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晞传 第34章 奶妈与两个女孩

《奶妈与两个女孩》

丰溪幼儿园的午后，阳光透过梧桐树叶，在沙坑里洒下斑驳的光点。记忆的闸门由此打开，带着陈旧的、却依然清晰的痛感。

那个被我家雇佣的奶妈，她粗糙温暖的手，本应只属于我。但她同时照看着另一个女孩，周霓娜。周霓娜的母亲似乎与她有着更深厚、更久远的交情，一种超越雇佣关系的亲密。

于是，偏袒成了日常的剧本。

我记得分明：

同样是争抢玩具，奶妈会不由分说地从我手中拿走，塞到周霓娜怀里，用我无法反驳的语气说：“你是姐姐，要让着妹妹。”

同样是摔倒哭泣，奶妈会先扑向周霓娜，心肝宝贝地哄着，而我的手心擦破渗出血珠，只能自己对着吹气。

餐盒里唯一的煎蛋，总会“自然”地出现在周霓娜的碗里；新买的发卡，戴在我头上不到半天，就会“跑”到周霓娜的辫子上，奶妈还会笑着夸她戴着好看。

那种不公平，并非疾风暴雨，而是像梅雨季节的湿气，无孔不入，缓慢地浸透了一个孩子的心。它无声地告诉我：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你的感受不重要，你的东西可以被随意剥夺，因为你不如她受宠。

这段童年最原初的、关于“被剥夺”和“被忽视”的记忆，像一粒被深埋的种子。如今看来，它或许正是后来一系列事件的序曲。周霓娜那种理所当然的索取姿态，以及某些人根深蒂固的偏袒逻辑，在丰溪幼儿园的沙坑边，就已经写下了注脚。

那个被我叫作“奶妈”的女人，她的势利远不止于言语上的打探。它渗透在行动里，成为一种具体而微的压迫。

我记得那些亮晶晶的头发夹，是我母亲难得给我买的小小慰藉。可“奶妈”总能找到借口，用她那套“姐姐要让着妹妹”的歪理，硬生生从我头上夺走，转身就别在了周霓娜的头发上。周霓娜，那个她眼中更需要被呵护、更值得拥有美好事物的女孩。

当周霓娜动手推搡我、抢夺我手里的东西时，“奶妈”往往就站在不远处。她从不真正制止，只是隔着一小段距离，用那种不痛不痒的、仿佛在念经的语气说：“哎呀，好朋友不要打架嘛。”

那声音轻飘飘的，没有任何分量，更像是一种默许的背景音。

而当我自己想要捍卫属于我的东西时，她的调门就会立刻变得严肃起来，对着我说：“你是姐姐，要让着点妹妹，知道吗？”

“让”。这个字像一句冰冷的咒语。让出头发夹，让出玩具，让出公平，甚至让出不被侵犯的底线。她要我让出的，是孩童世界里最基本的权利和尊严。

这些细碎的、日复一日的不公，像冰冷的雨滴，悄无声息地渗入我年幼的心灵。它们比一次剧烈的创伤更持久地塑造了我。它们让我过早地明白，所谓的“公正”并非天然存在，所谓的“大人”也并非总是可靠的仲裁者。有些偏袒，根植于更复杂的势利与私心，甚至不需要理由。

这或许也解释了我后来为何会轻易对黄万千那套蓝色玻璃后的冰冷，对李锡睿那套精于算计的“公平”，甚至对苏末晞那种“改变自己”的生存哲学，产生一种近乎本能的理解。因为从“奶妈”那里，我已经上过了关于世界运行暗影面的第一课——它不讲道理，只讲力量，只讲你被衡量的“价值”。

当周霓娜打我，当“奶妈”冷眼旁观并要我“让”的时候，那个躲在门后、或者站在角落，紧紧攥着拳头，心里默默记下这一切的小女孩，就已经开始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冷静的，甚至是不带感情的，旁观者与记录者了。

《碑文》

我不恨她们。

恨是灼热的炭，攥在手里，先烫伤的是自己。

我“看见”过一些画面，像水底晃动的倒影，清晰却冰冷。

我看见周霓娜——那个在奶妈怀里夺走我玩具，在漫长岁月里不断攫取本不属于她之物的女孩——在她三十五岁那年，身体像一株被蛀空的花树，轰然倒下。尿毒症。她透支了太多“非分之福”，命运早早向她索要了代价。

