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女王 第1章 1970-江四丫

一九七零年，夏末，粤东临海小渔村。

咸湿的海风裹挟着渔汛的腥气，吹拂着这个贫穷却忙碌的村落。傍晚时分，炊烟袅袅，夹杂着女人呼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喊声，以及偶尔几声犬吠。江舅妈叉着腰，站在自家院门口那棵老榕树下，嗓门洪亮地吆喝着自家三个丫头回来喂猪食。她的目光扫过隔壁那间低矮破败的茅草屋时，不易察觉地撇了撇嘴。

那茅草屋里住的，是她的婆婆江外婆，以及那个“吃白食”的外甥女——江四丫。

在江舅妈的价值体系里，江四丫这个名字，就像登记在户口簿上那滴无关紧要的墨点，模糊又碍眼。若不是那个在香港做“洋行工”的小姑子江霞，每月雷打不动寄回来的那些印着外国佬头像的“外汇券”和偶尔夹带的紧俏糖果、布料，实实在在地补贴了家用，堵住了她抱怨的嘴，她是决计不肯让这个“外姓人”白白占了家里一个口粮指标的。就连“江四丫”这个名字，也是她随手按着自己亲生女儿“大丫、二丫、三丫”的排序赐下的，带着几分施舍和划清界限的意味，仿佛这样，就能掩盖住四丫身上那股子与这个家格格不入的“外来”气息。

江舅妈是村里有名的“铁娘子”，干活利索，骂起街来更是能一口气从村头骂到村尾不带重样。她骨子里的重男轻女和“扶弟魔”习性，是刻在基因里的。家里偶尔难得见点油星的菜汤，那几片薄薄的肥肉，必定是优先夹给她那宝贝儿子大宝，剩下的，若还有富余，也得紧着她隔壁村那几个兄弟——他们可是她在娘家的底气。至于女儿们？喝点汤汤水水就够了。江舅舅性子懦弱，是村里人背后笑话的“耙耳朵”。他倒也不是全无良心，只是那点微末的良知，早在妻子日复一日的数落和接连生下三个女儿后自觉在村里抬不起头的憋闷中，磨损得差不多了。他偶尔也会偷偷塞给母亲半个红薯，或是在四丫被舅妈骂得狠时，含糊地劝上两句，但也仅此而已。十年前，他那据说在香港“赚大钱”的姐姐江霞，突然在一个雨夜抱着个襁褓中的女婴狼狈跑回家，只含糊说是亲生女儿，要托付给家里照看，连口热水都没喝匀，就像身后有鬼追似的匆匆离去。那时江舅妈刚生下三丫，正有奶水，加之江霞留下的那一笔不算少的“营养费”实实在在地堵了她的嘴，这才勉强同意一起喂养两个娃娃。

此后多年，江霞陆陆续续寄钱回来，直到江舅妈终于扬眉吐气生下了儿子大宝，江四丫的存在，才因那每月如期而至的汇款，在她眼里显得略微顺眼了一丁点——但也仅此而已。那钱，是养这个“外姓人”的，可不能让她白吃白喝。

在这个压抑的家里，真正给四丫灰暗童年带来温暖与光亮的，是外婆。

江外婆是个看似佝偻瘦小，内里却蕴藏着不凡韧性与见识的农村老人。她年轻时曾在地主家伺候过一位读过洋学堂的小姐，耳濡目染间，竟也偷偷认得了几个字，听懂了少许“女子也要自立”的道理。这份经历，像一粒被深埋的种子，在她心里悄然发芽。她对家里的五个小孩子，心底里并无明显的男女偏见，尤其对远在香港难得一见的女儿江霞，以及这个父母都不在身边、像棵无根浮萍的外孙女四丫，更是存着一份难以明说的、沉甸甸的偏疼。许是血缘天性，加上四丫确实生得玉雪可爱，眉眼集中了江家人相貌上的所有优点，一双大眼睛黑葡萄似的，滴溜溜转着，透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机灵劲儿，格外惹人怜爱。

