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长河裹挟着泥沙,翻滚着进入了2010年代的中后期。大学毕业后,林知梦像许多怀揣梦想(或仅仅是需要一份工作)的年轻人一样,留在了这座南方省会城市。她进了一家本土的广告公司,从最底层的文案助理做起,拿着微薄的薪水,租住在城市边缘一个老旧小区的小单间里。日子像上了发条的钟摆,在拥挤的地铁、无穷尽的修改意见和泡面的味道里,规律而麻木地摇晃。
沈野去了美国一年,归来时身上镀了一层“海归艺术家”的金边。他的“梦瘾”系列在国外一个不算顶尖但也颇有分量的学生展上拿了奖,让他在本地的艺术圈子里声名鹊起。他开了个人工作室,接一些商业拍摄,也继续他的艺术创作,俨然成了小有名气的青年摄影师。
两人再次产生交集,是在一个行业交流酒会上。林知梦作为公司项目组成员被迫参加,穿着不合身的黑色套裙,躲在角落尽量减少存在感。沈野则是作为特邀的“艺术顾问”被隆重请来,穿着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身边围着几个试图与他攀谈的人。他依旧话少,但那种经过历练后的沉静气场,与大学时的青涩孤僻已有所不同。
他看到了角落里的林知梦。
酒会结束后,他主动过来,生硬地寒暄了几句,然后要了她的联系方式。此后,便开始断断续续地联系。他会给她看一些他新拍的照片,听取她的看法(她的广告文案思维有时能给出意想不到的解读角度);偶尔也会约她出来,看一些冷门的地下电影展,或者只是在他工作室楼下的咖啡馆坐坐,大部分时间是沉默,偶尔交谈,话题也仅限于艺术和摄影。
这种联系,淡得像水,却持续了将近一年。林知梦那颗在大学时期曾为他悸动过的心,在经历了社会打磨后,早已冷却了不少。但她不得不承认,沈野身上那种纯粹的、对艺术的专注,以及他镜头下那个被“看见”的、剥离了世俗标签的自己,对她依然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在他身边,她可以暂时忘记职场里王蔚副总监的捧杀PUA,忘记租房的拮据,忘记父母电话里小心翼翼的催婚。
更重要的是,她太累了。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打拼,像一艘没有缆绳的小船,在风雨里飘摇。沈野的出现,他的才华,他那点若有若无的“旧情”,以及他如今看起来还算稳妥的“前景”,都像是一个可以暂时停靠的港湾。哪怕这个港湾,可能布满暗礁。
当沈野在一个毫无征兆的、下着淅沥小雨的傍晚,在他堆满摄影器材和废胶片的工作室里,用沾着显影液味道的手指,举着一枚素圈铂金戒指,用一种近乎陈述事实的语气说出“我们结婚吧”时,林知梦在短暂的震惊过后,心里涌起的,竟是一种“终于来了”的疲惫的认命感。
没有浪漫的求婚仪式,没有深情的告白,甚至连“爱”这个字眼都没有。只有沈野那双黑沉沉的、看不出情绪的眼睛,和一句干巴巴的:“我觉得,我们在一起,比较……合适。”
裸婚。这是沈野提出的,也符合林知梦当时的经济状况和某种破罐破摔的心态。没有彩礼,没有婚礼,没有蜜月,甚至连双方父母都是在他们扯完证后才通知的。林知梦的父母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晌,最后只叹了口气,说“你自己想好就行”。他们对于这个“命格特殊”、高考失利、工作普通的女儿,似乎也降低了期望值。
沈野的父母,则表现出一种混合着知识分子清高和市侩精明的复杂态度。公公沈建国是退休中学教师,话不多,脸上总带着一种置身事外的淡漠。婆婆张蕙兰,以前是单位会计,退休后热衷于各种理财和保健品,眼神锐利,说话语速快,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掌控欲。
他们对于儿子娶了一个“没家世、没背景、工作不稳定”的媳妇,显然是不太满意的。但沈野性格执拗,他们似乎也无可奈何。只是在一次家庭聚餐时,张蕙兰状似无意地提起:
“现在年轻人压力大,你们又都是搞艺术的,不懂理财。听说知梦老家那边好像拆迁了?虽说可能没多少,但钱放着也是贬值。不如拿出来,妈帮你们一起打理,买点稳健的基金,比存银行强多了。”她笑吟吟的,语气亲热,“都是一家人了,你们的钱就是我们的钱,我们的以后不也都是你们的?”
林知梦心里咯噔一下。她老家那个家属院确实拆了,分了一笔不算多但也绝不算少的补偿款,那是她父母攒了半辈子和她未来的一点依靠。她含糊地应了一句“钱在我爸妈那儿,他们管着”,想把话题岔开。
张蕙兰脸上的笑容淡了些,没再追问,但那种被算计的感觉,像一根细刺,扎进了林知梦的心里。
婚后,他们住在沈野工作室附近租的一套一居室里。生活似乎并没有太大改变,依旧各自忙碌。沈野沉浸在他的光影世界里,对家庭琐事漠不关心,情感交流几乎为零。林知梦白天在公司应付王蔚的刁难,晚上回来还要收拾沈野随手乱扔的脏衣服和吃剩的外卖盒。婚姻,更像是一场合租,而她是那个需要承担更多保洁工作的室友。
真正的矛盾,在她父亲林建业突发脑溢血住院时爆发了。手术需要一大笔钱,林知梦心急如焚,拿出自己工作后所有的积蓄,但还有不小的缺口。她向沈野开口。
沈野沉默地听完,转身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个存折,递给她,上面是他这几年大部分的收入。“密码是我工作室成立那天。”
林知梦心头一暖,刚要说谢谢,沈野却又补充了一句,语气平淡无波:“这笔钱,本来是打算买下我现在租的那套工作室的。房东想卖了。”
那一刻,林知梦拿着存折,感觉像拿着一块烧红的烙铁。他给了钱,却同时也提醒了她,她打断了他的计划。感激与负疚交织,让她呼吸困难。
更让她心寒的是,当她打电话回家询问父亲病情时,母亲李素娟支支吾吾地告诉她,之前亲家母张蕙兰多次打电话“关心”,话里话外打探拆迁款的数目和下落,还说“现在都是一家人,有什么投资机会可以一起,比存着强”,甚至暗示“知梦她爸这病,以后花钱的地方多,钱得动起来才能生钱”。
林知梦气得浑身发抖。父亲还在病床上,婆家惦记的却是他们家的那点“棺材本”!
