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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了一眼HR发来的合同，安安看着镜子发呆。安安木愣愣地坐在宿舍的角落，夜色已经彻底吞噬了她的世界。空洞的大眼睛显示她的思绪已经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桌上的台灯打着柔和的光，倒影在镜子里，映出她的脸庞——那张在别人眼中总是清冷又俏丽的面孔。她凝视着镜中的自己，眼神空洞，像是漂浮在现实和幻想之间。
曾几何时，她在过去和这片校园里闪耀着光芒，像是被赋予了某种特殊的使命。
她是那种总能在课堂上拿到最高分的学生，是老师眼中的“好孩子”，同学们口中的“学霸”。聚光灯是她可以争取到的荣誉徽章。
她用勤奋和聪明不断拉近与他人之间的距离，感受着他们对她的认同与肯定。那时的安安，觉得自己是可以被这个世界接纳的。
她的努力总能换来笑脸和称赞，而这些外界的善意，如同氧气，给了她活下去的力量。
她出生在一个较为贫困的家庭，或者说，有限的资源在家里不为她温柔一丝一毫。
父母的期望和生活压力在她的心中扎下了根。她的母亲以经济支持为“交换条件”，她没有得到过母亲真正的理解与支持，尤其是情感上的认可。在安安的世界里，母亲给她的关爱总是带着一丝交易性质：“你为家里提供了经济支持，我才会给你一些温暖。” 这种交易让安安对母亲的情感依赖和期望产生了扭曲，她深知自己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却从未能感受到自己作为女儿和成长中的人的价值。
安安心底那份深藏的怨恨一直没有办法得到舒解，她不敢反抗，不敢质疑母亲的“交换”，因为她深知自己身处一个传统的家庭观念中，那种“女儿该为家庭做贡献”的思想牢牢束缚着她。她没有选择的余地，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她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和职责——做“好女儿”，无论自己愿不愿意，必须担负起对家庭的责任。这种压力像无形的枷锁一样，束缚住了她的成长。
向内求而不得，那就向外——逃跑吧，去外部寻求被承认被认可的感觉。
安安的高中生活，在她看来，仿佛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舞台剧。每一个细节，她都小心翼翼地演绎着，试图让自己在众人面前，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角色。她从未觉得自己有多特别，甚至有些时候，她会怀疑那些夸奖她的人是否真正看见了她的真实。她知道自己并不是天生聪慧，也不是那种轻而易举就能获得一切的幸运儿。她的所有优越感，都是建立在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辛勤的努力之上的。
每一次在课堂上站起来回答问题，或者是拿到一张满分的试卷，她的心里并没有那种“我就是天才”的骄傲，而是无尽的疲惫和焦虑。她知道这一切背后，隐藏的是她无数个孤独的夜晚，那些为了准备考试而彻夜不眠的日子，是她的“成功”背后无声的代价。
安安的聪明，似乎总是与努力成正比。她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学习，每一滴汗水都在她心中化作了她的骄傲。然而，这个骄傲，并不总是让她感到轻松和愉快。她渐渐发现，自己过于倚重外界对“好学生”的评价来定义自己的存在价值。而这些评价，却并没有给她带来真正的满足感，反而让她时常感到一阵阵空虚。她轻轻闭上眼睛，脑海里却全是那些混乱的思绪。她一直很聪明，一直知道如何在课堂上发光发热，如何拿到第一，如何让老师和同学喜欢自己。那是她的自信，是她的优越感。她像是一个精致的小木偶，努力维持着完美的姿态，却不敢让自己崩塌。
