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你为岸 第32章 第三十章

这几天，我在医院的表现不太对劲。

我心烦意乱，胃口奇差，操作失误频发，甚至在一场小型缝合手术中，差点将针头扎入自己的手指。我忘了记录两位病人的输液时间，听漏了凯瑟琳和实习医生的汇报。我从未这样过。我像一台生锈的机器，仍然工作，却不再精确，不再高效。我清楚自己脱轨了，却无力拉回。

亨利医生察觉到了。他早该察觉了。他比谁都了解我——那个总是准确到苛刻，永远提前三分钟查房的柯克兰小姐，忽然开始犯错，发呆，走神。

以及——那位冯·比尔肯贝格上尉这几日不怎么出现了，来了也只是匆匆忙忙看上一眼就走——但他每次都会出现在柯克兰医生所在的病区。

“你爱他，对吗？孩子……”亨利说。

这话他是在手术室门口说的，那时我们刚为一名突发气胸的老妇人做完抢救，因为她趁着护士转身，主动从病床上摔了下去。亨利医生递给我一块毛巾，我接过去，低头擦去额角的汗。

我们都知道这个“他”指的是谁。

我没说话，只微不可察地点头。

“其实，我那天看见你把他推进了储藏室，我本来以为他要对你图谋不轨，事实证明我想多了。我不是说你不该爱他，这个人我知道一些，他在尽力不制造——甚至阻挡杀戮和暴力。德国人来了之后，主宫医院从未如此顺利——你出审查营那天，是他拜托我去接你，我看得出来，那孩子不错，只是……毕竟他的身份……”亨利医生说得像给颅骨钻孔那样缓慢，“……你很聪明，你肯定清楚你们——会通往什么结局。”

“我知道。”我说。但我还有句话没说出口，也不敢说出口：我仍心甘情愿下坠。亨利不知道，他有一件事说对了，那就是维尔纳确实图谋不轨。他只对我图谋不轨，也只能是我。

亨利·布兰科医生——年近六十，独身一人，无儿无女。在这样一个女性在医学领域难以立足的年代，我是他收的第一个女实习生。他对我几乎近似父亲的慈爱。战争爆发后他曾对我许诺：如果我们都能活到战后，他希望他能送我出嫁。我当时不认为我会嫁给谁，但我知道他没有开玩笑。他不是书本里满口道义的高尚者，默许里藏着失望和疼惜，不劝我断绝关系，也不为我们辩解。他只是疲惫又哀怜地望着窗外，眼神像是在看战地医院里随处可见的断臂残肢。最后，他低声说：“你足够聪明，也足够理智，艾瑟尔。但这世上，并非所有聪明人都能躲开灾难。”

那天下午，病房外的走廊弥漫着消毒水，血腥，烟灰与焦躁融合的气味。天花板上的灯管在微微颤动，每一次闪烁都像是恐怖故事里不祥的预兆。我正在为一个八岁的小男孩换药，他是爆炸中的幸存者，颅骨被炸出了裂缝，我为他动了手术，小家伙仍在术后恢复期。

我正准备贴上纱布，隔壁病房的门却猛地被推开，砰地一声，颇为刺耳。

“军官……重伤……指挥部附近……”

那句不完整的话入耳的瞬间，我如同被肋骨刺破了肺泡，瞬时抽空了我胸腔中的气压——医学课本上熟悉却主观无法描述的空虚感终于被我切实体会到了：心跳暂停一瞬，听觉随之失真。

我反应过来时，棉球和碘酒都从手里滑落了下去，那个褐色玻璃罐翻滚着撞上了桌角，发出一声轻响。

被我按在诊台上的小孩也突然“哇”地大哭起来。

我连忙整理心神，拿了新的棉球，只是更用力地握紧镊子，一边安抚小孩，一边逼迫自己冷静下来，继续为小孩换药，并把他抱下去交给护士。我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寒意爬满脊背，模糊却凶猛，像有只冰凉的蜥蜴，在皮下到处乱窜。

走廊上响起奔跑的脚步声，室外传来断断续续的广播声。传言像瘟疫般迅速传播开来：今天指挥部有个德**官遭到了枪击。

“希望不要波及我住的那条街。我还不想死。”

“哎，又要戒严了。上帝知道德国鬼子又要怎么折腾人？”

“上帝保佑。真是美好的一天。”

有病人和其他医护们小声闲聊着，我则强迫自己摆出一种冷静得近乎冷漠的姿态，和旁人一样假装对此漠不关心。有人悄声议论，有人为之窃喜，有人说那位军官可能是新来驻防的党卫军上校，也有人猜测是外省调来的情报人员。只是……只是我已经忘记了自己都说过什么诊断，和哪位同事打过招呼，接诊过的病人又是谁；只是我的手，在写病历报告时的笔画比平时深了许多，力透纸背。

而就在我强迫我的视线钉在病历上的时候，一句德语自诊室门外的走廊传来，又很快远去。

“Ein deutscher Offizier… get?tett.”

