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宗苏东坡 第2章 举仕登科天下知

卷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在寿昌学院接受了七八年系统的儒家教育后，嘉佑元年（1056年），十九岁的苏轼和十七岁的苏辙均已完婚。为了给两个儿子谋求更好的前程，四十七岁的苏洵带着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前往益州，拜访时任益州太守的故交张方平。

眉州隶属于益州路，而益州府治所设在成都，两地相距百余公里。在太守张方平的建议和举荐下，苏轼父子三人于嘉佑元年二三月间启程，跋涉千里，穿越崇山峻岭，古金牛道一路经剑门关，穿越秦岭，跨过长江和黄河，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父子历经三四个月的艰辛跋涉，最终抵达汴京。他们越过眉州乡试，直接在京城汴京参加科举考试。

五月的汴京城，风景如画，恰如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中华第一神品《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情景，“汴京盛景图中现，繁华无尽堪惊”。汴河两岸集市喧嚣热闹，河面上商船云集，河道中船只往来穿梭，或由纤夫牵拉，或由船夫摇橹，首尾相接绵延三四十公里。船只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扬帆起航，顺风而下；有的靠岸停泊，船员们正忙碌地卸货。

横跨汴河之上，有一座连通南北、规模宏大、结构精巧、造型优美的木质拱桥，宛如飞虹，故得名虹桥。虹桥两端街市屋宇鳞次栉比，茶坊、酒肆、肉铺、珠宝香料店等错落有致，一应俱全。各色店招旗帜迎风招展，街市上行人如织，商贾、仕绅、官吏、小贩、大家闺秀、行脚僧人、赶考书生、街边卖艺者等，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摩肩接踵，川流不息。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快步走过汴京街头，这是他们首次来到京城汴京。汴京城热闹非凡的景象引得兄弟二人不由自主地驻足观望，但一旁的父亲苏洵却不断催促。原来，父子三人此行是从家乡眉州跋山涉水前来汴京参加科举考试。

父子三人一路风尘仆仆，虽被这繁华盛景吸引，但时间紧迫，不敢耽搁。苏洵看着两个儿子，眼中满是期许。他深知此次科举对家族的重要性，自己半生求索，如今将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苏轼和苏辙虽年少，却也明白父亲的心思，收起好奇的目光，紧随父亲步伐，赶往驿馆学习。一路上，他们见到不少来自各地的举子，有的神情自信，有的面露焦虑，大家都怀揣梦想汇聚于此。苏洵不时向儿子们讲述科举的自己参加科举的经验，提醒他们要文如其题，沉稳应对。

到了住处安顿好后，苏轼和苏辙便开始为即将到来的科举考试做最后的准备。他们挑灯夜读，研习经史子集，互相探讨学问，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

宋朝堪称历史上科举考试最为鼎盛的时代，秉持“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理念。在重文抑武的政治大环境影响下，无论是年逾六旬的老者，还是年仅十六七岁的少年，都将读书视为人生的唯一出路，纷纷竭尽全力投身科举考试。每次科举的竞争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当今的高考。

在宋朝，从皇帝到黎民百姓，无不格外重视科举考试。宋太祖曾对近臣坦言：“昔日科名多被权势之家所垄断，朕要亲自主持殿试，彻底革除了这一弊端。”宋朝在继承并优化唐朝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创设了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制度。

北宋第三位皇帝宋真宗，为激励子民勤学求仕，撰写了流传至今的《劝学篇》：“富家无需购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必建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勿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若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宋朝的科举考试大体上延续了唐朝的制度，分为常科、制科和武科三大类。常科是常设的科目，涵盖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经、明法、明字等多个科目；制科则是非常设科目，由皇帝根据实际需要临时设置并亲自主持，旨在选拔特殊人才。武科则是宋朝选拔武将的专门考试，宋朝首开武举殿试之先河，与唐朝仅重视武术不同，宋朝还注重考察应试者的军事理论素养。

