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夜我依旧在指挥部守着他。他说要我去另一张空置的病床躺着,我只摇摇头。在他怀里放肆地哭过之后,我反而觉得心头压着的东西被挪走了很大一部分,有些原来看不清的东西,似乎被泪水冲刷出了它本来的面目,有些问题的答案也如雾中灯塔,虽不甚明朗,但至少有光。
“你只是过了第一关。不能松懈。我必须守着你。”我耐心地和他解释,“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晚上发热的概率要远远高于白天。你虽然没有咳血,看起来也不像肺炎,但身体的抵抗力还需要重建。补液并不能替代流食,即使你能喝一点水,也不代表你能比别人更快痊愈。”
在我说话的过程中,维尔纳一直带着微笑看着我,又是那种“你真可爱”的愉悦表情。好像我不是说着冷冰冰的医嘱的医生,而是幼儿学校里念着童话的女教师。他抬起没受伤的那一边胳膊,对我敬了个浮夸的礼,“Yes.My Highness.”
“我不姓温莎。”
“是。但我的公主姓柯克兰。去睡会吧,艾瑟尔。”维尔纳指了指他自己的眼底,“别再硬撑到天亮,你最近一定累坏了。我现在感觉很好。”
“好不好不是你能感觉出来的。”我点了一下他的鼻子,“我早就习惯值夜班了,上尉。请不要质疑我的职业素养。”
维尔纳露出了一副为难的表情,“但是——你如果把自己累坏了,就得让施密特医生那个鸡蛋脑袋来。”
“原来他姓施密特。”我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
“你知道他的名字?”
我轻咳一声,一本正经地回答:“你不是告诉我了吗?Eikopf Schmidt。比起他这个可以组个连队的姓氏,他的名字恐怕在你们那儿独一无二。”
维尔纳笑出声来,却在下一秒又皱了眉:“柯克兰医生,你别逗我笑。”
“抱歉。”我轻轻按了一下他嘴唇,“笑起来确实会牵动伤口。不过我保证,不会裂开。”
夜半时分,维尔纳果然如我所料,发起低热,气息愈发急促。好在他并不咳嗽,热度也并不算高,初步判断不是肺部感染。我唤醒他,喂他吃退热药,为他冷敷,小心翼翼地给他换下湿透的衣服。他在迷迷糊糊间还在念叨着要我去休息——我当然不会。
约一小时后,维尔纳的呼吸方才渐渐平缓,温度见退。
他疲惫地睁开眼,眼神仍旧游离。
“还是不舒服。”他低声说。
我俯身,唇瓣贴着他额头试温。那里的热度已然散尽,只剩一层粘湿冷汗。我轻声问,“哪里不舒服?”
“梦里。”他说话的时候睫毛轻颤,声音轻飘飘的,像被吹走的蒲公英那般——无所依托,“我梦见你没来见我。你一句话也没留……醒来时以为那是真的。”
我那些后悔又翻涌而上,赘赘地内疚起来。我知道是因为他入睡前我说的那句“如果我没来”。
维尔纳用力握住我的手。他的掌心仍然滚烫,反而是我,指尖冰凉得像死人。
“艾瑟尔。”他望着我,声音温软,“未来……如果我们有余生,我不想一个人醒来。”
“我知道他们不允许,但我想为你办一场婚礼——真正的,不是匆匆忙忙在什么地方举办的那种……哪怕只是两个人,在黑暗中交换誓言。”
我喉头微涩,在他断续的絮语中望进他的眼睛。也望见了对我们而言,已然遥不可及的美好未来,和永不可及的天堂。
“艾瑟尔。如果我能许你一个未来,我宁愿今天,此刻就是战争的终结。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个家。你能穿一条浅蓝色的裙子坐在阳光下,而不是被我困在阴影之下。我们会有一座房子,有个种满矢车菊和玫瑰的花园,门口种白桦树和葡萄藤。”