（“一名德**官……死亡。”）

我感觉脑袋里所有的神经都被切断了。钢笔顿了一下，墨水像血斑般在纸上洇开。我没有发问，也不能发问。我只是轻轻放下笔，走进洗手间，像往常一样洗手，戴手套，穿上外袍。动作一丝不苟。机械如仪式。

我把手洗了又洗，似乎这样就能将身体里所有的惴惴不安都随着水冲下去。护士贝蒂娜望着我，眼中满是惊异与不安：“柯克兰小姐……？”

我才回过神来，低声答道：“对不起。”声音干涩得不像自己的，而像有人在用琴弦拉着野坟里漏出来的白骨。

我告诉自己：这座城市每天都有人死。他是军人。他的名字不在那个传言里。他不会是那一个。绝不会是。

事实是我的每一次呼吸都仿佛背负着钢铁的重量，每一次迈步都似踩在薄冰之上。我几乎要窒息了。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与我毫不相干。我像一条鱼，被强行从水里捞出来，扔在砧板上，睁着眼等死。

接近傍晚时，我诊室的门被推开了。

我最不想看到的人来了——奥古斯特·拉夫勒少尉，我看到是他的一瞬间，感觉听见什么本就强行撑着的东西，哗啦一声，尽数碎裂了。他终于来了，理所应当又欲盖弥彰的来了——我几乎控制不住浑身颤抖，张了张嘴，心里的疑问冲口欲出，却又组织不成完整的词句，甚至已经忘记了该怎么正常的呼吸。

拉夫勒少尉对我敬礼，示意我私下说话，神情分外严肃，几乎可以称之为凝重——我心里那种不安的预感越发强烈起来，走到他面前的几步都不知道是怎么迈开的。副官独自前来，这已经是某种征兆。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手里又捏着止血钳。我拼命抑制着颤抖，那把小小的金属已经几乎在我手里变形。

“柯克兰医生，冯·比尔肯贝格上尉被流弹击中左侧肩胛，现伤势严重，军医官已做了评估，认为几乎没有救治可能，长官本人已经昏迷不醒。我不愿眼睁睁看着他死去，所以来找您……”

他后面说了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我的血液几乎在那一瞬间冻结。

“冯·比尔肯贝格上尉。”

“伤势严重……”

“没有救治可能……”

整个世界仿佛静止了。我脑中空白，唯有那个称呼在回响——一次次地，脑海里有个大钟在嗡嗡地响。渐渐地，我听到德国士兵们沿街高喊召集支援的呼声，走廊里孩子尖锐的哭声，病人们病痛发作时痛苦的呻吟声——世界回到了我的眼前。

我似乎是点了下头。机械地。

拉夫勒少尉再次向我敬礼，转身离去。

我的手还握着器械，指关节捏得惨白，几乎硌破了我的皮肤；我试着只是惯性地分析，以一名神经外科医生的思维，把我心爱的男人变成病例，从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个临床用语。

“肩胛中弹。贯通伤或者穿透伤。大量失血……意识模糊……病情危重……”

没有歇斯底里，没有眼泪，可我知道，我早已失控。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转身回到诊室，再走进药品间的。那里昏暗逼仄，熟悉的医用酒精的气味却熏得我几近窒息，玻璃瓶反光出无数个我，再共同窥视我的每一次犹疑。我开始冷静地挑选所需物品：麻醉剂，酒精，绷带，外科剪，止痛针……准备流程一丝不苟，像我每一次术前准备那样。可我清楚，那是理智最后的壳正在碎裂。我已不再是柯克兰医生，而只是站在悬崖边上的艾瑟尔，正睁大眼睛，凝视着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

那是不是——也许已经——是告别……不，还不是。

我逼迫自己把药瓶一一包扎妥当，分门别类塞入急救箱，像往常那样系紧带扣。

然后我听见自己对贝蒂娜说：“我出去一趟。”

