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前,43岁的雷蒙德·科顿被发现死于市中心的家中,仅后颈有一处刺穿伤。经法医判定,此处为致命伤。”
大家纷纷落座后,**分发一圈文件,接着按下遥控器,在她身后的显示屏上投放出受害者和案发现场照片,开始介绍基本案情。
“当时警方将其视作独立的入室谋杀案,但之后的每周五都出现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受害者死因相同,身上均存在同样的伤口。于是他们把这三起案件联系起来,认为是连环谋杀,并且在昨天联系了我们,正式请求帮助。”
有明显的作案特征,冷却期大约为一周,已经出现三起案件。听起来的确是非常标准的连环谋杀案,值得重视,不过并不足以解释霍奇中断小组正常工作,提早召集所有人开会的行为。
没错,即使身处总部大楼,上班也是上班,坐办公室固然比出外勤轻松,该有的活儿却不会自动减少。寻找证据、逮捕犯人是工作,破案后撰写相关文书和报告同样是工作,而且反倒是占比相当大的一个部分。
听起来不够酷,实际上也确实平淡枯燥,这就是现实。哪怕放眼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执法人员的工作内容恐怕还是相差无几。
尤其调查局的行为分析小组,他们有权应要求评估、指导、侦办国内的所有重大案件,包括但不限于连环谋杀案,因此工作量只有越积压越多,却没有一键清零。
毕竟随心所欲的罪犯可不会体恤联邦探员有多么忙碌和疲惫,永远有办不完的案子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案件无缝衔接,探员全年无休从来也不是梦。
至于随之而来的文书工作,那就只能自行安排到每个案件之间的那点间隙中了。加班,回家加班,推给同事,或者压榨案件间的零碎时间做完,总归是这么几种经久不衰但足够有效的老方法。
所以说,简报会议前面的这两个小时看着不算长,可大家都已经规划好用途。无论怎么想,霍奇这位挺通情达理的组长一般应该不会随意打扰他们的计划。
除非他有合适的理由,并且确实别无选择。
“为什么这么紧急,情况有变?” 正式开始关于案情的讨论之前,摩根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问出所有组员心底的疑惑,免去了他们暗地里猜来猜去的麻烦。
“今天早晨,洛杉矶警方在北好莱坞发现了一具新的尸|体,现场遗留的作案标志完全一致。”霍奇没有故弄玄虚,他清晰的回答彻底落实了组员们隐隐约约的不妙预感,令众人不由心下一沉,“这已经是第四起谋杀案,形势紧急。警局为此新成立了专案组,希望我们尽快加入,领导调查。”
人命关天,伴随着他的言语,坐在桌边的每个人神情都愈发凝重。
艾米莉立刻翻开文件夹,确认时间:“最近的一次谋杀发生在……上周五。这次作案的冷却期突然从七天缩短到三天?变化这样剧烈,不明嫌犯很可能再次受到了什么重大刺激。”
“又或许他只是开始退化,才导致自控能力衰退,很多连环杀手身上都会发生这个过程。”坐在她对面的摩根指出了另一种可能性。
不管是哪种原因,冷却期的急速缩短都是个足够危险的信号,会让事态朝更严峻棘手的方向发展。这种行为一旦开始,就只会加剧,不会缓和。他们能做到的唯有同凶手竞速,力争在出现更多受害者前将其逮捕归案。
这意味着仅剩下不到三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去找到并抓捕不明嫌犯,失败的代价则将是一条条无辜者的性命。
毫无疑问,这是个糟糕的情况。对潜在受害者,当地警方和行为分析小组,乃至不明嫌犯本人而言都是如此。
“我们都清楚问题的严重性,时间紧迫。”霍奇面容严肃地环视一周,目光逐一扫过在场五位探员的脸庞,“飞机三十分钟后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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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心肠柔软,意志坚定。我正相反:我意志软弱,铁石心肠。——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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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盛顿到洛杉矶的航线斜向横跨东西海岸,飞行时长接近六个小时,恰好为小组继续讨论案情提供了充足的时间。
“洛杉矶警局对第一起案件的前期误判,以及对第二起相似案件是否需要并案的迟疑其实可以理解,看看这几个案发地点,市中心、南洛杉矶、瓦茨、北好莱坞,这些地区的犯罪率本就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属于市内最为混乱的区域。”