自打四丫能摇摇晃晃走路起，她就像个小尾巴似的粘着外婆。后来，因外婆年岁渐长，体弱多病，哮喘的毛病一到换季就犯得厉害，干不了重活挣不了多少工分，便被江舅妈以“分家单过更清净”为由，强行分了出去，住进了隔壁那间废弃已久、摇摇欲坠的茅草屋。

村里明眼人都知道，这哪是分家，分明是甩包袱。江舅舅对此吭哧了半天，最终在媳妇的瞪视下选择了沉默。幸得村里的王村长多有照拂，他是位伤残退伍军人，战场上丢了一条胳膊，一条腿也落下了病根，走路微跛。但他为人刚正不阿，处事公道，在村里颇有威望。他看不过眼这孤儿寡母被如此对待，时常暗中帮衬，比如，给这婆孙俩安排些看看晒谷场、记记工分之类的轻省活计，逢年过节也会以大队的名义送点粮油，才让她们勉强在这风雨飘摇的茅草屋里立足度日。

外婆的疼爱，是具体而微的，藏在生活的缝隙里。那只她精心喂养的老母鸡“阿花”下的蛋，她总会偷偷藏起一两个，用粗糙的手帕包好，趁四下无人时，煮好来悄悄塞到四丫的小手里，看着她像只小仓鼠般小口小口珍惜地吃完，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慈祥与酸楚。“我们四丫吃了聪明蛋，往后读书识字，要比谁都强。”她还会在煤油灯昏黄的光晕下，一边缝补着破旧的衣物，一边给四丫讲些从前在地主家听来的才子佳人的故事，或是小姐念过的诗词，潜移默化地告诉她，“女孩子家，也要明事理，心里有杆秤，不能任人拿捏。”

四丫的聪慧，其实早早便显露出来，像石头缝里倔强冒出的新芽。约莫四五岁那年，外婆带她去赶集，一个摆摊卖鸡蛋的老乡正为几毛几分钱的账算得满头大汗，四丫在一旁踮着脚尖看，竟能眨巴着大眼睛，脱口说出正确的数目。周围的大人都当是小孩懵懂巧合，一笑置之。唯独外婆心里咯噔一下，像是发现了宝藏。她想起女儿江霞小时候也是这般对数字敏感、聪慧。

夜深人静时，她摸着枕头下那个早已褪色的银镯子——那是早年伺候的小姐出嫁时赏的，思忖了良久。最终，她咬牙偷偷将镯子拿到镇上换了钱，不顾江舅妈的冷嘲热讽，坚持要送四丫去村小读书。她并非不疼其他孙辈，只是看得分明，自家的另外三个丫头，在儿媳日复一日的贬低和忽视下，眼神日渐木讷，而且本身就是普通人，没有特别聪明之类的；大宝因为男孩的原因，被宠得蛮横，而且有他自己的父母操心。唯有四丫，这是块璞玉啊，她不能眼睁睁看着被埋没在这穷乡僻壤。她先前给女儿起名“霞”，是希望她的人生能像朝霞一样绚烂，如今，这份期望似乎隐隐落在了这个外孙女身上。

江舅妈为此叉着腰在茅草屋门口指桑骂槐地闹过好几回：“赔钱货读什么书！认得几个字还能上天不成？白糟蹋钱！有那闲钱不如多称几斤米！”外婆却难得地强硬起来，瘦小的身躯挺得笔直，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学费是我自个挣的，不劳你操心。四丫可争气了，这书不能不读！”闻讯赶来的王村长也沉着脸发话：“建国都多少年了，还搞重男轻女那一套？娃儿读书是响应国家号召，是好事！既然分了家，娃娃的前程由她外婆做主，你就别掺和了。”王村长在村里一向是说一不二的，江舅妈心里再不满，也只能啐一口，骂骂咧咧地走了，但心里对这对婆孙的怨气又添了一层。