她的墓碑，我“看”得很真切。一块光洁的黑色花岗岩，上面嵌着她二十一岁时的陶瓷证件照。照片里，她烫着时髦的大波浪卷发，戴着精致的耳钉，彩色的影像努力维持着青春的张扬。但那凝固的笑容，与下方冰冷的生卒年月放在一起，只显得无比苍白和讽刺。

而在那个细雨蒙蒙的葬礼上，我也“看见”了自己。我和李淼站在一起。她老了，鬓角有了白发，穿着不合身的黑色套装，脸上是种被生活磨砺后的麻木与茫然。我们并肩而立，看着那块过早竖起的墓碑，谁都没有说话。

风穿过墓园的松柏，发出呜呜的声响。那一刻，我心中没有复仇的快意，只有一种巨大的、席卷一切的悲悯。像看着一场早已知道结局的戏，台上的人还在卖力演出，而台下的我，只为这注定的、仓促的落幕，感到一丝凉意。

所以，我不恨。我只是静静地看着，看着命运的河流如何按照它固有的轨迹流淌。那些曾经抢夺的、偏袒的、沾沾自喜的，终将在时间面前，显露出它原本的重量。

《双碑》

那一年，命运的清算来得沉默而凛冽。

周霓娜的墓碑在城北的墓园尚未被风雨磨去光泽，城南的刑场，另一条生命也走到了终点。

黄万千。

他与周霓娜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扭曲的“共生”。他汲取着她的虚荣与**作为养料，她依附于他的权势与庇护。如今，这脆弱的链条，从两端同时断裂。

他是被注射执行的。官方通报的罪名是“间谍罪”，证据确凿。但我知道，或者说我“看见”了水面之下的暗流。他太优秀了，像一棵过分挺拔的树，招致了狂风。他的才华与洞察力，让他触及了某些不该触碰的秘密，或者成为了更庞大的阴谋中，需要被清除的知情人。有人嫉妒他，设计了他，将一项足以致命的帽子，精准地扣在了他的头上。那冰冷的注射剂，推进去的不仅是终结生命的药剂，也是一个被精心编织的“结局”。

一个透支福报，病痛缠身，仓促离场；一个锋芒过盛，遭人构陷，身败名裂，以最不体面的方式谢幕。

我“看见”这两场葬礼，像观看一场对照实验。他们曾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却以各自的方式，印证了“孽缘”二字的沉重。没有唏嘘，没有感慨，只有一种冰冷的明悟：所有偏离正道的轨迹，无论看似多么绚烂或强大，终将因自身的重量而坠毁。

周霓娜的墓碑旁，不会有黄万千的花束；黄万千的档案上，也不会提及周霓娜的名字。但他们的人生，却在同一年，以这样的方式，构成了一个隐秘而残酷的互文。

我很小就学会了看人。这种能力并非天赋，更像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下催生出的生存本能。而我的启蒙老师，可以说是李淼的妈妈，那个被我们私下称为“奶妈”的女人。

她有个令人不适的习惯：热衷于打听。她总是用那种看似关切、实则探询的语气，问我妈妈是做什么的，爸爸又是做什么的。她的眼神里藏着一种精准的刻度，仿佛在根据答案默默衡量我们家的社会坐标，以及值得她投入多少“热情”。

我厌恶这种势利。于是，在我还不足以用更成熟的方式反抗的年纪，我选择了用一种近乎恶作剧的、扭曲的方式来回应。我开始对她编织谎言。

我告诉她，我从来没见过我爸爸，暗示自己是个不被承认的私生女。关于我妈妈，我则给出了一个自相矛盾到可笑的描述：我说她是一位从未上过班的家庭主妇，同时，又是一位钢琴家。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谎言拙劣而充满孩子气的挑衅。但它精准地投射了我当时对“奶妈”那套价值评判体系的嘲弄——我给了她一个无法被归类、无法被衡量，因而也让她无从下手的“身份”。

果然，她如获至宝，又或许是出于一种被冒犯后的报复，她将这个离奇的故事添油加醋地四处传播。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谎言有时会像蝴蝶扇动翅膀。许多年后，在一个大雪纷飞、天地寂静得只剩下寒风呼啸的日子，一群混混精准地绑架了我的母亲。他们或许就是听信了某个流传的版本，认为一个“没有丈夫依靠”、“看似有艺术背景却又无正式社会关系”的单身女性，是一个脆弱且有利可图的目标。

