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的纽约,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晃得人睁不开眼,哈德逊河的船鸣混着时代广场的霓虹,像把未来砸进了现实。
陈致远跟着中国代表团的车往联合国总部去,手心有点汗——不是慌,是激动。
身上的西装是部里统一订的,挺括是挺括,可领口肩线总觉得紧,不像身边西方代表的衣服那么贴身。
这是他第一次穿西装,第一次出国,第一次真要代表中国站在国际舞台上。
团长李志刚看出他的不自在,低声说:“放松点,小陈。衣服是新的,可咱的底气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记住,你代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陈致远深吸口气,点头。
窗外的街景飞似的过——商店橱窗里的东西晃眼,车多,人也多,跟北京的安静完全不一样。这就是西方世界,是他们在书本里研究的“资本主义中心”,热闹得有点让人喘不过气。
进了联合国大厅,一股混着香水、咖啡和权力的热气扑过来。
穹顶高得吓人,大理石地面亮得能照见人,不同肤色的人穿梭着,说啥语言的都有。中国代表团一进来,不少目光扫过来——好奇的、打量的、还有些轻蔑的,像在看“异类”。
“多看看,多听听。”李团长低声说,“这里的每一个笑、每一次握手,都可能藏着事儿。”
第一次全体会议,陈致远坐在后排记笔记。
中国代表发言时,他盯着人家的嘴,也盯着会场——说“第三世界团结”“建国际新秩序”时,亚非拉代表点头,西方代表却没啥表情,有人还撇了撇嘴。
休息时,李团长带着他跟人交流。
有个英国代表端着红茶问:“李先生,贵国农村的新政策,不会重蹈覆辙吧?”
李团长笑了:“谢谢关心。我们的改革循序渐进,符合国情。就像贵国的工业革命,大变革都需要时间。”
陈致远把话准确译过去,看见英国代表眼里闪过点惊讶——显然没料到中国外交官这么从容,还懂英国历史。
接下来几天,他渐渐摸熟了节奏。
白天参会、记要点、帮着翻,晚上整理纪要到深夜,累得倒头就睡,可心里满得很——每一次对的翻译,每一次顺畅的沟通,都让他更信自己选的路。
真正的考验在裁军问题的磋商上。
中方代表拿数据说话,反驳不实指控,陈致远坐在后面做交替传译,大脑转得比钟表还快,生怕漏一个词。译到中方硬气的话时,他能看见对面代表皱眉,互相递眼色。
正胶着时,美国代表突然提了个歪提案,想把裁军责任推给发展中国家。
苏联代表立刻反对,嗓门挺大,会场气氛一下紧了。
李团长举手要发言,站起来时目光扫过全场:“主席先生,各位代表,裁军关乎全人类的和平,不能按意识形态划线,更不能搞双重标准。有最大武库的国家,该先行动……”
陈致远跟着译,到“双重标准”时,特意加重了语气。
可没等他译完,美国代表团的年轻顾问突然插话:“恕我直言,连温饱都没解决的国家,有啥资格谈裁军?”
这话一出,会场瞬间静了。
陈致远血往头上涌,却强压着火,把话原样译给李团长。
李团长脸色没咋变,盯着那顾问慢慢说:“这位先生可能不了解中国。正因为我们尝过战争的苦,才更懂和平的金贵。判断一个国家有没有资格谈和平,看的不是财富,是为和平做了啥。”
陈致远的翻译铿锵有力,压过了会场的窃窃私语。他看见不少发展中国家代表点头,心里的火才顺了点。
磋商结束,他在休息厅看风景,忽听见一阵夸张的笑。
转头一看,个高个子西欧代表正晃着酒杯,用英语说:“看看他们,穿西装都拘谨,像第一次进城的乡下人。真怀疑他们懂不懂国际规则,也配跟我们一样有投票权?”
陈致远攥紧了手里的杯子,指节发白。
他想起父亲说的“一言一行关乎国格”,想起课本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想起自己在水房熬夜的日子——他代表的不是自己,是刚打开国门的中国!
他放下杯子走过去,站在那代表面前,声音清晰冷静,用的是标准牛津英语:“先生,评判一个国家的资格,从不是看穿什么西装,是看它有没有五千年文明,有没有为反法西斯战争流血,是看它想不想和平发展,想不想跟世界好好相处。”
那代表愣了,接着恼了,换成带口音的法语:“黄口小儿,这里轮得到你说话?你们懂啥文明规则?”
陈致远冷笑一声,立刻换成流利的巴黎法语,语速比他还快:“《联合国宪章》说‘会员国主权平等’,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啥没资格说话?倒是您,刚才的话,哪点符合联合国说的相互尊重?这就是您的‘文明规则’?”
没等对方反应,他用俄语引了列宁的话,又用西班牙语讲哥伦布远航的意义,再用德语提康德的“永久和平”,用日语念了句讲“尊重”的唐诗,最后用阿拉伯语说:“求知,哪怕远在中国。”
七种语言无缝切换,字字砸在那代表脸上。
休息厅静得能听见呼吸声,所有人都盯着陈致远——之前轻蔑的眼神,全变成了惊愕。那代表脸由红转白,张着嘴说不出话,最后拎着酒杯狼狈地走了。
十秒后,不知谁先鼓了掌——是个印度老外交官。
掌声慢慢传开,有亚非拉代表过来拍他的肩:“说得好!”“中国外交官,厉害!”
李团长这时才转过身,深深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只轻轻点了点头。
晚上,李团长把他叫到房间:“你知道今天这么做,可能有啥后果不?”
“可能影响跟那国家的关系,还可能让其他西方国家有看法。”陈致远老实说。
“还有呢?”
“可能不合外交礼节。”
李团长点头又摇头:“太拘着礼节,反而让人看不起。今天有三个国家代表夸你,法国副团长说你法语比法国人还纯。”
陈致远眼睛亮了点。
“外交上,有时得亮实力,但得掌握分寸。你今天做得对,可不能每次都这样。”李团长语气软了点,“记住今天,这是你最生动的一课。”
回房后,陈致远站在窗前看纽约的夜景,心里翻江倒海。
他终于懂了,外交不是光会说话就行,是得有底气,有勇气,有脑子。
第二天再去联合国,他明显觉出不一样——有人主动跟他点头,之前轻蔑的眼神也没了。
有个非洲外交官特意找他:“昨天你说得真棒,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会议快结束时,中国代表团办了招待会。
那个西欧代表居然主动过来,举杯说:“年轻人,那天是我不对,跟你道歉。”
陈致远也举了杯:“中国有句话,‘不打不相识’,希望以后能好好合作。”
碰杯时,他看见李团长远远投来的笑。
回国的飞机上,李团长说:“你这次表现不错,部里注意到了,回去可能有更重的担子。”
陈致远攥紧了拳头:“我一定不辜负信任。”
飞机穿过云层,他闭上眼,想起父亲的眼神、母亲的粥、翻译室的灯、严老的话……
他知道,这只是开始,中国要走的路还长,他愿意当块铺路石,把全部的光和热都献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