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在寂静中突兀地响起,屏幕上闪烁的“妈妈”二字,让本就疲惫的神经又是一紧。我深吸一口气,走到阳台,按下了接听键。
果然,没有任何寒暄,听筒里立刻传来母亲高亢而充满怨愤的声音,像一连串密集的子弹,不容置喙地射来。
“子君,你评评理!你爸他又……(此处省略对父亲长达数分钟的控诉,包括不着家、不关心她、乱花钱等具体事例)……我这一辈子真是受够了!你说说,这日子怎么过?!” 她的声音尖锐,带着一种常年积累下来的、几乎要冲破电话的偏执。
我靠在冰冷的栏杆上,望着楼下小区里零星散步的邻居,听着电话那头永无止境的抱怨风暴。辉辉头上的纱布,客厅里未清理的玻璃碎片,丈夫紧闭的房门,女儿紧闭的心门……所有这些沉甸甸的现实,堵在我的喉咙口,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我不能说。一旦开口,哪怕流露出一丝疲惫,接下来便会是母亲更猛烈的“指导”和“我早就说过”的审判。我的困境,只会成为她证明自己正确、并试图重新掌控我人生的又一论据。
“……还有你!悠悠都十二岁了,女孩子家家的,你得好好管管!别让她学得跟你一样犟,以后吃亏的是她自己!听说她现在成绩有些下滑?你怎么当妈的?光知道上班,孩子都不管了?……”
话题最终还是绕到了我身上,变成了对我母亲角色的指责。我依旧沉默,只是听着,偶尔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模糊的“嗯”,表示线路还通畅。
不知过了多久,母亲或许是说累了,或许是觉得我这边的沉默寡言让她失去了控诉的快感,终于悻悻地挂了电话。
我握着发烫的手机,在阳台上又站了很久,直到夜风吹得皮肤泛起凉意。转身回到客厅,发现悠悠的房门紧闭着。我走过去轻轻敲了敲。
“悠悠,晚饭想吃什么?”
里面没有任何回应。我把耳朵贴近门板,似乎能听到里面极其轻微翻书声和按动笔芯的声音。她今天也被吓坏了,而且,正处于那个敏感又叛逆的年纪。沟通的通道,在她那里,似乎也关闭了。
身心俱疲地从阳台走回客厅时,一眼就看到额头上还贴着纱布的辉辉,正撅着小屁股,手脚并用地往那张惹祸的沙发上爬——正是昨天让他撞破头、缝了好几针的茶几旁边的那张沙发!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恐慌混合着一种无力的愤怒猛地窜了上来。
“辉辉!下来!”我几步冲过去,声音因为紧张而显得有些尖锐,伸手就想把他抱下来,“不能爬!忘了昨天怎么摔的了吗?头上还疼不疼?”
然而,小家伙非但没听话,反而因为我的阻拦和略显严厉的语气,开始扭动身体抗拒,小脚胡乱蹬着,带着哭腔喊:“不要!我要爬!不要妈妈抱!”
他挣扎得厉害,我生怕他再摔着,不敢用力,一时竟有些制不住他。
“听话!辉辉,危险!”我试图稳住他。
“不要!我不要妈妈!”他喊得更大声了,眼泪瞬间涌了出来,一边哭一边口齿不清地嚷着,“我要奶奶!”
“我要奶奶”。
这几个字像淬了冰的针,精准地刺穿了我本就摇摇欲坠的心理防线。我抱着他的手臂僵住了,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
在他小小的认知里,允许他“自由玩耍”(哪怕是危险的)、可能还会偷偷塞给他零食的奶奶,就成了“好”的象征;而约束他、管教他、因为他爬危险地方而责备他的妈妈,就成了“坏”。
我所有的担心、后怕、夜里偷偷流的眼泪、白天强打的精神,在这一句稚嫩的“要奶奶”、“妈妈坏”面前,显得如此可笑和一厢情愿。
在这个家里,我仿佛永远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角色。丈夫与我隔阂,女儿与我疏远,连我拼尽全力保护的小儿子,也在用最直白的方式,否定着我的付出和爱。
我缓缓地把他放了下来,没有再强行抱他。他脚一沾地,就哭着跑开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个小小的、跑开的背影,看着他后脑勺上因为奔跑而翘起的柔软头发,以及额角那块刺眼的纱布,只觉得胸口堵得厉害,连呼吸都带着钝痛。
主卧的门开了。他走了出来看着我,脸上没什么表情,眼底带着血丝,似乎也没休息好。他看了一眼冷锅冷灶的厨房,又看了一眼沉默的我。
“点外卖吧。”他声音沙哑,没什么情绪起伏。
“嗯。”我应道。
就在他拿出手机操作时,家门响了,公公打着饱嗝回来了,身上带着淡淡的烟味和酒气,显然是已经在外面吃过了。他看到我们正在点外卖,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外卖很快送到,摆上餐桌。我,他,悠悠(最终被叫了出来,眼睛红肿,低头沉默地扒拉着饭),以及虽然吃过了但依旧坐在桌旁的公公。辉辉由我喂着吃。
气氛沉闷得能拧出水来。
公公看着一桌的外卖盒子,终于忍不住,用筷子敲了敲碗边,开始了他的“训话”:
“你们两个,啊?几十岁的人了,回到家,连口热乎饭都做不出来?天天就吃这些地沟油!这像什么话?家不像个家!生活不能自理了吗?”
他闷头吃饭,没有回应。
我也低着头,给辉辉喂饭的动作没有停。
指责轻而易举,但谁来承担日复一日的琐碎?谁来弥合早已破碎的沟通?一顿家里的热饭,需要的不仅仅是厨房技能,更需要一个拥有共同温度和向心力的“家”作为支撑。而我们这个家,早已分崩离析。
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围坐在摆满外卖的餐桌前,在公公的责备声里,默默地、食不知味地吃着这顿晚饭。每个人都像一座孤岛,近在咫尺,却隔着无法跨越的冰冷海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