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周女官升职记 第51章 睿宗时代

景云元年七月，洛阳宫城在经历唐隆政变的血火洗礼后，迎来了一位新的主人——相王李旦，于太极殿即位，是为唐睿宗，改元景云。紫微城内，韦后与安乐公主的痕迹被迅速抹去，血腥气渐散，太液池水重归澄澈，映照着劫后余生的殿宇楼台。然而，空气中弥漫的并非万象更新的喜悦，而是一种更为深沉、更为谨慎的肃穆。权力格局经历剧震后，正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中重新塑形。

在这场巨变中，太平公主凭借其诛韦定策之大功、睿宗胞妹之至亲、以及多年经营之深厚根基，权势骤然升至巅峰，其府邸澄心堂，也随之成为帝国实际上的机要中枢之一，甚至隐隐凌驾于鸾台、凤阁之上。往日门庭若市的公主府，如今更是车马络绎，朱紫盈门，各方势力皆欲通过此处，窥探圣意，或求取进身之阶。

杜善的身份与职责，亦随之水涨船高。郑司记虽仍总揽全局，但更多精力用于随侍公主参与最高密议，澄心堂日常文书机宜，实则多交由杜善决断。她已不再是单纯的掌记，而被公主默许，行使着近乎“司记”之权，官阶虽未即刻擢升，然其实际权柄与影响力，已非昔日可比。公主甚至特赐其一枚小巧的银印，专用于批阅、转发非绝密级别的文书指令，印文曰“太平公主府行遣”，见印如见公主府令，台省诸司皆不敢怠慢。

每日拂晓，杜善步入澄心堂时，案头已堆满来自四面八方的文书。这些文书，种类繁多，分量沉重，远非昔日可比。

有来自睿宗御前的“批答”副本或“口谕”记录。睿宗性喜清静，尤爱修道，厌烦琐务，许多政事常询于太平公主，得其议后，方下敕旨。故杜善常能最早见到政令的雏形，甚至需根据公主之意，草拟敕书初稿。例如，一份关于加封张说为中书侍郎的敕草，其上便有公主朱笔添注：“说，有谋略，曾预大计，可大用。” 杜善便需据此，润色敕文，突出张说之功与才，使其任命更具说服力。

有来自鸾台、门下省的奏抄呈报，皆需公主过目定夺。小至官员考绩异动，大至边镇军情急报，皆先送澄心堂“备览”。杜善需先行阅览，提炼要点，附上节略，甚至拟出初步处理意见，供公主批阅。一日，幽州急报突厥扰边，请求增兵。杜善阅后，立即调阅近年边镇粮储、将领更替记录，在节略中注明去岁幽州粮丰、新任都督善守等信息，并附议“宜敕边将严备，暂不增兵，以观其变”，公主览后，深以为然，朱批“如议”，遂成定策。

更有来自各方势力的密函、荐书、乃至“心意”。亲王、宰相、节度使、乃至寺观高道，皆以各种方式，试图与公主互通声气。杜善需仔细甄别，哪些需立即呈送公主，哪些可暂缓，哪些需记录在案却不必上报，哪些需以公主府名义给予得体回复却又不作承诺。她案头有一暗格，内藏一册“密录”，专记此类人情往来、势力请托，以为公主参酌。某日，太子少保韦安石密呈一函，隐晦提及某刺史人选，并附一礼单。杜善将函件呈送公主，却将礼单另录于“密录”，不随函附上。公主阅函后，未置可否，杜善便知此事需冷处理。

此外，公主府本身庞大的产业、遍布各地的耳目线人、以及与相王旧部（如今已多为朝中重臣）的私人联络，所产生的海量文书、账目、情报，亦需杜善统筹管理。她手下已有数名低阶女官协助整理、抄录，但核心的阅览、摘要、拟办之权，仍牢牢握于其手。