“你居然都记得。”
“当然。”他说,“如果你愿意,我想和你有我们的孩子。”他继续说,“男孩可以叫劳伦斯——听起来很像某位哲人之名,沉静而坦率,我希望他成为那样的人。女孩……我还没想好名字,但她最好像你,像你在黄昏里宁静地看书的样子……”
我静静坐着,任他在病后恍惚的困倦中絮絮低语,编织出一个又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幻泡影。直到他逐渐合上困倦的眼睛,握着我的手指也慢慢松开,脸却始终转向我所在的方向。
我原以为他睡着了,便起身倒水。却在转身的瞬间,又被他拉住。
“艾瑟尔……别走……”
梦呓渐轻,却在掠过的瞬间,重重地刻在心底。
我俯下身,吻了吻他的唇。
“……我答应你,维尔纳。”
第三日,我照常前往指挥部。
几位我不认得的军官已认得我这张英国脸,他们之间有和我较为绅士礼貌的打招呼的,有对我嗤之以鼻的,更多的只是对我点点头,权当对女士的最后一点礼貌。但他们不约而同,也不加掩饰地审视我:或探究,或暧昧,或怀疑,或鄙视。我知道他们的猜测——冯·比尔肯贝格上尉的法国情人或者英国情人。前者玩物,后者厌恶。
我到的时候,维尔纳还睡着。我把煤气灯调至最弱,周边安静得只剩下指挥部士兵巡逻走动的声响。
我坐在床边,眼睛早已习惯昏暗,只剩轮廓与影子。维尔纳睡着,呼吸平稳,唇色是病中的人特有的黯淡,睫毛时不时轻动几下,我猜,可能是快睡醒了。我低下头吻他眉心,望着他,只觉心软如泥。
他是德国人。是敌人。也是人。
是在梦里喊我名字的恋人。
是我爱的人。
我又想起那日聚会的枪声,玛丽·杜瓦尔用尽最后一口气吐出的那句话:“Putain anglaise à Boches.。”她眼中有火,却也有泪。还有维尔纳第一次写给我的那封信,最后一句是:“您不是他们口中的那种人,永远不是。”
我低下头,用指尖摸了摸维尔纳的手腕。温热,颤抖——脉搏有力,他活着。我曾几度在夜里梦见他冷却的躯体,梦里他睁着眼睛,却再不能眨动,也不能认得我。我告诉自己这不过是战争带来的神经错乱,可现在,当我真实触碰到他身体的热度时,心里反倒升起更强烈的空虚感。
我想听一个答案。一个像判词一样明确的答案,告诉我:你不是叛国者,爱本身也并不是错。而不是“是我引诱了你”“在我眼里你当然不是”。
我知道——他给不了我。
他只是爱我,仅此而已。
我不能把他当成救世主或审判官。我们可以在彼此身上寻找慰藉,寻找救赎,但永远无法在这场战争的灰色地带中宽恕自己。
——“那就彼此原谅。”
可这句话太轻。
和我们背负的罪过相比,太轻。
战争不会问我们是否甘愿。它只要我们献出一切,而我们甚至不能拒绝。拒绝了,就是背叛历史,背叛时代,是对无辜受害者的亵渎和二次伤害。
我手指微微收紧外套的一角,终究问出口:“我是不是一个叛国者,维尔纳?”嗓音嘶哑难听,好像喉咙里卡着一枚刀片。我大概该喝水了。
维尔纳缓缓睁开眼,眸中仍带着大病初愈的疲惫。他望着我,没有回答。
上次我提起这个问题,我们冷战多日,直到他这一场伤病,才将将破冰。我不提,他不问。我以为这样便能使它熄灭,事实却是它始终燃烧,只待风起。
“你明知道我在质问我自己。”我轻声自嘲,“可你不说话——承认吧,你也在犹豫。”