四丫也确实争气。她知道外婆凑学费不易，为了节省开支，并且不辜负外婆的期望，她发疯似的学习，连续跳级，像一块干燥的海绵，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她想办法弄到了一张县图书馆的借书证，那对她来说如同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每逢周末或假期，她天不亮就起床，帮外婆干完力所能及的活计后，便揣上一个冰冷的杂粮饼子，徒步往返十几里地去县城图书馆借书看书。山路崎岖，她小小的身影在晨雾或夕阳里显得格外单薄。为了省时间多看会儿书，午饭常常就是那个硬邦邦的饼子就着图书馆门口自来水龙头喝的凉水。她阅读的范围很杂，但对数字和逻辑相关的书籍尤其着迷。村里大人们闲暇时议论工分、粮票、布票价格浮动，公社里谁家卖了猪崽赚了多少钱，她总是默默地听，心里的小算盘拨得噼啪响，隐隐觉得这些数字背后，有种奇妙的、可以把握的规律，这似乎是一种能改变命运的力量。可惜，那时的环境，没有让她深入探究的土壤，这种天赋，只能暂时压抑着，如同被压抑的活火山，总一天会积蓄实力突然爆发。

外婆给她母亲起名“江霞”，体现了外婆残存的一点文墨修养和对美好的向往。但为何不给四丫也改个更雅致些的名字呢？有一次，四丫忍不住问。外婆搂着她，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轻声叹气：“囡囡，现下这光景，枪打出头鸟，随大流才是最稳妥的护身符。父不详，母亲又在香港打工，你这身份已经够扎眼了，有个普通名字，或许能少招些是非。”四丫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但“扎眼”和“是非”这两个词，像刺一样扎进了她幼小的心灵。

然而，聪慧和特殊，在闭塞的乡村小镇，往往不是通往赏识的阶梯，反而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江四丫的境遇便是如此。年龄小、身形瘦弱，加上“没爹没妈”的模糊背景和那甩开同龄人一大截的优异成绩，让她在镇中学里成了一个显眼且柔软的靶子。起初的欺凌是直白而残忍的：书包被恶意扔进积雨的泥坑，作业本被撕成碎片撒得到处都是，放学路上被几个高年级的顽劣少年堵在墙角，用夹杂着方言的污言秽语叫骂“野种”、“拖油瓶”……那些日子，四丫常常在放学后，一个人跑到学校后那片长满荒草的田埂下，把脸埋进膝盖里，无声地掉眼泪。咸涩的泪水混着泥土的气息，是她对不公世界最初的无助品尝。

但她深知，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外婆年迈多病，经不起担忧和气愤；向老师告状，或许能换来一时的安宁，但只会引来更隐蔽、更恶毒的报复。她很快明白，在这个依靠宗族、人情和潜在权力关系维系的小社会里，单打独斗的硬碰硬是最愚蠢的选择。当自身力量不足以抗衡时，必须学会借力，寻找一棵能够遮风挡雨的大树。她停止了无谓的哭泣，开始用那双过早成熟的眼睛冷静地观察校园里的“权力格局”。

很快，镇革委会刘副主任的女儿刘丽娟进入了她的视野。刘丽娟比四丫大四岁，因为留过级，和四丫成了同班同学。她被家庭骄纵得有些蠢笨和傲慢，成绩长期在班级末尾徘徊，但身边从不缺少趋炎附势的跟班。她穿着时新的确良裙子，用的文具都是镇上供销社里最贵的那种，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四丫不动声色地观察了她好几天，摸清了她的脾气和软肋——她极度爱面子，又对学习一窍不通，尤其害怕数学。

