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种语言与一盏家灯 第6章 天平的两端

一九八六年秋天，日内瓦万国宫被薄雾裹着，莱蒙湖面平得像镜子，映着阿尔卑斯山的雪顶，冷得透人。

可宫里却挺热——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正酣，各国代表为了利益，话里话外都是交锋，空气里混着咖啡香和紧绷的味儿。

陈致远坐在中方代表团第二排，桌上堆着厚厚一叠文件：欧美国家的立场草案、国内部委的意见、他连夜整理的对策，还有本翻烂的《英汉经济贸易大词典》。

他已经三天没睡够四小时，耳朵上的同传耳机压得头疼，里面的英语、法语像走马灯似的过，他得全神贯注，漏一个词都可能出问题。

左手在“农产品补贴”草案上滑，右手拿红蓝铅笔划——红的是要坚决反对的，蓝的是能商量的，旁边还写着小字备注。

身边的对外经贸部专家老吴凑过来：“对方想模糊‘黄箱’‘绿箱’的界限，‘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措辞也藏着坑，要架空我们对敏感农产品的保护。”

陈致远点点头，红笔在那行字旁画了个尖三角，又打了个问号。

太阳穴突突跳，他知道，这不是翻几句话的事，是为刚开门的中国争生存的空间。

谈判到第四天下午，卡在了工业制成品市场准入的过渡期上。

欧美代表坚持要中国五年内大幅减税、开放市场。

“五年够慷慨了。”美方首席代表约翰逊身体前倾，语气慢却带着压人劲儿，“保护期太长，只会耽误你们经济调整，最后害的是你们自己。”他特意把“调整”俩字说得重。

陈致远心里一紧——这是在影射国企改革，想逼中国彻底开放。

他赶紧写了张纸条：“‘调整’可能影射国企，意在施压全面开放”，悄悄推给团长。

团长看了纸条，面不改色，慢悠悠说：“约翰逊先生，过渡期得看产业的实际情况，不是拍脑袋定时间。中国现在最想的是发展，培育自己的产业，不是被动听人安排。我们要的是公平的贸易体系。”

就在这时，机要秘书小王快步过来，贴在他耳边说：“陈翻译，北京来长途，林静同志生了，母子平安，部长办公室让转达祝贺。”

陈致远手里的笔“啪”地掉在文件上，脑子懵了——他当爸爸了！

可下一秒，他就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是国际谈判桌，不能露半点情绪。

他对小王点点头，用气音说：“知道了，谢谢。请转告部里和她，我尽快回电。”

小王拍了拍他的肩走了。

陈致远捡起笔，指尖却在抖。他想集中注意力听约翰逊说话，可脑子里全是林静的样子——她躺在病床上会不会疼？孩子长啥样？

他错过了最该在她身边的时候，心里像被针扎似的。

接下来半小时，双方吵得挺凶，陈致远还在记要点、递纸条，可心早就飞远了。

他想起离家前林静浮肿的脚踝，想起她夜里强忍抽筋的样子，想起她送他出门时说“别担心我们”——她一个人扛下了这么多。

“陈翻译，分析下对方‘出口限制与知识产权挂钩’的提议。”团长的声音把他拉回来。

他立刻进入状态：“团长，对方表面是绑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其实是想利用我们技术弱，在高技术领域筑壁垒，得防着他们后续提苛刻条款。”

专业劲儿暂时压下了情绪，可初为人父的激动和对妻儿的牵挂，还在心里翻涌。

傍晚六点，磋商终于结束。

陈致远第一个冲出去，往保密电话间跑。关上门，他手都在抖，拨通北京的号码，“嘟”声像敲在心上。

“喂？”林静的声音传来，有点弱，却带着笑。

“小静……你还好吗？疼不疼？”陈致远的声音哑了，话都说不利索。

“都好，是个男孩，六斤八两，哭声可响了。就是折腾到现在，让你担心了。”林静还在安慰他。

陈致远的眼泪差点掉下来：“辛苦了，小静……对不起，我没能在你身边……”

“你那边顺利吗？别操心我，好好工作。”林静总先想着他。

“顺利，你别担心。等我完事，马上回去看你们。”挂了电话，他靠在墙上，觉得浑身力气都没了。

晚餐时，老同事看出他不对劲，过来问：“家里有事？”

“我爱人今天生了，是个男孩。”陈致远勉强笑了笑。

“恭喜啊！”老同事拍了拍他，又叹了口气，“干我们这行，最对不起的就是老婆孩子。我家老大出生时，我在联合国开会，回去时孩子都满月了，见了我还哭。”

陈致远心里酸酸的——选了这行，就意味着欠家里。

晚上回房间，他没看谈判材料，铺开信纸给林静写信。

他写自己有多激动，有多愧疚，还说给孩子取名“陈帆”，盼他一帆风顺，也盼他能乘着国家开放的风，见更广阔的世界。

写完信，他又拿彩笔画了只小帆船，旁边写：“给冬冬（他私下叫的小名）：爸爸在日内瓦给你画的船，很快就回去讲好多故事。”

看着画，他笑了——再累，想到家里的娘俩，就有了劲。

后面的谈判挺难，中方顶住压力，在核心利益上不让步，在非关键处适当让了点，终于换来了更长的过渡期和技术支持。

当主席敲下槌子，陈致远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这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一步。

回国后，他冲进家门，看见林静半靠在床上，怀里抱着个裹着蓝襁褓的小婴儿。

午后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像幅画。他轻手轻脚走过去，第一次看清孩子的脸——小脸红扑扑的，睫毛长，呼吸轻得像小猫。

“他像你。”林静抬头笑了。

陈致远伸出手，碰了碰孩子的手背，软乎乎的，心里一下子满了。

可日子长了，他才知道难——他总出差，冬冬见了他总躲，还叫过他“叔叔”。

有次他出差俩月回来，冬冬指着他喊“妈妈，那个叔叔又来了”，他的心像被揪了一下。

林静后来告诉他，他走后，冬冬常问起他，发高烧时还喊“爸爸”，她只能指着地图说“爸爸在国外工作”。

陈致远听了，心里更不好受。

他开始攒着在家的时间陪冬冬——给孩子洗澡，用各国邮票编故事，还学着做饭，哪怕菜炒糊了，冬冬也说“爸爸做的好吃”。

他还弄了个小“工程”——每次出差，就给冬冬画张卡片，画当地的标志，比如法国的埃菲尔铁塔，旁边写“爸爸在这里开会”。

回家后，就给冬冬讲外面的世界。

慢慢的，冬冬不躲他了，还会问：“爸爸，你去有很多国旗的大房子，是告诉世界我们中国很厉害吗？”

陈致远蹲下来，认真说：“是，爸爸要告诉世界，我们中国会越来越厉害。”

冬冬似懂非懂地点头：“那你快点回来，给我讲大房子里的事。”

陈致远摸着儿子的头，心里又暖又酸。

他或许不能做个天天陪着的爸爸，却想做儿子眼里的英雄，在他心里种下为国努力的种子。

而林静，永远是他最稳的后盾，让他能安心在外交场上拼。

国家和家，像天平的两端，他得小心平衡着。

每一次离别，每一次重逢，每一次看见儿子眼里的光，都让他知道，这份平衡难，却值得——因为他守护的，不仅是国家的明天，还有家里的小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