她以为自己被大家所喜爱，尤其是那些老师和同学对她的赞美，她将它们视作自己存在的证明。她是班里的优等生，成绩好，性格温和，似乎总能做得完美无缺。可是，在这层光鲜的表面下，安安却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孤独与不安。她开始怀疑，这些外在的认可是否只是她精心包装的幻象，是否只是她想要让自己感到安心的自我安慰。
她清楚地知道，这一切的背后是她的“努力”，她所付出的无数心血，正如那道无法看到尽头的黑夜，每一秒都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她不断地告诉自己，只有做到最好，才能不被别人遗忘，才能在这个世界上获得她应得的地方。可是，越是努力，越是让她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无法填满的空洞。她无法停下那种无休止的追求完美的脚步，因为每当她稍微松懈，内心的空虚和不安便会如潮水般涌上来。
高中的时候，安安曾经一度是同学们眼中的“榜样”，她觉得她就应该有这些，她只想在自己的世界里，用“聪明”和“努力”来换取她那一点点微薄的认可。
只是这一点欢愉，也要被剥夺么？
然而，尽管她表面上看起来如同一个冷静、理智的优等生，她的内心却充满了对“失败”的恐惧。她曾经幻想过无数次，万一她不能考第一，万一她没有办法维持这份完美的形象，她会变得怎样？那个时候，谁会再看她一眼？谁会再对她微笑？她的存在感，会不会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种恐惧从未真正消失过，而在她的内心深处，它始终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是她对于世界的一种深刻怀疑，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只有做到最好，才能得到一切。她不断地加压自己，让自己永远保持在“最好”的状态中，哪怕这背后，是无尽的焦虑和疲惫。
然而，大一的生活却像一股猛烈的风，狠狠地吹乱了安安一直以为稳固的生活轨迹。在这里，成绩似乎不再是唯一的标准，学习不再是她独自能掌控的世界。
她感到无助、迷茫，仿佛所有的“聪明”与“努力”都在这个新的环境中变得不再有用。她开始感到自己像一个在大海中漂泊的孤船，无法找到方向，无法停靠。
那种对“受欢迎”的渴望，也开始在她的心中变得愈加强烈。她希望自己能在这个新的世界里，继续像过去一样，被人欣赏，被人认可。她依然以成绩和容貌焦虑为准绳，仍然把自己与他人的差距看作是衡量自己价值的标准。可是，安安逐渐意识到，成绩并不一定能带来内心的平静，她感到自己越来越无法满足这些外部的期许，越来越陷入自我怀疑中。
高中的安安，曾经是那个凭借努力和“小聪明”在表面上维持着优越感的女孩，而刚上大学的她，开始慢慢地意识到，这种自我安慰并不足以支撑她走得更远。她所依赖的，似乎只是一个虚幻的标签，而她真正渴望的，是一份真正的认同。
可是现在，一切变得不同了。更加不同了。她惊恐的意识到失控了。
更加不同。她习惯的秩序被颠覆。她在走向未知——她对外部更大的世界一无所知。
她或许很美，这是她曾经最为自豪的一点。
每次站在镜子前，她能感受到那份美丽带给她的力量。它让她在任何一个场合都能迅速吸引目光，成了别人眼中的焦点。她曾经知道如何自矜身价，用这种美丽来维持自己在他人心中的特殊位置。每一个微笑，每一个目光，都像是她精心搭建的自尊心的支柱。
但是，面对Brady的冷静与不足够的惊艳珍惜，面对他不经意间透露出来的生活方式，她的这些优势和自信似乎瞬间变得支离破碎。Brady的眼中没有那些浮华的光环，他不在乎她的外表，也不需要她在学业上的成就。
他看待她的眼神，有的时候就像看待一个局外人，平庸的、可替代的人，每一次与他相处，她都能感受到那种无形的压力，让她有些喘不过气来。她想要更多。
承认我，珍视我，可以吗？安安在他的眼睛里找着。
