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讯的手术很顺利,义眼台植入后恢复得不错。我每天仔细为他换药,观察着眼眶内组织的愈合情况——血色渐褪,被健康的粉红色取代,没有异常分泌物,一切都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再过一阵,等义眼台在眼窝里稳定地“长”好,就可以去定制一枚逼真的义眼片了。
至于他的右眼,我们心照不宣地暂时没有深谈。毕竟还有光感,像一簇未曾熄灭的火苗,是选择未来冒险进行角膜移植,还是维持现状,这个决定需要时间,也需要他内心真正的平静与接纳。
他的视障康复训练也正式提上了日程。我每天上班前,会先开车送他去康复中心。看着他拄着盲杖,在导引员的带领下,一步步学习定向行走、使用读屏软件,那专注而倔强的侧脸,让我感到些许欣慰。日子仿佛就这样,在医院的忙碌与家的两点一线间,找到了一种脆弱的安定。
然而,意外总是不出意外地来临。
周一刚到医院,我就被李主任叫进了办公室。他脸色不太好看,将一份打印出来的投诉信推到我面前。
“沈珩,你看看这个。”
我接过纸张,快速浏览了一遍,心猛地沉了下去。投诉的大概内容,是指控我昨天玩忽职守,无故离岗,错过了一名急诊病人。
根据同事和护士们七嘴八舌的拼凑,以及我自己的回忆,整件事的轮廓逐渐清晰:
昨天下午临近下班时,来了一个眼外伤的病人,是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分诊护士看了一眼,初步判断是巩膜裂伤,情况紧急。当时科里其他有权限处理急诊的同事都去吃饭或已经下班,刚巧只有我还在处理最后的病历。护士便告知家属,让患者直接去找我。
我接到护士台电话后,就留在诊室里等。然而,左等右等,病人迟迟未到。眼看着早已过了下班时间,交班的同事也因一台复杂手术延时而迟迟未到。胃里空空,饥饿感一阵阵袭来,更重要的是,我记挂着还在康复中心等着我去接的闻讯。他第一次独自在陌生环境完成训练,我答应过会准时去接他。
又等了近二十分钟,诊室外依旧不见人影。我猜测可能病人转去了其他医院,或者情况并不如预想的严重。在饥饿与担忧的双重驱使下,我最终决定离开,想着如果病人真来了,值班同事也应该能处理。
结果,事情就是这般巧合。我前脚刚离开医院不到五分钟,那对家长就牵着孩子匆匆赶到了我的诊室门口。没人知道他们挂完号之后,为什么又带着孩子跑去做了什么,或许是在楼下迷路,或许是临时处理其他事情……但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们扑了个空。
“我已经了解过情况了,”李主任揉了揉眉心,“虽然事出有因,你也确实等了很久,但毕竟最后是你不在岗位上,家属情绪很大。你赶紧打电话联系一下患者,问问孩子现在什么情况,眼睛处理了没有,好好跟人家解释一下,道个歉,争取谅解。”
我压下心头的憋屈和无奈,点了点头。回到自己办公室,我按照投诉信上留的联系方式拨通了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我表明身份,询问孩子眼睛的情况,并为自己昨天的离开表示歉意,解释了等待和交接的情况。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随后,听筒里猛地传来一个尖锐的女声,显然是抢过了电话,带着哭腔和毫不掩饰的愤怒,穿透我的耳膜:
“道歉有什么用!我告诉你,我宝贝儿子的眼睛要是真有什么事儿,留下后遗症,咱们就法院见吧!你们这是什么医生!什么医院!”
“女士,您别激动,孩子现在……”
“嘟—嘟—嘟—”
电话被猛地挂断,只剩下忙音在我耳边回荡。
我放下手机,靠在椅背上,深深吸了一口气。窗外阳光刺眼,我却感到一阵无力。作为医生,我比任何人都希望患者能得到及时妥善的治疗。昨天的离开,虽有缘由,但此刻面对家属的愤怒和威胁,所有的解释都显得苍白。
下班后,我去接闻讯。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我情绪的低落。
“沈医生,”在回家的车上,他忽然开口,声音平静,“今天……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我有些意外于他的感知力,或许是我过于沉默,或许是叹气声泄露了心事。我握着方向盘,看着前方拥堵的车流,将今天被投诉的事情简单告诉了他,语气里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疲惫和自嘲。
他安静地听完,没有立刻说话。车内只剩下引擎的低鸣。
过了好一会儿,就在我以为这个话题已经结束时,他忽然轻声说,语气里带着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通透:
“有时候,即使你做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准备,偏偏那百分之一的意外,就能让一切前功尽弃。这不是你的错,只是……运气不好。”
他的话像一阵微凉的风,吹散了些许我心头的郁结。我侧头看了他一眼,他依旧安静地坐着,面向窗外,虽然什么也看不见。
是啊,运气不好。就像他那只被抓伤的眼睛,就像那次刚好错过的急诊。
但医生的职责,往往就是要与这“百分之一的意外”和“不好的运气”对抗到底。而此刻,身边这个同样被命运捉弄的年轻人,却用他独有的方式,给了我一丝难能可贵的理解与宽慰。
车停在了十字路口。透过后视镜,夕阳的余晖透过车窗,为他安静的侧脸镀上一层柔和的光晕,那两只无声诉说着残缺的眼睛总会让我感到心疼。
不妙。我的生活…好像已经渐渐习惯了闻讯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