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幻灭后,日子变得更加难熬。言瑟像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麻木地运转在报社、出租屋两点一线之间。
王主任的“管理艺术”愈发精妙。她深谙如何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劳动力。
比如,她总是在下午四点半,临近下班时,才抱着一摞稿件从社长办公室回来,然后满脸“焦急”地放到言瑟桌上:“言瑟,快!社长刚提了修改意见,比较急,你抓紧看看,下班前给我一稿!”
又或者,她在上班时间优哉游哉地浏览网页,甚至用电脑玩着纸牌游戏,等到五点钟声一响,她才像是刚刚投入工作一样,开始“认真”审阅稿件,然后提出各种模糊不清的修改意见。
“这个感觉不对,你再琢磨琢磨。”
“深度不够,再拔高一下。”
“语言太平了,不够出彩。”
她从不给出具体方向,只是不断地否定,让言瑟在无尽的修改中消耗掉所有的夜晚。有时言瑟按自己理解改了好几版,最后王主任可能来一句:“我觉得还是第一版的感觉好。”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否定了她几个小时的劳动。
部门里并非只有言瑟一个员工。林薇和其他两位同事,却似乎总能从这诡异的加班文化中成功脱身。
“主任,我晚上约了医生,先走一步啦!”林薇拎着新款包包,笑容甜美。
“主任,孩子学校有家长会,实在不好意思。”另一位同事也熟练地打着招呼。
王主任通常会抬起头,露出体谅的微笑:“去吧去吧,工作生活要平衡。”
唯独到了言瑟这里,气氛就变了。有一次,她手头实在没事,又因为胃疼得厉害,眼看指针过了五点半,她鼓起毕生勇气,小声说:“主任,如果没什么事,我今天想先……”
话没说完,王主任的目光就从稿件上移开,落在她身上,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小言啊,年轻人,不要总想着准点下班。工作是一种态度,你看大家……”她视线扫过空了一半的工位,面不改色,“都还在忙嘛。你住的近,多利用时间提升一下自己,不好吗?再说了,你不是经常说你爸爸要你珍惜这份工作吗?”
那一瞬间,言瑟的脸烧得通红,仿佛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错事。她无地自容地坐了回去,胃部的疼痛被更强烈的屈辱感覆盖。连父亲的话,都成了领导拿捏她的工具。
从此,她再也不敢提“下班”两个字。她成了部门里最后的那盏灯,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因为不敢。
王主任乐于见到这种情况。压榨言瑟,理由充分且无法反驳:第一,她是“软柿子”,不会反抗,不会抱怨,只会默默承受;第二,她住得近,方便随时“抓壮丁”。其他同事住得远,逼得太紧,怕引起反弹。而言瑟,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牺牲品。
她的工作内容也随着时间不断“丰富”。最初,她还能做一些编辑校对的“本职”工作。后来,排版的美编怀孕休假,负责内务的同事离职,王主任看着她默默无言只会干活的样子,大手一挥:“暂时不招人了,社里要节约成本。言瑟,你辛苦一下,先顶上。”
于是,开发票、整理报销、甚至给主任跑腿送文件、帮主任拿私人快递,都成了她的分内事。最让她崩溃的是接手排版工作。那几乎是纯粹的机械劳动,复制、粘贴、调整格式,一个专科生足以胜任。她这个名牌大学的硕士,被牢牢绑定在这无限重复的流水线上。她感觉自己像被抽空了灵魂,只剩下麻木操作鼠标的躯壳。那曾经与文字共舞的专业梦想,在日复一日的“Ctrl C”和“Ctrl V”中,变得遥不可及,像个讽刺的笑话。
这种打杂的生活,持续了整整三年。她不是没有反抗过。她曾疲惫地向父亲倾诉,说想辞职,快要累得吐血了,感觉像是在慢性自杀。电话那头的父亲沉默片刻,传来的却是:“忍忍吧,瑟瑟,年轻人刚到单位都是这样的,多吃苦是福气。体制内稳定,多少人想进都进不来呢,别任性。”
最后一点求救的火苗,也被亲情的“教诲”扑灭。最后的退路和理解都没有了。一个房租都不是自己付的人,“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辞职这么大的事,他万万不敢擅自做主。
后来,怀孕的美编因照顾孩子彻底离职,部门终于新招了一位美编——是报社其他部门调过来的一位四十多岁、姓张的大姐。
言瑟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摆脱排版的苦役,重拾编辑的职责。然而,她想得太简单了。
这位张美编仗着资历老,脾气比本事大。编辑核对版面,指出错误本是正常流程,但言瑟刚开口说“张姐,这里好像有点不对”,对方就立刻拉下脸,把鼠标一摔:“你什么意思?我干这行多少年了,排过的版比你写的字都多,还用你一个黄毛丫头来教?”