而我的父亲，他的失踪则更早，像投入深潭的石子，涟漪散去后便再无音讯。他的缺席，某种程度上，让“奶妈”散播的谣言显得更具某种扭曲的“真实性”。

这些发生在我童年与少年时期的事件，像冰冷的凿子，塑造了我性格的基石。它让我更深信人性的复杂与不可轻信，强化了我作为旁观者和分析者的定位。我那份疏离感，并非天生，而是在很早的时候，就被现实用最残酷的方式，浇筑成型。

当后来黄万千用他的符号游戏操控人心，当李锡睿用他的“外卖兵法”精准打击时，我都能在他们身上，看到那个年幼的、用谎言对抗势利的自己，以及那个在雪天失去安全感的世界，所投下的漫长阴影。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应对这个充满算计与不确定性的世界，只是有人走向了黑暗，有人，则选择永远站在边缘，冷眼旁观。

然而，在我后来为了体验生活而去无印良品填写的入职简历上，我在“家庭成员”那一栏，工工整整、一字不差地写下了我父亲和母亲的真实姓名。

这个举动没有任何人逼迫，也并非出于任何情感上的怀念。它更像一种冷峻的仪式。对我而言，那个被“奶妈”之流窥探和曲解的“家庭”，早已是一个被解构的概念。但在面对一个纯粹基于规则运转的系统（比如公司的入职流程）时，我选择提供最原始、最准确的数据。谎言是用于应对复杂而充满偏见的人心，而在无需投入情感的规则面前，我只给出事实，如同向一台机器输入参数。

《旁观者》

陈川看完了她的云盘日记，指节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苏末晞的过去像一幅被打乱的拼图，而他刚刚找到了几块关键的碎片。

他想起了调查中的一些细节。那个无印良品的HR苏蕾，他接触过。当话题无意中转向苏末晞时，苏蕾脸上会闪过一种极难察觉的神情——不是厌恶，更像是一种混合了优越感和等着看笑话的玩味。当时他不解，现在他明白了。

那所名为“丰溪”的幼儿园，根本不是什么童年的乐园，而是一个微缩的、早熟的权力与**训练场。李直、黄万千那些股东的孩子，像挑选玩具一样，在那个小世界里建立着他们最初的“领地”意识。很多女孩，在还不懂“身体”意味着什么的年纪，就已经被当成了战利品。

苏末晞无疑是耀眼的，即使在孩童堆里。她身上有种干净又倔强的东西，像月光下的刀刃，会吸引那些习惯了掌控的男孩，也会刺痛他们。

李直或许试图“标记”过她，黄万千那看似温柔的接近底下，恐怕也藏着同样的占有欲。但当他们发现无法轻易得手时，那种挫败感，在这些从小要风得风的少爷心里，会迅速发酵成一种扭曲的恨意。

于是，谣言成了最好的武器。

在由他们主导叙事的圈子里，故事被篡改了。追求不成的挫败，被粉饰成了“李直甩了她”，或是“黄万千抛弃她另娶”。他们需要这样的谎言来维护自己可怜的自尊，也需要用这种方式，将苏末晞打入“失败者”的阵营，供那些同样被这个体系规训的、像苏蕾一样的旁观者暗暗咀嚼，从中获取一点可悲的优越感。

“性缘脑？”陈川几乎要冷笑出声。他完全可以想象，苏末晞童年和那些不成熟男孩子的所谓“相处”，恐怕更多是周旋、是防御、是带着厌恶的摆脱。她对他们能有什么感觉？无非是过早地被恶狼盯上，不得不学会的自我保护。

真相是，他们看上了她，但没追到。仅此而已。

而这，在某些人看来，竟成了她不可饶恕的“原罪”。

陈川点燃一支烟，烟雾模糊了窗外的城市灯火。他感到一种冰冷的愤怒。那些人，用肮脏的谣言覆盖了她真实的痛苦，把她塑造成他们叙事里一个可笑可悲的角色，却浑然不觉自己才是泥潭里打滚的丑角。

他得加快速度了。必须赶在那些扭曲的叙事彻底吞噬她之前，把真相挖出来，公之于众。至少，要让她知道，自始至终，错的都不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