她想要融入Brady的世界，想要证明自己可以在那种充满奢华和精致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想要让自己不再像一个外人那样局促不安。但每一次她去尝试，都会发现自己只是一个无法触及那个世界的局外人。她不懂如何优雅地去享受那一切，也不懂如何在那些高端的场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Brady总是以一种看似关切却又疏离的语气，讲解他所认为的“高级”和“精致”，而她只觉得那是一种她永远无法攀附的高度。那个高高在上的世界让她感觉自己变得渺小，仿佛一直自诩的聪明与努力在那一刻变得微不足道。Brady的世界，太远，太不属于她。每次她站在那个世界里，都会觉得自己像个不合群的外人。
她试图用自己那点“小聪明”去融入，但却觉得那一切都是那么的徒劳，甚至带着些许的讽刺。
她常常想，自己究竟是为什么这么努力？为了得到这些认可？为了获得外界的好感？曾经的她，认为这些就是她存在的意义。而如今，这一切被Brady无意间的教诲与无声的冷落击得粉碎。她从来没想到，自己的一切努力会在现实面前变得这么不堪一击。
安安的心里，开始滋生出一种深深的焦虑。她很清楚，自己在Brady的世界里不配，只是一个被摆放在角落的装饰品。她从未感到过如此强烈的差距，那种自信仿佛在Brady的眼神中烟消云散。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配得上那些她曾经理所当然地拥有的东西——她的聪明，她的美丽，她的优越感——自己足够努力，就可以占领被偏爱的道德制高点。这些在她的家乡和课堂上曾是她自我认同的基础，然而在Brady的世界中，这一切都那么的徒劳的、有气无力的，渺小。
这种差距，让她的自尊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她开始向内攻击自己，将所有的不安与愤怒转化为对自己的否定。她不敢再正视自己的缺陷，不敢面对那种空虚的现实。她渴望得到Brady的认同，但又对他的世界感到深深的不适和排斥。她试图通过反击和争吵来维护自己的一点点尊严，但每次过后，留下的只有更深的自卑和无法抚平的伤口。安安心里清楚，按理说她的付出总是为了能够走得更远，但每次面对
Brady随手的善意和不经意对她而言都是滔天巨浪--带她进入那个世界时，她的内心却不断产生冲突和不安。
她一方面想要追求那个光鲜的未来，另一方面却又害怕自己永远不配，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
她的敏感和自卑，逐渐将她从一个曾经自信满满的掌控自己的生活的学生，变成了一个不断寻找自我价值的迷茫者。
她在内心的角落里变得越来越愤怒，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这些情绪。她想要挣脱那个被期待的角色，想要摆脱所有外界给予她的标签和束缚，然而，她又害怕失去那些曾经支撑她自尊的东西。她开始陷入一种深深的矛盾之中，既渴望得到外界的认同，又无法摆脱内心的自卑与怀疑。
以及——不断的如暴雨倾斜而下的压力。生存的压力，这是她也要焦虑的事。
有时候她在想，自己到底是谁？
家人从未真正理解她的疲惫与挣扎，所有的付出都仿佛是理所当然的。
她从未被温柔对待过，那种不被认同的痛苦，是她长期以来一直压在心底的沉默。
可是，这样的她，为什么总是在Brady面前感到那么不堪？为什么她的努力似乎永远不够，为什么她永远在他的世界里，显得那么不配？
安安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她始终没有让它落下。她清楚自己无法让自己看起来那么软弱。她告诉自己，“你不能放任自己跌倒，不能让自己继续迷失。” 可是内心的焦虑与困惑，总是在无时无刻地撕扯她的理智。她开始不再理解自己，也开始怀疑她是否真能从这个世界中得到属于她的东西。
“我已经这么努力了，为什么还不够？”
她知道自己不该依赖外界的评价来确认自己的价值，但她就是无法放下那种自尊的枷锁。她需要那些认可，哪怕它们是虚伪的，是表面的，但在这种焦虑和不安中，她仍然渴望着。
雨季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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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中下旬。