一次,因为一个明显的版式错误——把重要领导的头衔排错了,言瑟坚持要改。张美编眼睛一瞪,声音拔高八度:“我怎么知道是错的?稿子上就这么写的!你们编辑是干什么吃的?校稿的时候不长眼睛吗?” 争吵引来了其他同事的侧目。
张姐直接冲到王主任办公室,哭天抢地,说言瑟看不起她,仗着学历高就对她指手画脚,不尊重老同志。
王主任把言瑟叫进去,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一顿“教育”:“言瑟,你是研究生,学历高是好事,但不能看不起基层工作,更不能看不起老同志嘛!要团结!张姐经验丰富,你要多学习!版面的事,她排好了你大致看看就行,不要斤斤计较!”
言瑟张了张嘴,所有辩解的话都堵在喉咙里。经验丰富会排错领导头衔?她看着王主任那副和稀泥的嘴脸,看着张美编在一旁得意的眼神,一股冰冷的绝望包裹了她。最终只化作一声无力的:“……我知道了。”
从此,她闭上了嘴。不再指出错误,不再沟通版面问题。她校她的稿,对方排对方的版,如同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
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杂志出错频率越来越高,错别字、图片张冠李戴时有发生。直到有一次,出了一个严重的图文不符的事故——将一篇关于关爱留守儿童的正面报道,配了一张城市问题少年的负面新闻图片。
追责下来,张美编第一时间甩锅,声音比谁都大:“王主任,这不能怪我啊!我只是个排版的,按编辑给的稿子和图片说明排。图片文件夹那么乱,言瑟是责任编辑,她没校出来,没明确告诉我用哪张,我哪知道啊!她就是不负责任!”
王主任的目光利剑般射向言瑟,带着毫不掩饰的责备:“言瑟!你怎么搞的!这么低级的错误都能犯?责任编辑的责任心呢!”
那一刻,言瑟站在办公室里,感觉自己像个被推上审判台的罪人。她环顾四周,看到的只有冷漠、推诿和事不关己。没有人会为她说话,没有人会在意真相。她只是那个最好用的替罪羊。
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小学时,小伙伴过十二岁生日,命令她必须买某个昂贵的礼物,否则就绝交。她没买,然后被整个小团体孤立。
还有一次,寒冬里在校门口等班车,爸爸的下属路过,好心把她捎回家,却引来其他同学嫉妒的目光和后续的排挤。
为什么?为什么无论是在童年还是成年世界,她总是那个被欺负、被拿捏、被孤立的人?她从不主动招惹是非,为何麻烦总如影随形?
她嘴笨,受了气当时反应不过来,事后才越想越委屈;她心软,学不会拒绝,总怕伤了和气;她习惯忍耐,以为退一步能海阔天空,换来的却是对方的得寸进尺。
她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到:在这个看似文明的环境里,软弱,本身就是一种原罪。而她,就是那个怀揣学历和梦想,却深陷泥潭,连呼救都无人听见的,“完美”的受害者。脊背深处传来一阵寒意,她不知道,这片泥潭,她还要陷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