宋朝的进士分为三等：一等为进士及第，二等为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宋朝实行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自下而上逐级报考，分别为乡试、省试和殿试。考生通常需在户口所在地参加乡试，通过后再参加由尚书省礼部主持的省试，省试在春季举行，又称春闱。殿试则由皇帝亲自主持。

苏轼兄弟经益州太守张方平推荐，打破了户籍限制，未经眉州的乡试和益州的省试，直接在汴京参加考试。这与今天的高考移民现象颇为相似。北宋的科举考试环境与现今的高考也有诸多相似之处，首都汴京的录取率远高于其他地区，许多达官显贵和有门路的人纷纷设法将子女送至汴京应试。苏洵夫妇一心希望儿子们出人头地，自然不会错过任何有助于儿子成名成才的机会。

然而，宋朝的科举考试与今天的高考一样，被视为最公平、最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这为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尽管在汴京应试有一定优势，但竞争异常激烈，若自身才华不足，想要金榜题名仍极为困难。据统计，当年与苏轼、苏辙一同从眉州赴汴京应试的考生共有四十五人，但秋天的初试中就有三十二人落榜，仅有十三人过关，不足三分之一。

参加完秋天的初试后，苏轼和苏辙便一直在寓所——兴国寺浴室院中埋头读书备考。浴室院是兴国寺是专为羁旅之人准备的普通僧舍。年近五旬的父亲苏洵，每日除了督促两个儿子抓紧学习外，一有空闲便带着自己的作品，四处拜访京城各路的达官显贵，不遗余力地推销和毛遂自荐他所撰写的《衡论》、《权书》、《几策》等文章，以期跨过科举考试的门槛，谋得一官半职。

时间飞逝，转眼便到了嘉佑二年（1057年）的进士殿试。此次殿试，宋仁宗极为重视，特地任命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为主考官，同时委派北宋文学家、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学士梅挚，以及北宋政治家、参知政事韩绛等饱学宿儒担任副考官，而宋诗开山鼻祖梅尧成则负责阅卷工作。

宋仁宗这位狸猫换太子的主人公，在北宋历史无疑是除太祖、太宗外最伟大的皇帝，《宋史》曾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

《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宋仁宗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仁，他宅心仁厚，善于纳谏，重视人才，重视科技，仁宗一朝，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社会经济、文学艺术、科技创新均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顶峰。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唐宋八大家之中，仁宗时代独占六家：苏轼、苏辙、苏洵、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中国四大发明、仁宗时期独占三大发明：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仁宗一朝名臣辈出，范仲淹、韩琦、吕夷简、包拯、王曾。

宋仁宗时期的社会经济更是傲视海外， GDP占全世界的70%，人均GDP 2280美元，而1820年清朝时中国人均GDP为600美元，当时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人均GDP为1250美元，仁宗朝GDP几乎为已经步入工业国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两倍。宋仁宗时期官员的收入历史最高，正一品官员月工资为禄米150石 月俸钱12万文 年领绫20匹，罗1匹，绵50两。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10000文=3000人民币，光月俸钱就有3.6万元。著名北宋学者曾巩说：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自真宗到仁宗，不到50年时间，大宋朝的GDP增长超过六倍，增长速度前所未有。

仁宗时期的国家财富收入，已从传统的田税桑税转到以商业税为主，资本主义在此时已然在中国萌芽，如果不是后来成吉思汗用铁蹄统治中原，用落后的草原文化替代了先进的中原文化，用愚昧代替了先进，让中国历史走了历史的倒车，中国将早于欧洲国家更早的进入现代文明。宋仁宗首开对外贸易，在沿海地区有五大港口，分别是山东密州、浙江杭州、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广州成为当时最大的港口，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益州出现了世界最早的纸币——私交子，宋仁宗更是在益州开设了历史上第一处官办交子务，产生了中国历史的第一家商业银行。