权力的滋味，如同陈年烈酒，初尝凛冽，回味却足以令人晕眩。杜善清晰地感受到自己手中这支笔的分量。她的一句批注，可能决定一名官员的升迁黜落；她的一份节略，可能影响一项政策的走向；她筛选信息的角度，甚至可能左右公主对某个人、某件事的看法。昔日需要层层上报、谨慎揣摩的事务，如今往往她一道“依例”、“转某司酌处”或“拟驳”的朱批，便可定夺。各衙署官员见到盖有她银印的文书，无不恭敬从命，甚至不乏有人暗中馈赠礼金，以求通融，皆被她冷面拒回。

然而，在这权势熏灼之下，杜善的心境却愈发冷静，甚至暗藏隐忧。她身处信息洪流的中心，比任何人都更早、更清晰地看到这“睿宗时代”繁华背后的暗涌。

她看到睿宗对太平公主的依赖近乎放任，致使公主权柄过重，已引来朝野窃窃私语，太子少师宋璟、御史大夫毕构等清流官员，已屡有“亲王、公主不宜过度干政”的奏议，虽被睿宗压下，却如野火暗燃。

她更看到，太子李隆基（已由楚王立为太子）虽表面恭顺，但其东宫僚属日益充实，多为年轻干练、锐意进取之士，与太平公主门下厚重老成的风格迥异。双方在官员任免、政策理念上，已屡有摩擦。一份关于漕运改革的奏议，东宫主张激进革新，公主则批示“宜缓，恐扰民”，最终睿宗采纳公主之议。太子的奏抄副本送至澄心堂时，杜善能从那力透纸背的字迹中，感受到一丝压抑的怒气。

最令她警惕的，是公主似乎沉浸于权势之巅，有时不免失之专断。对于太子一系的些许“冒犯”，反应日趋敏感。一日，一份关于奖赏唐隆政变功臣的名单，公主欲将己子薛崇简名列前茅，位次甚至压过李隆基的某些心腹将领。杜善核校时，觉此恐招物议，甚至触怒东宫，遂在节略中委婉提及“功臣序列，或可依职事、战功细为参详”，公主阅后，沉默片刻，方将薛崇简名次略为后移。

杜善如同一个技艺高超的走索者，在公主、睿宗、太子三方势力之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文书的平衡。她竭力确保公主的意志得以贯彻，却又时常在不经意间，以程序、旧例或“恐滋物议”为由，稍稍缓冲公主某些过于凌厉的决策，为可能发生的冲突留下转圜余地。她知道自己权势的来源是公主，必须忠诚不贰，但更深知“亢龙有悔”的道理，不愿见公主因过度揽权而陷入危局。

景云二年春，睿宗欲授太平公主实封万户，并加授其心腹宰相数人。敕旨草稿送至澄心堂，杜善一见，便知此事太过骇人听闻，易授人以柄。她立即求见公主，直言利害，建议公主主动上表辞让大部，只求增邑数千，以示谦冲，并保全宰相。公主初时不悦，然深思后，竟采纳其议。翌日，公主谦让表文送达御前，朝野称颂，睿宗更感公主顾全大局，恩宠反增。杜善此举，既维护了公主利益，又消弭了一场潜在的□□。

然而，她也能感觉到，公主与太子之间的裂隙，正在日渐加深，绝非她一己之力所能弥合。文书往来中，东宫与公主府的批注意见相左之处越来越多，语气也日渐生硬。睿宗居中调停，往往采取折中之策，然两头安抚，实难持久。

杜善站在澄心堂的窗前，望着院中那株盛开的海棠，繁华似锦，却总觉得有一丝风雨欲来的压抑。她手中权力虽重，却如捧暖冰，深知其易融易碎。这睿宗时代的鼎盛气象，仿佛建立在流沙之上。她唯一能做的，便是更加谨慎地执掌手中之笔，在这暴风雨来临前的最后宁静中，为公主，也为自己，尽可能多地积攒一些应对危机的资本与回旋的余地。她知道，这看似稳固的权势巅峰，实则已是暗流汹涌，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