机会很快来了。一天课后，刘丽娟又被一道简单的四则运算应用题难得抓耳挠腮，周围几个巴结她的同学也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四丫“恰好”抱着作业本从旁边经过，似乎是无意中瞥见了题目，然后用一种怯生生又带着点试探的语气，用最直观的、甚至带着点乡下土话的方式，三言两语就把解题思路捋得清清楚楚。她没有炫耀自己的聪明，反而把功劳都归功于“丽娟姐刚才提到的那个点提醒了我”，眼神里充满了恰到好处的“敬佩”和“羡慕”。

刘丽娟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受用的表情。这个平时不起眼、成绩却很好的小个子同学，似乎比身边那些只会附和的马屁精有用得多。她顺水推舟，开始让四丫“帮忙”看看作业。四丫把握着极好的分寸，从不全盘代劳，而是“引导”她思考，在她卡壳时“提示”关键，姿态始终放得极低，一口一个“丽娟姐”叫得亲热自然。她不仅帮刘丽娟应付学业，还在刘丽娟和其他同学发生小摩擦时，看似天真地插上几句话，往往能四两拨千斤，既维护了刘丽娟的面子，又悄无声息地化解了矛盾。刘丽娟越发觉得这个叫江四丫的乡下丫头又听话、又聪明、还特别“懂事”，很快将她视为自己的“首席智囊”和心腹。

有了刘丽娟这面“挡箭牌”，学校里原先那些明里暗里的欺凌果然瞬间消失了。不仅如此，刘丽娟为人出手阔绰，偶尔会把自己吃腻了的点心、或者家里来访客人带来的稀罕零食分给四丫一点。就是在她这里，四丫第一次尝到了一种用漂亮锡纸包裹着、名叫“巧克力”的东西。那黝黑发亮的小方块一入口，一种从未体验过的、丝滑醇厚又带点微妙苦涩的香甜瞬间在舌尖融化，弥漫整个口腔，那奇妙的滋味让她浑身一颤，仿佛连日子里的苦涩都被短暂地中和了。她小心翼翼地品味着，舍不得一下子吃完。这种名为巧克力的糖果，成了灰暗生活里一抹亮色，一种关于“美好”和“奢侈”的具体象征。她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味道。后来，无论她经历多少风雨，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心情愉悦还是压抑，吃上一颗高品质的巧克力都成了她犒赏或安抚自己的独特仪式。也许是天生代谢旺盛，也许是劳心费力，她竟有着令人羡慕的吃不胖体质，这让她可以毫无负担地享受这一嗜好。甚至在她日后家财万贯时，仅仅因为对某个濒临倒闭的瑞士手工巧克力品牌的独特风味情有独钟，为了能稳定获得最符合她心意的口味，她便任性了一回，斥巨资将其收购旗下。当时手下高管都认为这是一笔不划算的情感投资，但她一方面是真喜欢、又不差钱，另一方面，她也以其敏锐的商业嗅觉，看到了高端糖果市场在亚洲新兴富裕阶层中的巨大潜力。她接手后，不仅保留了传统工艺，更引入了精准的市场营销和全球化渠道，没几年，这个品牌竟真的扭亏为盈，成为了她庞大商业帝国中一只低调却持续产出的“现金奶牛”。每当品尝着那熟悉的味道，她偶尔会想起刘丽娟，想起那个夏天，更加坚定了“有钱真好”的念头——有钱，才能把喜欢的东西牢牢抓在手里，才能拥有任性的底气和真正的自由。

转眼到了初中毕业的关键时刻。这次初中毕业统一考试，意义非同一般——成绩优异者，才能考入中专（中等专业学校）。在那个年代，考上中专就意味着跳出了“农门”，毕业后国家包分配工作，端上“铁饭碗”，是无数农村学子乃至家庭改变命运的最重要途径。刘丽娟自知成绩一塌糊涂，凭自己的真实水平绝对考不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她把四丫拉到一边，半是威逼半是利诱：“四丫，这次你一定要帮帮我！替我考！只要我能考上，以后我让我爸给你在镇上也找个轻省工作，肯定比你回村里，或者自己瞎闯强！”