考试那天，汴京城全城罢市罢游，一切为科举让路，整个汴京城里一篇寂静。苏轼和苏辙兄弟早早的来到皇宫外面，当时宋朝的科举制度及考试的过程非常的公正和严格，考生实行全封闭化的考试，一个一个被关在一个一个的斗室里，每个斗室都由皇宫的侍卫一对一的看守，考生自带干粮，考试未结束前严禁考生走出考场，同时考题都是由皇帝亲自命题，且考题严格保密，除了皇帝本人外，连主考官都不知道考试的题目，皇帝为了防止考题泄露，经常在考试前一刻才出好题目，而且有时候往往在临考前一分钟还会突发灵感的对题目进行替换。考卷都采取糊名誊写制，即考生答完试卷后，先糊其姓名，再由考场专门的书记官进行统一笔迹的誊写。考试完后，参加考试的所有官员从开考前的二月到考完试的五月长达三个多月一律关入宫中围场，严禁与外界有任何的接触，直到试卷由皇帝审核完毕，张榜公布成绩后，考官才能被放出来自由的活动。

这次殿试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题目当然也是仁宗皇帝亲自拟定并且在考前最后一刻才公布的。苏轼、苏辙兄弟在父亲苏洵的影响下，自幼熟读各类书籍，对历史的兴衰得失了然于胸，加上兄弟二人常经常与父亲一起访民情、谈论朝政，兄弟二人对大宋的社风民情、政治文化、历史地理都了然指掌。因此，对这类文章，苏轼、苏辙兄弟轻车熟路，信手拈来，苏轼在经过简单的思索后，便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写成了一篇千古流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刑赏忠厚之至论》。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殿试成绩张榜公布后，苏轼位列第二等，苏辙位列第四等。事实上，在阅卷过程中，苏轼的文章一直被梅尧臣等众考官认为应列为第一等。然而，送至主考官欧阳修哪里复核后，欧阳修同样被这篇文章鲜明的观点和言之有物的记述方式所折服，爱不释手，反复阅读。当时正值朝廷整顿流行浮躁华丽的文风，欧阳修等人主导的古文化运动已成为文化主流。此次科举考试，仁宗皇帝明确要求，对于那些辞藻华丽却言之无物的文章一律不予录用。看到苏轼的文章，欧阳修甚至误以为这是自己最得意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免遭人非议，他故意将苏轼的文章判为第二等。苏轼、苏辙的文章呈送至宋仁宗案前审阅后，宋仁宗阅毕，亦深深被苏轼苏辙兄弟文章的文采和观点折服，反复阅读后，拍着大腿对旁边的曹皇后说道：“朕为后世寻得两良相也。”

嘉佑二年的这次科举考试，被誉为千年科举史上的第一榜。此次科举为北宋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奠定了宋仁宗至宋神宗三朝近百年的文化政治繁荣与稳定。这些人才中，包括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著称的理学家张载，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程颢，以及多次出色完成出使辽国任务的状元章衡等。唐宋八大家中，苏轼、苏辙、曾巩三位亦名列此次进士榜单。

这批进士中，后来有九人相继担任北宋宰相（包括副宰相），分别是王韶、郑雍、梁焘、吕惠卿、苏辙、林希、曾布、张璪、章惇，其中王韶、吕惠卿、苏辙、曾布、章惇等尤为知名。

放榜之际，汴京城连降数日大雨，城内变为一片汪洋，道路泥泞不堪。然而大雨并未冲淡三苏在京城的热度。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顿时成为汴京城中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原本默默无闻、投名无路的苏洵，迅速成为京城达官显贵争相结识和攀附的对象。不仅他的文章在京城广为传颂，许多显贵还纷纷打听苏轼、苏辙二兄弟的婚事，欲与苏洵结为儿女亲家。整个京城的有头有脸人物，都以能与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交往为荣。甚至连汴京城里那些平日门可罗雀的川菜馆，也因苏轼三父子的盛名生意骤然火爆，数月来几乎每日座无虚席。“天下仕子尽出眉州”再度成为朝廷上下、京城内外热议的话题。

然而，就在苏轼三父子在京城享受这份如日中天的宠爱之时，家乡眉州却突然传来噩耗——程夫人在这一年的五月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