走出医院时，天空呈现出尸体皮肤独有的那种晦暗灰白的死色，低垂得像块吸饱寡妇们眼泪的布帘，毫不留情地遮蔽住城市的头颅。沾血的传单散在路边，被风吹得四处乱飞。

我提着急救箱，脚步沉重，却毫不迟疑。心脏却像被套在钢丝绞索中，每踏出一步都微微收紧，勒得我眼前阵阵发黑。

拉夫勒少尉带着我，快步进入指挥部。德军临时改造的战时医务所位于指挥部后方，早年曾作为小剧院使用——荒诞成了现实，在这里讽刺地上演着。我刚一靠近它，便听见怒吼的命令，短促的回话与交错的靴声，然后就被少尉引入维尔纳所在的房间。

维尔纳躺在床上，军装已被鲜血浸透，胸腔还有起伏，但分外微弱。他苍白得像个石膏像，失去了他惯常的神情——能穿透任何个人意志的沉静，和对着我时会丧失个人意志的温柔。

这个失血过多，虚无空茫的躯体，竟是维尔纳。

竟是……我的维尔纳。

我浑身发冷，好像第一次认识他，整个人跟着他一起被抽干了全身的血。

几名医务兵正忙乱着，围着病床团团转。看见我，一名军官厉声质问：

“你是拉夫勒少尉找来的外科医生？是不是前段时间……被拘捕过的那个？”

另一个声音介入——不是拉夫勒，但比起质问更像解释，音色好像在哪里听过：“她在舞会上救过他。”

很好，他们还记得我。我没有否认，只是点了点头：“是。我需要清场。”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冰冷，干净，冒着森森的寒气。军官看了我几秒，挥手命人退开。

我努力像我每次走近死亡一样，走近他，双膝几乎要弯折，只能强迫自己稳住身形。维尔纳现在还活着，就在我面前——熟悉，陌生，苍白，隐隐透明。他尚未彻底阖上眼睛，长睫微颤，在昏迷边缘艰难地低声唤出我的名字：

“艾瑟尔……”

模模糊糊，近乎梦呓，别人可能听不清，但我却听得清清楚楚。他确实唤的是我。一个不该出现在这个房间的名字，一个与忠诚，命令，荣耀毫无关系的名字。

这场仗我必须赢。

以医生之名。

我必须再一次听见他口中唤出我的名字。

我小心地剪开伤处他被血染透的制服，流弹从左侧肩胛骨下方穿入，深度穿透伤，若不立即取出子弹并减压，他将极大可能引发血气胸，进而导致呼吸衰竭。我在作出判断时尚且心如擂鼓，深呼吸了两次，才强行命令自己镇定下来——维尔纳，我的爱人，他命运的骰盅，此刻就在我的手里。

“需要立刻手术。准备无菌器械，热水，和□□。”

我闭了闭眼睛，逼迫自己将恐惧和不安尽数捻碎，只把他当成一个重伤的病人，把每一滴涌出的血都当成一个普通病人的，当成自己的，不是他的。

手术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我的指尖冰冷，衣服已被冷汗浸透。缝合线收紧的最后一下，我差点没站稳。

维尔纳凌乱的呼吸终于重新规律起来。

我帮他调整点滴，盖好毯子——旧的，带着些许潮霉气。我下意识把毯子拉高，盖住他没受伤的那侧肩膀。

军医官向我致谢，他眼神格外空洞，显然又是一个见惯了血肉横飞与尸横遍野的。我扫了他一眼，麻木地点了点头，在手术记录单上匆匆签了字。

德国人没有驱赶我这个敌国公民。其一，我在舞会上救过他；其二，我是目前最了解他伤势的人。即使如此，也本该有宪兵在门口值守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居然撤了岗。

我没追问。

我懒得问。

我不想管那些。

我坐在维尔纳的病榻前，听着维尔纳沉重而平稳的呼吸，不停地告诉自己：我是医生。我来，我救，我留，都是因为职业素养，因为我对生命的敬畏，而不是因为他是我的——

但当我又一次低头看向他，我知道自己撒了谎。

疼痛的余波和释然的海潮同时在我胸口冲撞着。我早已无法自洽了。主动和被迫有本质区别，没有人逼迫我来到这里。换作法国的医生，或许也会像德国的军医官一样摇头叹息，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我却救了他，又一次。只不过上次我还能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至少我延缓了一些平民的死亡，我增加了他们活到战争结束的概率。但这一次的相救，却是再无余地。

我早就不是清白的人了。我从决定爱他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侵略者。是压迫者，是我民族的伤口。但我还是爱了他，一点余地也没给自己留。余地这种东西——它早已模糊得像是炮火后的天空，无从辨认方向。

我是叛国者。

只是还未被彻底钉透。

写这章时一直在回忆在重症门口等待的心情，大概算是表达出来了吧。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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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第三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