四丫心里瞬间明镜似的：若她父亲刘副主任真有那么大的能量，能随意安排工作，何必让她女儿如此紧张一次考试？甚至直接操作一下升学名额岂不更简单？这分明是张空头支票，是**裸的利用。但她脸上立刻浮现出受宠若惊又略带惶恐的表情，甚至主动替对方考虑周全，展现了超乎年龄的缜密：“丽娟姐，你放心，我肯定帮你。但这是毕业考，监考严，我们不能太明显。我会故意写错几道题，把分数控制在刚好能上中专分数线、但又不出挑的位置，不然考得太好，反而不像你的水平，会惹人怀疑的。”

考试那天，四丫像个最精密的操盘手，冷静地操控着笔下的分数。她不仅准确答对了足够及格的题目，更精心设计了几处“遗憾的失误”，最终呈现出一份完美贴合“刘丽娟水平”的答卷——总分险险擦过中专录取线，各科成绩看起来是她“超常发挥”却又合情合理。结果毫无悬念，刘丽娟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中专录取榜上，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国家干部”的门槛。

事后，刘丽娟的父亲，那位面色总是很严肃的刘副主任，特意在家里“接见”了四丫。他塞给四丫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是足够普通农家生活大半年的钱和粮票，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安抚和警告：“小江同学，这次你‘帮助’丽娟进步很大，这些是奖励你的。你还年轻，前途无量，以后……就安心去读高中，脚踏实地，安分守己，将来或许还会有别的出路。” 话语里的暗示再明显不过：拿钱闭嘴，安分点，别妄想借此攀附或声张。

四丫垂下眼睑，乖巧地接过那份沉甸甸的“封口费”，脸上堆满感激零涕的笑容，嘴里说着感恩戴德的话。但当她转身走出那栋在镇上显得格外气派的干部小楼时，夏天傍晚温热的风吹在她脸上，她却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比冬天田埂下的寒风更冷。这次的替考经历，像一把冰冷的刻刀，在她心上清晰地刻下了对权力与规则运作方式的认知：个人的努力与才能，在固化的权力和关系面前，竟可以如此轻易地被窃取和置换。她紧紧攥着那个信封，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在心里对自己发誓，声音冰冷而坚定：我一定要挣脱这令人窒息的一切，要爬到足够高的地方，高到规则由我来定，高到再没有人能随意拿捏我的命运。我要把一切都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那时，她才十一岁左右，在其他孩子还在为一块糖、一个玻璃弹珠嬉笑打闹的年纪，她的心智却已在困境的磨砺和书本的浸润下，过早地成熟甚至苍老了。她原本的梦想简单而质朴：考上中专或者好好读完高中，找个像村里会计或者供销社售货员那样安稳的工作，攒钱把外婆的茅草屋修葺一新，最好能盖间亮堂的瓦房，让操劳了一辈子的外婆能安享晚年。

她偶尔也会在夜深人静时，想起那个素未谋面的母亲江霞。外婆口中的母亲，善良、倔强、有股不服输的劲儿，为了改变家境，敢独自一人闯荡香港。小时候被村里顽童骂“野孩子”时，她还会躲在被子里偷偷哭泣，无比渴望母亲有一天会像故事里的仙女那样，穿着漂亮的衣裳，突然出现，把她接走，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但随着年岁渐长，尤其是通过阅读报纸和书籍，她渐渐明白了时局的复杂与严峻，母亲归期渺茫，甚至生死不明。现实的残酷像冷水浇头，她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最终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只有变得强大。