广州开始浮出夏的边缘，阳光浓烈，空气湿得像水磨过的布料。安安的课业进入尾声，毕设还未收尾，实习计划未定，生活却仿佛已由别人替她安排好路线。
Brady像是从未真正“离开过她的生活”，一如既往精准地出现在她每个需要做决定的节点。他把“青海调研”的初稿计划推进得有条不紊，连下一轮采访提纲都已拟好，只等她点头通过。
“你周末有没有空？我约了西关民俗馆的曾馆长，顺便也谈了一下和青海循化那边文旅局的线上访谈安排。”
他语气平稳，眼神却盯着她，看得出是在等她拒绝，或至少迟疑。
可安安只是低头翻着日历，停顿了两秒，点了点头：“周日下午可以。”
Brady满意地嗯了一声，没再追问。
这些日子以来，她变得“配合”得多。他给她发民族志参考书，她认真做了批注；他建议以“撒拉族口传历史与空间想象”为小主题延伸，她也认同；连访谈录音文本，她也帮着一条条整理了。
但他知道，这份“顺从”并不来自热情，而更像是她被压低后的某种理性自救。
她需要这份调研计划——无论是为了将来的申请、还是为了给自己“有在努力生活”的借口。
而他也正好，需要她在这份项目里，以合作者的名义出现。
她是少数能从结构里真正进入“文化脉络”的人，她懂撒拉语系，也能理解迁徙与信仰之间的隐秘连接。她和那片土地之间有原生的情感，而他则需要这样的“接口”——一个既足够土，又能被包装得进学院系统的接口。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撒拉族女性的身体规训、织物符号和空间记忆做成一个子模块。”
Brady说这句话时语速很慢，像在和一场庙会对话。
安安看了他一眼，神情有些复杂：“你觉得这个话题，适合在我们这种身份下去碰吗？”
Brady没有立刻回应。他知道她的意思——他们一个是港大精英，一个是广州大学本科生，手里捏着资本与平台，做的是“边疆女性”的研究。这本身就带着结构性的问题。
可他也知道，正是因为这层问题，他们才能站在今天的位置——拿资源、写报告、发文章、递交申请书，甚至将来做出展示、出现在展厅灯光下。
“所以我们不能假装自己不是局外人。”
他很平静地说：“但我们可以不轻浮。”
安安沉默了一下，还是点头。
他们之间的合作，就像一道拼合得并不牢固的折叠门——不时缝隙大开，不时又被风吹得咔哒合拢。
那天下午，他们去了位于越秀的一个小型非遗体验馆。馆里正举办一个关于西北多民族纹样符号的展览，有几个文献研究员和中山大学的硕博学生也在场。
Brady一如既往地主持大局，与策展人寒暄、与研究员交谈，语速稳定、话术得体。他甚至替安安引荐了一位民族志摄影师，说将来可以推荐她做田野助手。
安安站在一组“信仰与迁徙”展板前，看着上头写着“撒拉族民居屋顶与天命象征关系”的小标题，忽然觉得有些恍惚。
她不是不知道Brady需要她。
但她也越来越意识到：他需要的，不是那个自我挣扎的、努力上升的她，而是一个“被他拽住的她”。
而她，现在已经没有退路。
午后的图书馆总是半明半暗，风吹进窗缝，掀起书页的声音和键盘敲击，织成一种逼仄的安静。
安安埋在电脑后面，眼神紧紧盯着屏幕上的那份《撒拉族女性刺绣图腾与日常语汇研究》访谈原稿。
这一周她几乎没睡过整夜。白天要赶期末项目的交付——机器学习的建模作业、编译原理的论文报告、还要备一门她至今没怎么听课的考试。晚上则要抽空整理调研材料，帮Brady校对二手资料里关于青海文献的批注，最耗神的是还要逐条对照他们实地访谈的录音和文本。
“你这里的‘纳哈’音有点问题，应该是‘na-ha’，不连读的。”
她一边按暂停键，一边用红笔在稿纸上标记。
“‘妇人织线’那个说法，也不太地道，‘割线’才是他们本地习惯用的术语。”
她是在听第三十七段录音。这是她回放第五次了。
眼睛已经有些酸胀，可她不敢敷衍。
这是她的故乡，尽管她知道自己早就从那片土地里抽离了，可在这些田野数据面前，她就是不愿意出错。不能在别人眼里代表“边缘性”的时候，再把这份边缘做得潦草。
她太清楚，这些资料不仅是调研的一部分，也是她仅剩不多的、可以向自己证明“还有价值”的凭证。
她喝了一口冰美式，苦得像没煮开的药。
