着一个巨大的汤碗,每盘菜拨一点进碗里,小声说:“我拿到房里吃。”
何秋妤点点头,拿一张纸巾擦干眼泪,用鼻音很重的声音说:“都吃饭吧。”
坐下后,何秋妤和安意不约而同轻叹了一下,安馨年纪太小,对疾病和死亡等事还一知半解。
时隔半年,曾经出院出得潇洒的何秋妤又在肿瘤医院住院,又接受了PICC置管,又按时注射化疗药,又被强烈的药效折磨得筋疲力尽心灰意冷。
化疗药救不了她,她的病情加重得非常快。
何秋妤逐渐吃不下任何东西,不是不想吃,而是没办法吃,她逼着自己强忍身体的难受,机械性地将食物塞进嘴里咀嚼、吞咽,可很快又会呕吐,一顿饭下来要吐十多次。
原以为是化疗的副作用,做了两次化疗之后何秋妤呕吐的次数增多,几乎到了吞一口食物就要呕吐一次的程度,何秋妤的饭碗旁边是更大的一个碗,里面装着她的呕吐物,她一边吃,一边吐,食物完全没有机会在她的体内停留超过一分钟的时间。
几天后,何秋妤连水都喝不了了,甚至是吞咽口水也会引起呕吐。
安成章用破壁机将各种食物打成糊状,装在水杯里,何秋妤用一根吸管吸食。坐着吃不行,吃下去一小会儿就忍不住吐出来,于是何秋妤就尝试变换体位,站着吃、蹲着吃、半躺着吃、侧躺着吃、平躺着吃。最后试出了结果——她必须侧躺着将糊状食物吸入口中,再一点一点慢慢吞咽,才能吃下去一点东西且不引起呕吐。
安意看着何秋妤被逼无奈的惨状,直觉这绝对不是化疗的副作用。
陈医生得知何秋妤的情况后,给何秋妤开了一次钡餐检查。X光片子更加直观地向她展示体内的情况,食管壁的癌组织长得太快,侵占了所剩不多的空间,食管中间只剩一根筷子粗细的缝隙允许食物通过。任何无法第一时间通过的东西,都会引起何秋妤的呕吐。
何秋妤看着那片子,久久不能接受,从医院回到家就仰天长叹:“怪不得我吐成这样呢,食管就筷子粗的口子,能吃进去东西就奇怪了。”又把片子伸到安意鼻子底下,问,“这要怎么办呢?”
安意接过刚才已看了许久的片子,又看两眼。面对她不可能知道怎么办的难题,她唯有无奈地说:“继续做化疗吧,或许多做几次就有效果了。”
不曾想何秋妤竟然应道:“是的,应该是这样的。”
安意不动声色地瞄了何秋妤一眼,觉得何秋妤的反应不同寻常。她以为何秋妤会唉声叹气痛哭流涕,哭完之后再找回理智,认清自己的病到了终末阶段的事实。
何秋妤处于一种假性兴奋的状态,她看着自己的检查结果,明白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却没有想过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她不允许自己这么想。前方不远处有解决之道,只要再往前走几步就可以了,何秋妤的意识深处有一个声音这么同她说。
第二天一大早,何秋妤拿着自己的X光片子和之前拍的CT片子去医生办公室找陈医生,欲更加清楚地掌握自己现阶段的病情。
医生们正在准备交班,何秋妤找到陈医生问了两句,陈医生只说让她回病房等一下,没有回答。陈医生无法轻易打发何秋妤,她不肯回病房,就站在医生办公室外等待,隔着一扇窗看医生们交班,等了差不多十五分钟,看到列队站立的医生们开完会解散了。
陈医生一走出办公室的门,何秋妤就迎上去,将两张片子伸到陈医生面前,着急地问道:“陈医生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还要继续做化疗吗?要不要换一种化疗药?我什么时候才能正常吃东西?”
不料这天的陈医生全无平日的友善耐心,皱着眉别过脸,似乎很生气,低声骂了句:“你很烦呀!”
不算大的声音却吓了何秋妤一跳,她当即愣住,张口无声,瞪大眼睛看着陈医生。
一位像是科室主任的中年医生赶紧过来替陈医生解释:“不好意思,他刚下夜班,太累了。”又反手带着陈医生回到医生办公室里,关上门,不急着去查房了。
何秋妤放下手,对着办公室紧闭的门板呆立几秒,才想起自己要离开这里,医生办公室不是她该待的地方。一转身就发现有一个应该是病人家属的年轻女孩在看着她,她赶紧挤出了一个微笑,无意义地耸耸肩,而后加快脚步回到病房,等待护士给她打针。
这件事对何秋妤的打击非常大,她卑微地视医生为救世主,却在一瞬间,被救世主抛弃,救世主径自走下神坛,再不愿接受她的敬仰和跪拜。
起初来到肿瘤医院时携带着的对医生天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可怜乞讨都荡然无存,太不祥了,这些仿佛是死亡的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