当天晚上,她就做了一个梦。梦里,沈野工作室那个老旧的吊灯扭曲变形,一条冰冷的、带着暗金色斑纹的巨蛇缠绕其上,蛇头垂下,信子嘶嘶作响。而在下方的茶几上,蹲着一只硕大的、金光闪闪的三足金蟾,张着巨大的嘴巴。她和沈野辛苦挣来的钞票,像被无形的手抓着,一张张飞起来,精准地投进了那只金蟾永远填不满的嘴里。
金蟾,象征财富,在此刻的梦境里,却成了“吞噬”的化身。
象征转化律再次生效:金蟾= 吞钱。指向的,正是那不断试图渗透、掌控他们经济,尤其是觊觎她家拆迁款的公婆。
梦醒后,她冷汗涔涔,看着身边熟睡的沈野,第一次对这场婚姻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和恐惧。
父亲出院后,身体大不如前,需要长期服药和康复。林知梦和父母商量后,决定用一部分拆迁款,在他们所在的城市买一套小房子,把父母接过来方便照顾。她看中了一个离医院不远、环境尚可的小区,一套两居室。
当她兴冲冲地把这个决定告诉沈野,并希望他能一起出面签合同时,沈野却沉默了。
过了几天,他拿回一份购房合同草案,递给林知梦。“我妈说,她认识那边的销售总监,能拿到内部价。合同……先写我的名字吧,方便操作,后续贷款什么的也简单。”
林知梦接过合同,一眼就看到产权人那一栏,只写了沈野一个人的名字!她的心瞬间沉到谷底。
“这是什么意思?”她的声音冷得像冰。
沈野避开她的目光,语气有些烦躁:“就是走个流程,你计较这个干什么?婚后买的,不就是共同财产吗?”
“共同财产?”林知梦几乎要冷笑出声。她想起不久前网络上热议的《婚姻法新解释》,关于婚前婚后房产归属的各种条款被反复解读,一度冲上热搜,引发了全民关于婚姻与财产的大讨论。其中明确涉及到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的产权认定问题。她家的拆迁款,属于她父母的赠与,如果房子只写沈野的名字,一旦……后果不堪设想!
“这房子,是用我爸妈的拆迁款买的!大部分都是!”林知梦盯着他,“走流程需要只写你一个人的名字?沈野,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
沈野张了张嘴,脸上掠过一丝被戳穿的狼狈,但更多的是那种典型的、遇到冲突就想要逃离的回避。他猛地站起身:“随便你怎么想!你们家的事,真麻烦!”说完,竟摔门而出。
看着他逃离的背影,听着那声沉重的摔门声,林知梦浑身冰凉地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那份只写了沈野名字的、所谓的“海景房”合同(其实只是个人工湖景),只觉得无比讽刺。
她以为的港湾,原来是吞噬她的漩涡。她以为的避风港,原来布满了想要掠夺她最后依靠的触手。
她没有哭,也没有歇斯底里。一种极致的失望和清醒,反而让她异常平静。
她走进书房,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标题是:自我彩礼清单。
然后,她开始敲字,不是列对方应该给予什么,而是列明,在这场婚姻乃至未来所有关系中,她自己必须保留和坚守的东西:
1. 自尊:不因任何人的否定、贬低或冷漠而自我怀疑。我的价值,由我定义。
2. 边界:我的财产(包括父母赠与)、我的**、我的情感空间,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包括配偶,不得以“爱”或“一家人”的名义越界。
3. 存折: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基石。必须保有完全由自己支配的财产和持续赚钱的能力。
4. 梦想:无论生活多么琐碎,不放弃记录梦境的权利,不放弃对内心世界探索的好奇。
5. 离开的勇气:如果一段关系只剩下消耗和伤害,要拥有随时转身离开的底气和力量。
她一条一条地写着,像是在起草一份对自己的郑重誓约。字迹清晰地映在屏幕上,也刻进了心里。
这份清单,比任何来自他人的彩礼都更珍贵。它不是向外索求,而是向内建立堡垒。它标志着,林知梦开始从那种渴望被拯救、渴望依附于人的小女孩心态中挣脱出来,试图成为一个能为自己的情感和现实负责的成年人。
她将这份清单加密保存在电脑里,然后打印出一份,折叠好,放进了那个新的铁皮梦匣中,与“勇敢”的纸条放在一起。
做完这一切,她走到窗边,看着城市璀璨却冰冷的夜景。
婚姻的围城已然筑起,里面没有浪漫,只有冰冷的算计和回避。
但她似乎,在城墙的阴影里,找到了一柄可以自己锻造的、名为“自我”的武器。
拆迁,拆掉的不仅是老房子,还有她对婚姻不切实际的幻想。
而重建,将从这份写给自己的“彩礼”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