另一边，Brady发来一串文档，是他整理的调研进度更新表，附带联系人网络、项目预算、时间安排，还有未来准备申报联合课题的小计划。
他效率一如既往地高，操作得体，邮件干净，格式工整。可越是这样，她越觉得心里空了一块。
因为他处理这些——不需要沉下心听三十七遍访谈，也不需要理解那些语义缝隙里微妙的文化错位。
他只是——安排、梳理、占据、推进。
“你核一核上次循化县志里关于婚俗礼仪的那条数据，似乎有误。”
Brady在微信上又发来一句。
安安立刻打开文档，翻回那页。她记得，那段是她录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撒拉族妇女回忆自己当年过门的细节。
“有误的是年份？还是仪式流程？”
Brady回了个语音：“流程。按她说法，嫁到汉家是不贴门联的。但我查到有些地方是贴的。”
安安皱了皱眉，又点开那段音频，一帧帧确认：“那是语境问题。她说的‘汉家’不是汉族，而是汉化过的撒拉家庭，指的是迁出山外的那支系。”
Brady隔了几秒：“好，我明白了。你写个脚注注释吧。”
她点点头，在表格右边敲下一行小字。
时间已是晚上十点半，图书馆开始清场。
她背着电脑走回宿舍，路过教二楼前的空地时，听见学生会在搭舞台。灯光映在她脸上，她忽然觉得自己像个“背景值”的人，在所有热闹中安安静静行走，没人知道她有多疲惫。
回到宿舍，她还要再改一份关于“青海地区妇女世代工艺传承”的数据摘要。这是Brady明天要交给一个合作方——一个文化遗产基金会的预审简报材料。
她没有理由说“不”。
她已经习惯了身兼数职的生活：学生、研究者、数据清洗员、字幕翻译者，有时还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情绪安抚者、无声合作者，偶尔，也像个被临时借用的“代表性”。
她知道自己只是那份调研项目里一行小字：“青海民族青年合作者”。可她也知道，如果她不认真做，这些数据、这些访谈、这些故事，很可能就会变成一场看起来体面却失真的书写。
而她不能允许。
因为——这是她仅剩的坚持。甚至可能是最后一份，不需要向谁低头的执念。这份对自身文化的翻译和剖白，藏着她的个人身份认同，在宏大叙事中自身的一点存在的意义。
Brady坐在自家书房里，面前的屏幕上是刚同步过来的项目云端文件。他原本只是例行检查下一阶段田调安排，结果点开文件时，却意外发现最新上传时间是凌晨零点五十二分，上传者——安安。
他稍微皱了下眉，点开那个名为《撒拉婚嫁访谈文本V6》的PDF。文档已近三万字，每段访谈都有对应时间戳和语义标注，最底部，她贴了四条脚注，分别纠正了此前他们误读的一些词义。
他盯着那四条脚注看了许久。
她是一个如此“事儿多”的人。他清楚这一点。从最初做项目时，她就对每一个术语、每一段语序、每一句地名拼音的写法都锱铢必较，哪怕只是作为“执行者”，她也从不让自己轻易交差。
说实话，有时候她的较真让他感到一点点烦。
可此刻，这份烦却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安心。
她在努力。
他端起茶杯，眼神微垂，唇角勾出一条轻微却意味深长的弧度。
他知道她最近不太好过——白天还要上课、写毕业论文、在实验室补录数据，晚上又帮他们团队核对民族学访谈记录，外加还偷偷做了一份短期远程兼职。他什么都没说，只偶尔在她说“累了”的时候，点一份甜品送去她宿舍楼下，然后不出面，只发个短信：“门口收一下。”
他不需要她感谢。他只是默默提醒她：你现在所有能撑下去的部分，多少都和我有关。
他是心疼她的。
真的。
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心疼，是建立在他不需要像她那样辛苦的前提下。是一种站在安全地带的人，对暴风雨里挣扎者的“俯身观察”。
他没有出言劝她休息。因为他知道，她越是努力把这份项目做得漂亮，越会希望他满意——越会希望这段合作值得，越会无意中把自己绑得更紧。
而那正是他想要的。
不是故意让她累，而是让她无暇怀疑自己是不是该离开。
他轻轻靠在椅背上，盯着屏幕上的最后一页PDF，停顿了几秒，随手把那份文件转发给他们顾问团队的助理，并加了一句备注：