瑞德从桌上摊开的文件中抬起头,零零散散地分享起一些和数据有关的初步想法,“事实上,如果不是不明嫌犯留下的作案标志太固定,我怀疑当地警方未必能在第三起案件发生后就确定它们之间的联系。”
即使在穷凶极恶的谋杀犯之中,坚持只靠后颈处一模一样的刺穿伤致人于死地,也可以算是个难以错认的独特标志。
“四起案件都发生在高风险地区内。”原本去机舱后面转悠的摩根听见声音便走回来,他屈起手肘,压上自己那个空座位的椅背,俯身越过瑞德肩头去看同一份资料,“那我们就不能排除帮派作案的可能。”
“可是现场看起来不像帮派通常的作风,虽然有尸|体,但太干净了。”瑞德不以为然,他迅速反驳了这个思路,紧接着补充上详细的理由,“他们要么通过极端暴力或血腥来震慑他人,展示地位;要么下手隐蔽,干脆不留尸首,直接让人‘失踪’,以规避大众关注和执法部门的追查。用折衷的方式谋杀对他们来说反而没有意义。”
说到这里,年轻的探员顺手把一缕因低头而滑落到眼前的头发重新别回耳后,眉眼间仍残存有困惑不解的痕迹:“不过关于折衷,我确实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矛盾点。不明嫌犯在选择作案目标和地点时,似乎采取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标准。”
“第一位受害者雷蒙德·科顿是高位截瘫的退伍军人,第二位受害者妮可·马丁内兹是勤工俭学的大学生,第三位受害者内森·卡曼是长期在花店工作的单身父亲,第四位……呃,加西亚?”
显然,即使天才如斯潘塞·瑞德,涉及警方调查的最新进展时,也不能无中生有,同样需要一点场外援助。
“加西亚随时为您服务!”一直和他们保持通讯的数据分析师被叫到名字,立时心领神会地打开摄像头,露脸打了个招呼,“让我看看,我们的第四位受害者名叫维多利亚·罗宾斯,67岁,退休人士。这个可怜人的丈夫约翰·罗宾斯五年前因病去世,她没有再婚,目前和45岁的未婚女儿克莱尔·罗宾斯住在一起。”
达弗涅欧斯旁观他们这一番互动,不免感觉有些新鲜。
以前他做的都是卧底任务,跟进一个案子所需的时间短则几周或几个月不等,长则动辄几年,潜入期间与团队的信息传递渠道和时间严重受限,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多半只能依靠自己的临场反应顶上,事后再找机会复盘总结,因此对局内后勤技术人员的依赖往往比较微弱。
现在看来,将来的工作中必定不乏这种小组内部频繁、紧密的远程合作,他需要一定程度地转变过去的思维,主动适应新的工作模式,才好融入团队。
而且必须承认,科学技术的更迭进步能为人类增添许多便利与益处,在刑侦方面也不例外。
加西亚的工作就是个很好的证明,如果小组内缺少她这样的技术专家,那么他们就得等抵达警局后才能拿到第四位受害者的基本资料,无形中浪费掉本就宝贵的时间。
另一边,刚捋完一遍受害人信息的瑞德进一步阐明观点:“这四个人或行动不便、足不出户,或作息规律、洁身自好。综合这些因素来看,他们已经算是当地的低风险人群。甚至正因周边环境不够安全,他们的警惕性应该更高,绝非好得手的目标。”
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凶手持续在高风险地区作案,却选择对其中的低风险人群下手。
乍一听,这种做法好像是为了调整平衡作案难度,但不对的地方也就在于此:犯罪行为不是经济投资,它根本不讲究风险对冲。
犯罪目的将决定罪犯的行为,理论上,假设存在一个纯粹理性、逻辑严密的“理想”犯人,那么他的目的一定会毫无偏移地贯穿犯罪过程中的所有行为;反言之,通过分析其行为,应当能够顺滑无碍地倒推出最初的目的。
可人毕竟不是纯粹理性的生物,太多因素会影响他们的激素分泌、神经信号,乃至思维走向,导致他们“控制不住”、“情难自已”乃至“头脑一热”,做出匪夷所思的举动。反应到现实的犯罪中,就表现为罪犯会关注不必要的细节,做多余的事,行为上会不自觉产生种种冲突。
这些看似不合理的矛盾冲突,正是不明嫌犯的破绽所在,也是建立他们心理侧写的最佳切入点。
案件正式开始,本章算是个引入。
文书、报告,全世界基层公务员的大敌。
盘逻辑盘得我晕头转向,希望能营造出一些原剧的氛围。
谢谢大家的收藏和评论支持!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动力!(爱你们)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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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天使在人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