她的那些“小聪明”和初露端倪的算计，在村里也没闲着。江舅妈的刻薄是家常便饭，明面上无法反抗，四丫便学会了迂回战术。有一次，舅妈因为她打猪草少了一点，又指着鼻子骂了半晌。四丫一声不吭，低头听着。第二天，她“无意中”在村里那个和舅妈素有积怨的胖婶面前，提起舅妈昨天又在炫耀娘家兄弟给她捎来了多么稀罕的糕点，还说胖婶家闺女穿得像个叫花子。胖婶一听就火了，当即叉腰冲到江家门口，和舅妈展开了一场经典的乡村骂战，最后甚至动起了手，引得全村人围观。四丫则躲在人群后面，冷眼看着那两个扭打在一起的身影，心中涌起一种混合着报复快意和冰冷疏离的感觉。外婆后来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事，没有严厉责骂，只是晚上搂着她，轻声说：“囡囡，外婆知道你心里苦。但你要记住，聪明劲要用在正道上，跟这些糊涂人纠缠计较，只会脏了自己的手，跌了自己的份儿。”四丫表面乖巧地点头，心里却未必全然认同。在她看来，结果才是最重要的，能达到目的、保护自己的手段，就是好手段。她似乎天生就懂得如何利用自己无害的外貌、甜糯的言语、甚至是精心伪装的弱小无助，来分化潜在的敌人，团结一切可以暂时利用的力量，为自己在这艰难时世中谋取一丝狭小的生存空间。她无师自通地实践着某种朴素的生存哲学。

然而，命运的转折总是猝不及防。进入七十年代后，江霞从香港的汇款，从之前的准时足额，变得断断续续，最后，竟彻底中断了。起初，外婆还安慰自己，或许是时局动荡，通信不便。但一个月、两个月、半年过去了，依旧杳无音讯，连一封解释的信都没有。外婆本就多病的身体，因这日夜的担忧和焦虑，迅速垮了下去，咳嗽得愈发厉害，有时痰里都带着血丝。江舅妈和舅舅的脸色也一天比一天难看，对外婆和四丫更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之前看在汇款份上勉强维持的表面和平也彻底撕破，连带着之前承诺分担的少许药钱也开始克扣、拖延。

面对外婆躺在病榻上对女儿无尽的担忧，以及舅舅舅妈整日的抱怨和冷眼，年幼的四丫内心竟升起一种近乎冷酷的平静。她对那个记忆模糊、仅存在于外婆讲述和一张泛黄照片里的母亲，并无太多深刻的感情羁绊，甚至隐隐有一丝怨怼——如果不是她把自己丢在这里，外婆或许不会这么操劳成疾。不想要不喜欢自己，又为什么要生下她这个包袱。她所有的焦虑和恐惧，都无比具体地集中在眼前：外婆咳得更厉害了，脸色蜡黄，没有钱去买那副昂贵的止咳药，怎么办？夜里听着外婆压抑的、撕心裂肺的咳嗽声，四丫紧紧蜷缩在床角，对“穷”这个字的恐惧，达到了顶点。那种源于极度匮乏而产生的、对金钱近乎本能的渴望与焦虑，像无数条冰冷的藤蔓，紧紧缠绕住她幼小的心脏，几乎让她窒息。她开始对周遭的一切，包括舅舅舅妈那点可怜的算计、村里人的闲言碎语、甚至外婆病弱的身体，都产生一种奇异的抽离感。仿佛只有那些实实在在能抓在手里的、能换来粮食和药品的“钱票”，才能给她带来一丝微弱的安全感。

不幸的童年，如同一场缓慢而残酷的凌迟，正一点一滴地塑造着未来那个在全球金融世界里翻云覆雨、内心复杂扭曲的江雁。她过早地学会了算计与隐忍，熟练了利用与伪装，却也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对温情、对依赖、对人性良善的基本信任。那个在渔村风雨夜里，蜷缩在破败茅草屋中，听着外婆沉重呼吸声的小女孩，她的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残酷的、没有退路的生存游戏。而游戏的第一课，外婆正在用逐渐消逝的生命，让她刻骨铭心地领悟到：穷，是世上最彻骨、最无药可救的病。而要治好这病，她需要很多很多的钱，多到足以填平一切恐惧和不安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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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1970-江四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