“没有。”他凝视我良久,“我只是在想,你为什么会用‘叛国者’这个词来定义你自己。艾瑟尔,如果你等的是‘无罪’这个词,那你永远等不到,我也一样,因为我们都被错的时代抓住了。战争从来没有赢家。如果你不是军控医院的医生,谁来签那些字?如果你从一开始就死了,谁来救那些人?每个人有每个人忠诚的方式。”
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望着他。
他勉强坐起一点,面色仍苍白,语气却沉稳如故:“在这个错误的时代,没有人是干净的。我们活着,每一个选择,都是踩着另一个人的尸骨向前走,是敌人的,也可能是普通人的。但你……比我干净得多。”
“那你愿意和一个叛国者一起死吗?”我问。
维尔纳的蓝眼睛像春天的湖水一样柔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只要是你,我愿意。我爱的是你,不是你身后的土地。但我仍然感谢——感谢英吉利孕育了你,感谢法兰西将你赐予我。”
我又想哭了,都怪他,维尔纳……我爱上他之后流的眼泪,比过去的二十多年加在一起都要多。我垂下头,轻轻握住他的一只手;我掌心冰冷,而他的,仍滚烫如火。我怕自己真的哭出来,于是放低声音说:“那就答应我,维尔纳——你不会变成麻木的行刑者。”
他望着我,认真地点头:“我答应你。以军人之名。”
我忽然感觉到什么沉重的,压在心头的重物,悄无声息地坍塌了一块。我低下头,依着他的掌心,阖上双眼阻挡即将逃出眼眶的热流。
我忆起我曾颤抖着对他说:
“我们不会被原谅的。”
他当时回答我:“那就彼此原谅。”
一语成谶。
一如现在。
午后的圣马洛主宫医院依旧笼罩在那种令人窒息的潮湿灰霭之中,午后特有的颓白色天光下,灰色的海雾像未消散的梦魇,在低矮的天穹下翻滚盘踞。
这几日,我循着一种刻意维持的秩序井然——夜间值守在德军指挥部,陪伴我那位需要照护的上尉爱人;清晨归家,梳洗,短暂补眠;午后准时出现在主宫医院,继续履行我那份“战时技术人员”的职责。它像一块欲盖弥彰的布帘,像所有被美化过的战时用语一样;同僚和病人们望着我的眼神多数带着怜悯,也有个别投来鄙视的眼光。
我感谢亨利医生。他替我安排了一切他能安排的事。他年迈的眼睛看着我时,依然带着温柔与爱怜;而他明知真相——却依然固执地将我视作他必须保护的女儿。
刚从指挥部回来,我就被叫去了急诊室。
门口守着两个宪兵,其中一个对我说:
“早上刚抓的,从地下印刷所里拖出来的,头上挨了一枪托,一直胡言乱语。霍茨少校要求明早送去审讯,你需要确认他是真傻还是假傻。”
我没理他,推门入内。
房中坐着个中年男人,面容憔悴,衣着朴素,手舞足蹈的,但眼睛却是亮的,不像是意识混乱的样子。
见我进来,他直愣愣地看着我。
我翻开病历本,淡淡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认得你。”他却答非所问,语调并不友好,带着戏谑。
我握着钢笔的手一顿。
“你是那个被派去德国人指挥部的女人。”他翻着白眼讽刺我,“每天伺候敌人,为他们开刀,洗纱布,配药的‘战时技术人员’——你真配得上这个称呼。”
我不置可否。还有力气讽刺我,看起来倒不像有什么事儿的样子。
“英国女人,”他继续,“在街头,你扶起过一个快死的德国兵。他最后活了,成了个传奇。”他嘴角一弯,露出一个鄙夷又讥诮的笑容,“恭喜你,胸怀伟大的女医生,德国人的圣母玛利亚。”
我站起来,并不在意他的讽刺:“我本就该救每一个能救的人。”
“即使他是敌人?”
