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掉安洁拉的第三天,我带着新买的速写本走进“拾光”咖啡馆。下午四点,店里没什么人,只有老板在柜台后擦拭杯子。
角落的长桌空着。我选了背对墙的位置坐下,点了一杯美式。速写本摊在桌上,纸页雪白,和我此刻的思绪一样干净。
服务生送来咖啡时,多放了一小块黄油饼干。“老板请的,”她笑着说,“看你常来。”
我道了谢,把饼干推到一边。炭笔在指间转动,在纸角留下零星的灰色印记。该画什么?这个问题比想象中更难。安洁拉曾经是我的避难所,现在连这片虚假的安宁都被我自己亲手拆毁了。
门铃轻响。我抬头,看见卡萝推门进来。她今天没穿那件深蓝色外套,换成了一件灰色的连帽衫,帽子松松地兜在头上。
她径直走向我的桌子,拉开对面的椅子坐下,动作自然得像我们约好了一样。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问。
“猜的。”她把背包放在脚边,目光扫过我空白的速写本,“没画?”
“不知道画什么。”
老板亲自端来一杯绿茶,放在卡萝面前,显然记得她的习惯。她点头致谢,双手捧着温热的杯子。
“那就画这个。”她说。
“画什么?”
“不知道画什么的状态。”
我愣了一下。她却已经拿出自己的素描本,开始画咖啡馆的吊灯。线条干净利落,毫不迟疑。
我学着她的样子,开始画眼前的咖啡杯。杯口的椭圆总是画不圆,透视也奇怪。画到第五个歪斜的杯子时,我忍不住问:
“你从没怀疑过自己该画什么吗?”
笔尖在纸面停顿,她抬起眼:“每天都怀疑。”
“那怎么办?”
“继续画。”炭笔又动起来,“画到不怀疑为止。”
窗外下起小雨,水滴在玻璃上划出细长的痕迹。咖啡馆里只有我们这一桌,安静得能听见她笔尖摩擦纸面的沙沙声。
我换了一页纸,开始画窗上的雨痕。这次不再追求准确,只是跟着感觉走。线条歪斜断续,像心跳的轨迹。
“好些了。”她突然说。
我抬头,发现她在看我的画。
“哪里好?”
“像在呼吸。”她的目光回到自己的画上,“之前的画都像在屏息。”
这句话刺痛了我,也释放了我。原来我一直都在屏息作画,生怕一丝喘息会破坏那脆弱的完美。
雨下大了。我们各自画着,偶尔抬头看对方一眼,但不再交谈。这种沉默比语言更有力量,像土壤让种子安心生长。
六点整,她合上素描本。我也放下炭笔,发现已经画满了七页。全是琐碎的片段:咖啡杯、雨痕、店招的一角、她低头的侧影。不成作品,但真实。
“明天还来吗?”她问,一边把素描本塞回背包。
我想起李老师昨天的警告。他说如果周五交不出新作初稿,就要考虑取消我的参展资格。
“来。”我说。
她点点头,把帽子拉得更低些,推开店门走入雨幕。
我留在座位上,翻看刚才的画。每一页都很粗糙,但每一笔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没有安洁拉的影子,没有别人的期待。就像第一次学会走路,跌跌撞撞,但方向由自己决定。
老板过来续杯时,看了看我的速写本。
“进步很大。”他说。
我惊讶地抬头。他指了指最新的一页,那上面是卡萝离开时的背影,线条依然生涩,但有了某种说不清的力度。
“开始找到自己的笔触了。”他笑笑,去招呼新来的客人。
雨停了。夕阳从云层缝隙中漏出来,把咖啡馆照成暖金色。我在速写本新的一页上写下日期,画下这一刻的光影。
离开时,我把那块没动的黄油饼干包好放进口袋。推开店门,晚风带着雨后的清新扑面而来。
回到画院时天已黑透。主画室的灯还亮着,能看见里面晃动的人影。我绕到后院,从侧门悄悄上楼。
宿舍里没人。我打开台灯,把今晚的画铺了满床。七张速写,像七个脚印,记录着一条全新的路。
手机震动,是林楠的短信:「李老师问新画的进度」
我回复:「在进行中」
这不是谎言。那些歪斜的线条,那些不确定的形,都是进度。也许不够好,但足够真实。
我拿起炭笔,在墙上贴的白纸上画下今天最后的速写:雨中的咖啡馆窗户,和一个推门走入雨幕的背影。
画完才发现,这是我第一次主动画卡萝。不是因为她在看我,而是因为我想记住这个下午,记住有人在我最迷茫时,安静地坐在对面,用她自己的方式告诉我:继续画。
我把这张画撕下来,夹进速写本的扉页。
窗外,旧艺术楼沉默地立在夜色中。我知道明天该画什么了。不是完美的安洁拉,不是别人的期待,只是我看见的、感受的、相信的每一个瞬间。
哪怕它们歪斜、生涩、不完美。
因为真实,从来不需要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