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日过去,那起投诉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我心头,工作时总有些心神不宁,生怕再出任何纰漏。主任虽未再催促,但那通尖锐的电话和“法院见”的威胁,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天我主刀了一台复杂的手术,身心俱疲地回到家。刚掏出钥匙,脚下便踢到了一个硬物。低头一看,是一个厚实的牛皮纸文件袋,安静地躺在我家门口的脚垫上,没有署名,只在标签上打印着我的姓名和地址。
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我。我捡起文件袋,入手沉甸甸的。拆开封口,抽出里面的文件,首页几个加粗的黑体字像冰锥一样刺入我的眼帘——律师函。
是那个投诉我的患者家属发来的。
我的呼吸一滞,手指有些发凉。迅速浏览内容,函中措辞严厉,列举了我“无故离岗”、“玩忽职守”的行为,声称给孩子造成了巨大的身心伤害和潜在风险,要求医院严肃处理我本人,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及索赔的权利。
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收到律师函。尽管内心坚信自己并非故意,也等待了许久,但面对这白纸黑字的正式法律文件,一种混合着愤怒、委屈和职业焦虑的情绪还是迅速淹没了我。医疗纠纷,这是所有医生最不愿面对的噩梦之一。
我拿着那封律师函,僵在玄关,连鞋都忘了换。脑子里乱糟糟地设想着最坏的后果:医疗事故鉴定、漫长的诉讼、职业生涯的污点……
“沈医生?”闻讯的声音从客厅传来。他正坐在沙发上,面朝我的方向,似乎感知到我不同寻常的沉默和凝重的气息。“你回来了?今天……好像比平时晚一点。”
我猛地回过神,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在门口站了太久。努力想让声音听起来平静些,却还是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嗯,回来了。有点……小事耽搁了。”
我走到客厅,将公文包随手放在沙发上,那封律师函却像烫手山芋一样不知该放哪里,最终被我下意识地攥在手里。
闻讯微微偏头,他覆盖着厚翳的右眼虽然无法聚焦,但那种专注的“凝视”感却异常强烈。“你的呼吸有点急,”他轻声说,语气带着肯定的判断,“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关于……上次那起投诉?”
他超乎常人的敏锐再次让我心惊。在他面前,我仿佛无所遁形。疲惫和焦虑压倒了我一直试图维持的专业和冷静,我重重地叹了口气,身体陷进他旁边的单人沙发里,手指无意识地捏紧了那份文件,纸张发出细微的摩擦声。
“是啊,”我扯出一抹苦笑,声音里充满了无力感,“投诉升级了。估计是患者家属不满医院对我的处置,他们……寄来了律师函。”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补充了一句,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自嘲:“第一次遇到这种事……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说完这句话,我抬手揉了揉胀痛的太阳穴,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烦恼中,以至于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我身旁的这个刚刚经历失明之痛、生活尚且需要我帮助的盲人,我的患者兼室友,他过去的身份,恰恰好是一位能力出众的民事辩护律师。
客厅里安静了几秒,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车流声。
然后,我听到闻讯开口了。他的声音依旧平静,甚至比平时更加沉稳、清晰,褪去了伤病带来的虚弱感,一种属于专业人士的冷静和力量感,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
“沈医生,”他朝我的方向微微倾身,语气笃定而从容,“如果你需要,并且愿意相信我的话——把律师函的内容,念给我听。”
我猛地抬起头,看向他。
他坐在那里,面容依旧清俊却带着伤痕,双眼无法视物,但此刻,那微微仰起的脸庞上,却焕发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属于顶尖律师的自信与锐利。仿佛褪去了所有病弱的外壳,露出了内里坚韧而强大的核心。
我一瞬间的怔愣和迟疑,似乎被他精准地捕捉到了。
他嘴角勾起一个极淡的,却带着几分昔日风采的弧度,轻声补充道,像是在陈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
“别忘了,在看不见之前,我靠这个吃饭的。在这方面,我或许比你要专业一点。”
那一刻,压在我心头的巨石仿佛被撬开了一道缝隙,一束光猛地照了进来。是啊,我怎么忘了!我身边坐着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盲人患者,他曾是在法庭上挥斥方遒、捍卫权益的律师!
巨大的反差让我一时失语,随即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混合着荒谬与希望的情绪涌上心头。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双无法再阅读法律条文的眼睛,心中百感交集。
我下意识将这份沉甸甸的律师函递向他的方向,随即反应过来他无法看见,又迅速收回,立刻开口道:“好,我念给你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