“若你今天再昏迷一小时,我依旧会救你。”我俯身查看他的头部,语调平静如水,“因为我是医生,不是刽子手。”
颅骨完好,未见肿大迹象,言语逻辑完整(从他讽刺我的话就看得出),是个好征兆。如果他今晚颅压不升高,那么他就算逃过一劫了。
但我知道,大概率——他确实能逃过一劫。
“有没有恶心呕吐,剧烈头痛?胡言乱语,烦躁不安,无法控制肢体动作?”我问。
他缓缓摇头,没再说其他的话,只是沉默地盯着我。
我站直身子,取下听诊器。
“我未曾主动举报任何一个人并称之为抵抗者。即使你再恨我,也请记住这一点。方才我问你的问题,也请记住。明白了吗?”
说罢,我走出房间,将记录本交还给宪兵。
“姓名未知。情绪激动,谵妄,疑似脑震荡和意识障碍,今晚需卧床,观察是否有颅内出血或者脑脓肿。”
什么谵妄,意识障碍,今晚需卧床,当然是假的。我只是在给他争取一点不知是否有效的窗口期。宪兵懒洋洋地看着我,掸了掸烟灰,似笑非笑地看我一眼。
“这就叫‘战时技术人员’的‘技术’,是吧?”
我淡淡地瞟了他一眼,“送去审讯前最好别再让他失去意识——否则你们想从他嘴里掏出什么,也没机会了。还有,先生们,请别在医院里抽烟。”
宪兵讪讪地看我一眼,把烟掐灭。
我转身回神经外科。走在惨白的阳光里时,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就像一缕悬在正义与信仰边缘的白光——只消一片沉重的乌云,便足以粉碎我的存在。
但至少,我还没有被粉碎。
我还能照亮方寸之地。
夜里,维尔纳低声问我:“白天……你去见了谁?”
“一个病人。”我平静地答道。
维尔纳没追问。他知道我不愿解释的事,往往比我愿意说出口的,更重要。
“艾瑟尔。”
我抬眸望向他。
“你没有错。”他说,“至少你还活得像你自己。”
我没有立刻回应,只是伸手握住他微凉的指尖,拉过来,放在我脸侧。恍惚间,它们仍残留着枪械与寒风的味道,又被红茶牛奶与壁炉的气息取而代之。
许久,我才低声道:
“Danke.Werner.”
他凝视着我,温柔地笑了笑。
临时病房除了我们,空无一人。提灯的昏黄光晕在墙壁上摇曳不定。我注意到了,提起它,起身去检查窗户是否关严。
“十二月了……还下雨。”我说。
“听起来像冰雹。”他应我。
我把窗子关严,替他掖好被角。他却忽然伸手,松松环住我手腕。
“怎么了?”我问。
维尔纳没有回答,只是若有似无地拉了我一下。我并未躲开,反而配合地弯下腰。
他的唇靠近,很轻地吻我。轻得像在亲玫瑰花瓣上的晨露,只溢出几不可闻的细微声音,动作也慢得像是在品尝什么。这个吻带着大病初愈的人特有的脆弱,却也格外固执。我隐隐感觉不对,起初僵硬地停着,被他吻了半晌,才缓缓搭上他的肩。
他额头贴着我,低声喃喃:“——我想要。”
我的脸立刻烧了起来。他疯了吗?竟在这种时候,这种地方说出这句话。但我没有松手,也没有退开。
“艾瑟尔,”他说,“我快疯了。你那次……之后,我不敢。一直怕伤到你。”
我呼吸急促起来,却未作答。提灯方才被我放到一旁,光线虽暗,却足以映出他眼中柔软的渴望。我尽力保持平静地看他——我也在期待着那久违的沉沦。
最后,他在我耳边说了一句:
“艾瑟尔,我是你的。”
我没说话,只是将脸贴在他颈侧,听他呼吸一点点平稳。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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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第三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