“请整理成专业格式排版，准备送审。这一稿不错。”
他没有署她的名字。他想等等，看她什么时候开口要。
如果她要，他会给她。署她的名字、给她学术曝光、甚至在介绍中把她写成“项目联合负责人”。
但如果她不说——
那他也不会主动提。
他不是小气的人。他只是太清楚，在现实里，主动开口的人，就先失了一步。
而安安，一直在用沉默，换取他对她的认同。换得越久，就越怕失去。
所以他不急。
他要的不是一个合作者，而是一个逐渐离不开他的存在。
他将茶杯轻轻放下，关掉电脑屏幕。城市的夜灯还亮着，远处江景沉在朦胧雾气里。
他想到她此刻大概已经在床上睡着了，或者还没睡，裹着毛毯缩在宿舍下铺的角落，关着灯，背对着外面，怀里抱着电脑，撑着最后一点意志。
他忽然很想走过去，轻轻拉过她，说：“别做了，休息吧。”
可他知道，他更享受她不休息的样子。
那样，她才会越来越像他想要的样子——安静、努力、不吵不闹，偶尔委屈一下，再乖乖回来。
这世上从来没有公平。
只有谁手上有余力，谁就掌握了时间和主动。
深夜，宿舍里只剩下空调轻轻嗡鸣。安安躺在床上，眼皮沉重，却难以入眠。
梦里，她回到了青海那片荒凉而熟悉的土地。
一阵冷风掠过草原，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她奔跑着，脚踩在松软的土地上，身旁是远处起伏的黄土高坡和一条蜿蜒的小河。天边，夕阳洒下最后一抹金色，照亮她的脸庞。
可脚步越来越沉重，风也变得刺骨。她拼命想跑，却像被什么无形的绳索拉扯着，无法逃离那个村庄，那个压抑的家。母亲的声音在耳边喃喃：“钱……弟弟……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撑得住？”
身后的村庄渐渐模糊，变成了冰冷的高墙，困住了她的呼吸。
她想喊，想求救，却发不出声音。泪水顺着脸颊滑落，落在干裂的土地上，却无处安放。
突然，梦境崩溃，她猛地从床上坐起，胸口剧烈起伏，眼角的泪水已经浸湿了枕头。
黑暗中，她紧紧抱着被子，喉咙哽咽却无声。
她知道，梦里的挣扎未曾远去，现实的压力依然沉重。
她无路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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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穿过繁茂的槐树叶隙，斑驳地洒落在石阶和青砖铺就的小径上。四月的风带着咸咸的海味，也夹杂着书卷的墨香与旧时光的沉淀。
Brady踩着轻快的步伐，走在通往社会学系办公楼的路上。他身穿深蓝色西装，领带随意地松开一颗扣子，袖口恰到好处地露出手表。他一边低头看着手机里的行程，一边微微扬起嘴角，心里盘算着接下来的一切。
安安跟在他身后，穿着简约的白色衬衫和牛仔裤，肩背一个Brady送的Goyard双肩包，脸上难掩些许紧张。她试图调整呼吸，让自己看起来更自然些，却依然能感受到心跳不安地敲击胸膛。
这是她第一次正式踏入港大社会学系的领地，也是她和Brady“合作”的重要转折点。
走进社会学系那座有着红砖拱门和古铜门把手的老楼，空气中弥漫着岁月的厚重与知识的庄严。Brady熟练地按响门铃，不一会儿，门缓缓打开。
门后站着一位中年男子，戴着一副细框眼镜，白发中夹杂着黑色，眉宇间有种学者的沉静和温和。
“Brady，好久不见了。”教授笑着伸出手，声音温柔而有力，“这就是你说的合作伙伴吧？”
Brady点头，介绍道：“这是安安，她是广州大学的学生，也是我们民族学调研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安安微微鞠躬，声音低而稳：“教授您好，很荣幸见到您。”
教授看着她，眼神透着审视与认可：“很好，很好，你们年轻人有这份心，社会学界正需要实地调研和扎实的数据。进来吧，我们找个地方坐。”
三人穿过弯曲的走廊，来到一间带有落地窗的办公室。窗外是港大红砖墙与翠绿草坪交织的风景，阳光明媚得让人暂时忘却城市的喧嚣。
教授坐下，示意他们也落座。桌上摆着几本厚重的社会学期刊和一叠研究提案文档。
