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早晨,我没有去主画室,而是直接走向旧艺术楼。手里提着沉重的画箱,里面装着刮刀、颜料和几块准备重新打底的小画布。晨光将主楼的玻璃幕墙照得晃眼,而对面的旧楼则在阴影中沉默,像另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世界。
三楼的画室门虚掩着。我推开门,发现卡萝已经到了。她正蹲在墙角,用一把美工刀小心地刮着墙皮。剥落的白色碎片掉在她脚边的旧报纸上,露出底下斑驳的深绿。
“你在做什么?”我把画箱放在窗边。
“找颜色。”她头也不回,“这栋楼拆之前,我想记住它真正的颜色。”
我走过去蹲在她身边。剥开那层廉价的白色涂料,底下的墙面像一本被遗忘的日记:六十年代的标语残迹,七十年的绿色墙漆,八十年代幼稚的粉笔涂鸦,层层叠叠。
“看,”她的指尖拂过一片深绿,“这是我外婆那辈人喜欢的颜色,叫‘革命绿’。”
美工刀小心地移动,又一片白色剥落,露出一行模糊的红色字迹:「美术1978」。
“1978年,”我轻声说,“画院刚成立的时候。”
我们沉默地看着那行字。四十多年前,也有年轻人在这里画画,为了什么理想或者别的。而现在,这栋楼就要拆了。
“来。”她突然站起来,递给我一把刮刀,“帮忙。”
于是那个上午,我们像考古学家一样,在这面墙上寻找着时间的痕迹。刮刀刮过墙面的声音沙沙作响,白色的碎屑像雪片一样落下。每发现一层新的颜色,每找到一行模糊的字迹,我们都会相视一笑。
当整面墙的白色伪装都被清除,露出的不是单调,而是一幅巨大的、由时间完成的抽象画。不同年代的色彩交织,标语覆盖着涂鸦,裂缝中长出细小的霉斑。
“这才是真实。”卡萝说。她的脸颊沾着墙灰,像某种神秘的面纹。
我打开画箱,开始调色。不是调色盘上现成的颜色,而是模仿墙上那些经过时间沉淀的色彩:革命绿要加一点黑才能复现那种深沉,1978年的朱红已经氧化成铁锈色。
我在第一块小画布上画下那片革命绿。笔触不再平滑,而是带着墙面的肌理。
“不对,”卡萝看着说,“太新了。”
她拿起我的刮刀,在未干的颜料上轻轻刮过。绿色被刮掉一些,露出底层的白色画布,像是岁月磨损的痕迹。
“这样,”她把刮刀还给我,“颜色就有了时间。”
我学着她的方法,在每一层颜色干到恰到好处时,用刮刀、砂纸、甚至指甲制造磨损。铁锈红上刮出几道白痕,像是标语褪色;深绿色上用砂纸磨出斑驳,像是潮湿侵蚀。
中午我们没去吃饭,她下楼买了饭团,我们坐在满是墙灰的地上吃。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斑驳的墙面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你为什么学画?”我问她。
她咽下嘴里的饭团,看着窗外:“我外婆是这画院最早的学生之一。”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主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她没能毕业,结婚生子去了。但一直留着当年的素描本。”卡萝从背包里掏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纸页脆弱得仿佛一碰就会碎。
我小心地翻看。铅笔素描,画的是这栋旧楼当年崭新的样子。线条稚拙,但充满热情。
“她去年走了。我把她的骨灰撒在后院的蔷薇丛下。”卡萝的声音很平静,“然后我来这里,替她把没画完的画完。”
我看着她,突然明白了很多事。明白她为什么执着于这栋旧楼,明白她画里那种与年龄不符的沧桑感从何而来。
下午我开始画第二幅画:那行「美术1978」的字迹。我调出氧化后的铁锈红,小心地描摹每一个笔画。在字迹周围,我画上剥落的墙皮,露出底下不同年代的色彩层次。
卡萝在我身边画画,这次不是素描,是水彩。她画的是这间教室的角落,剥落的墙面,倾倒在地的旧画架,还有从窗户投下的光影。她的水彩湿润朦胧,与墙面的斑驳形成奇妙的呼应。
当夕阳再次染红窗户时,我已经完成了三幅小画:革命绿、1978、以及一片混杂着各年代痕迹的墙面肌理。它们粗糙、不完美,但每一笔都有着时间的重量。
“下周四,”我收拾画具时说,“画院要办中期展。”
她正在洗笔,动作停了一下。
“我打算交这些。”我指着那三幅小画。
她转过身,笔尖的水滴在脚下积成一个小小的色斑。
“李老师不会喜欢的。”
“我知道。”
她走过来,仔细看着我的画。手指轻轻拂过画面上那些刮擦的痕迹。
“但它们是真实的。”她说。
离开时,我们在旧楼门口分手。她要去后院给蔷薇浇水,我则要带着这些“不合格”的作品回主楼。
走到半路,我回头看她。她正蹲在蔷薇丛边,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旧楼的墙根。那一刻,她仿佛也成了这栋旧楼的一部分,一个在时光中静止的剪影。
回到主画室时,李老师果然在等我。
“新作品呢?”他问。
我打开画箱,拿出那三幅小画。周围响起窃窃私语。
李老师的眉头皱了起来:“这是什么?”
“《1978》,《革命绿》,《痕迹》。”我说出刚刚想好的名字。
他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要当场把它们扔进垃圾桶。
“解释。”他终于说。
我走上前,指着画面上那些刮痕:“这是时间。”
又指着斑驳的色彩:“这是记忆。”
最后指着画布边缘故意留下的粗糙纹理:“这是我们。”
他沉默了。画室里安静得能听见每个人的呼吸。
“不够美。”最后他说。
“真实不总是美的,”我说,“但美应该建立在真实之上。”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难辨。
“下周四布展,”他终于说,“我给你最小的展位。”
我点点头,小心地收好三幅画。走出画室时,林楠追上来。
“你疯了?”她压低声音,“就拿这些去参展?”
“嗯。”
“为什么?”
我想起卡萝蹲在蔷薇丛边的身影,想起墙上那行1978的字迹。
“为了那些没有被记住的,”我说,“和不该被忘记的。”
夜幕降临,我站在宿舍窗前,看着对面的旧艺术楼。顶楼的一个窗口亮着微弱的灯光,像是谁点了一盏蜡烛。
我知道她在那里。在即将消失的旧楼里,在层层剥落的时光中,画着那些不被期待但无比真实的画。
而我,终于也走上了同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