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逐字逐句地念着律师函,刻意保持着声音的平稳,努力不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对事实的陈述。当念到“玩忽职守”、“造成巨大身心伤害”等尖锐措辞时,喉咙还是忍不住有些发紧。
闻讯始终安静地听着,身体微微前倾,右手无意识地轻叩着沙发扶手,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我见过几次。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在法庭上聆听对方陈词。
直到我念完最后一个字,客厅里陷入短暂的沉默。
“念完了?”他问。
“嗯。”
他轻轻“呵”了一声,那声音里听不出喜怒,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剖析感。“典型的施压手段,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情绪渲染,试图在谈判前抢占道德制高点。”
我愣住了。他切换角色的速度太快,快到让我有些不适应。
“沈医生,”他转向我,虽然看不见,但那专注力却如有实质,“现在,我需要你像对你的主治医生陈述病情一样,客观、详细地告诉我那天发生的所有细节。不要带情绪,只陈述事实——你什么时候接到通知,等了多久,期间做了什么,为什么离开,离开前是否做过安排,以及,你后来了解到的,患者实际到达的时间。”
他的语气专业、冷静,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引导力。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剥离掉委屈和焦虑,开始回溯那天的时间线:接到护士台电话的具体时间,在诊室等待的时长,期间是否询问过护士台,交班同事未到的原因,离开前是否告知值班护士,以及最终确认患者到达的空档期……
我叙述时,他偶尔会打断,提出一些非常精准的问题:“你确认护士明确告知家属,是直接去你的诊室,而不是在分诊台等待吗?”“你离开时,值班护士是否明确知晓你已下班且不再接诊?”
有些细节我一时无法完全确定,需要回想。他并不催促,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等待我梳理记忆。
当我全部说完,他沉默了片刻,指尖在扶手上轻轻敲击着最后的节奏。
“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好。”他终于开口,语气里甚至带着一丝……轻松?“首先,对方选择发送律师函,而非直接起诉,说明他们自身也对直接走法律程序的胜算存疑,或者更倾向于通过施压获取快速赔偿。这给了我们应对的时间。”
“其次,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核心争议点在于‘是否构成误诊或延误治疗’。根据《侵权责任法》和相关医疗纠纷处理条例,构成医疗损害责任需要同时满足四个要件: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
他顿了顿,似乎在组织更易懂的语言:“你的行为,关键在于‘主观过错’。你并非无故旷工,而是在下班时间因交接班延迟和等待患者未果后离开,并且理论上,急诊通道应有其他备班或值班医生可以处理。关键在于,医院内部的交接流程是否存在漏洞,以及护士是否尽到了充分的引导和告知义务。”
“最重要的是,”他微微抬起头,那只浑浊的右眼仿佛也透出了一点锐利的光,“我们需要立刻确认两个关键事实:第一,那名小患者后续是否在其他医院或由我院其他医生得到了及时、妥善的处理?第二,他的巩膜裂伤,最终的愈后情况如何?如果眼睛没有造成不可逆的严重后遗症,那么所谓的‘巨大身心伤害’就缺乏事实依据,索赔基础将大大削弱。”
他条分缕析,将一团乱麻的局面瞬间梳理得清晰明了。我看着他,心中翻涌着难以言喻的情绪。眼前这个需要我搀扶、帮助生活起居的人,此刻却在用他最熟悉的方式,为我构建起一道坚固的防线。
“我明白了,”我感觉堵在胸口的石头被移开了大半,“我明天一早就去核实患者的后续治疗情况,并调取当天的监控和护士交接记录。”
“嗯。”他点了点头,“所有沟通,最好保留记录。如果需要,我可以……帮你草拟一份情况说明,或者,与对方律师前期的沟通函。”
他说得轻描淡写,但我能感受到这话语背后的分量。这意味着,他将要亲自介入这场因我而起的风波。
“闻讯,”我忍不住开口,声音有些干涩,“谢谢你。但是……这会不会太麻烦你?你的眼睛……”
他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一抹极淡的,却带着某种坚定神采的笑容:“沈医生,你忘了么?思考和分析,不需要用眼睛。而且,能重新‘做回’老本行,哪怕只是动动嘴皮子,感觉……还不坏。”
他顿了顿,补充道,语气带着一种令人心安的力量:“别担心,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你专心做好你的医生,其他的,我来。”
那一刻,看着他清瘦却挺直的脊背,听着他沉稳有力的声音,我忽然觉得,这封突如其来的律师函,似乎也不再那么可怕了。黑暗或许夺走了他的光明,却无法湮没他灵魂深处的光芒。而这光芒,此刻正照亮我前路的迷茫。
一种奇特的信赖感和某种更加汹涌的情感,在我心中悄然滋生、蔓延。我看着他“望”向虚空却仿佛能洞察一切的身影,轻轻应了一声: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