“Brady，你提过想跟我合办几个项目，谈谈你的想法吧。”教授开门见山。
Brady略一整理思绪，开始陈述：“教授，考虑到青海撒拉族文化的独特性和民族学研究的空白，我们拟定了三项研究计划，分别聚焦于‘撒拉族女性身体规训与传统刺绣的社会意义’、‘民族迁徙与空间想象’以及‘宗教信仰对撒拉族日常生活的影响’。”
“这三份计划都是基于我们几个月田野调查的初步成果，同时结合历史文献和口述史，旨在打破传统书面研究的局限，更多关注个体体验和生活细节。”
安安补充道：“教授，我们试图用社会学和民族学交叉的方法，从文化符号到权力结构，深入挖掘撒拉族群体内在的社会机制和认同感，同时也反思现代化进程中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
教授点头，拿起其中一份研究计划仔细阅读，时而低声念出重点：“‘女性身体规训’……‘刺绣符号’……‘空间想象’……这是很有价值的视角，但是太大太散了。你们年轻人定主题总是喜欢找太大的点写，不好着力。尤其是你们强调的日常生活细节和口述历史，这确实是当前民族学研究中容易犯错误的地方。”
“Brady，你们打算如何分工，署名上如何安排？”教授关切地问。
Brady答道：“教授，安安在项目中参与了大量实地调研，负责访谈整理和数据核对。作为广州大学的学生，她掌握了许多地方语言和文化背景。她的贡献不可忽视。”
安安脸微微泛红，轻声补充：“教授，虽然我还只是学生，但我在项目中的工作非常具体和深入，我希望能得到应有的署名和学术认可。”
Brady笑了一下。没有意外。
教授微笑，语气坚定：“这是学术的基本原则。只要贡献达到标准，署名是必须的。”
他顿了顿，又说：“不过，年轻人，合作不仅是署名，更多的是责任和持续的学术积累。三份研究的合作，需要你们长期跟进和发表成果，不能只是一次性的田野报告。”
Brady表示赞同：“教授，我们也有这方面的规划，计划申请香港研究资助局的项目支持，逐步发表系列论文和专题书籍。”
教授满意地点点头：“很好。这次合作若能顺利，不仅能推动少数民族研究，也会提升你们的学术影响力。”
接着，教授提出了细节性问题：“比如‘身体规训’的研究，你们是否考虑加入性别研究和权力关系的理论框架？如何规避‘文化浪漫化’的陷阱？”
安安认真回应：“是的，教授。我们特意借鉴了福柯的权力与身体理论，同时结合地方女性的口述，尽量让文本呈现多元声音，避免单一刻板印象。”
Brady补充：“我们还想借助动画建模展示，结合刺绣图案的视觉解读和社会互动，力求立体呈现。”
教授赞赏地笑了：“你们准备得很充分。”
他接着拿出一张项目时间表，和两人一起逐条确认具体调研时间节点、初稿提交日期，以及后续期刊发表的计划。
三人讨论得很投入，气氛从一开始的拘谨渐渐放松，时不时发出轻笑。
会谈结束后，三人走出学系大楼，港大的校园依旧安静而厚重。
Brady轻声对安安说：“教授对你评价很高。你做得不错。”
安安微微点头，目光中掠过一丝复杂和淡淡的欣喜，那是一种努力被看见的愉悦，和生怕乐极生悲的谨慎。
她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不仅是学术，还有这段被权力和依附织就的关系。
但此刻，她选择了相信。
他们在大馆吃的晚饭，他和安安吃饭时会礼貌的笑着，但手机上不停弹出董事会成员和直系下属的消息，他的手一直在桌下回复。
饭后她去洗手间，他接了个电话。
语气瞬间变了：“不是让你明天再送审吗？这批资金现在谁批的？”
电话挂断，他揉了揉眉心。
安安回来，他立刻笑了：“甜点要不要？” 那笑里带着一瞬的好整以暇。
而当天晚上，安安躺在港岛香格里拉的床上，手里握着刚签署的一页的关于论文的合作协议书。
她这才知道，原来什么事情都要和律师商量。
她没有，但是Brady的律师和她简单阐述了这份合作协议。
窗外，金钟的灯火闪烁，她的心跳渐渐平复。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她要继续，继续在这条复杂的路上，努力走下去。
或者，再等等。
毕竟很多事情，现在未必说得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