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8月,骑兵第五师与北京军区工程部一工区(代号421部队)一部合并,改称为解放军守备第三十四师。
同一时期,驻扎新疆的骑兵第一师,驻扎青海的骑兵第二师也一同改编,
从此,我军的编制序列里,师建制的骑兵部队就没有了!
至此,我军最后一个骑兵师番号被撤销!
改编后的守备团,每个团设四个营,一营、二营为步兵营,三营为八五加农炮营,四营为一二二加农炮营,之前的骑兵连队则改编为炮连或者工程兵连队。
因为之前很多蒙古族干部被抓,部分干部是从六十三军、六十九军等调入的!
察素齐石灰场。
骑兵五连需要把军马移交给乌兰察布军分区独立团。
大家牵着马,走到石灰场东面的山坡,摘下马笼头,接马的战士则赶着马群沿山沟向北走去。
许奇的大白马腿还没治好,走路依然一瘸一拐的,像这样受伤的马匹可能无法回到军马场,而是转给地方,成为拉货的驽马。
许奇非常后悔,一边流泪一边向远去的军马挥手!
直到1974年退役,他再也没有见过这匹温顺老实又听话的白马。
团部除了一营外,其他人员全部移师百灵庙,没多久番号又改编为北京军区守备第二师。
百灵庙是乌兰察布盟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政府所在地,在抗日战争史上颇有名气!
原国民党将领傅作义曾率部队在这里与日军作战!取得了震惊中外的“百灵庙大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侵略魔爪越伸越远,他们在占领了东北三省、热河省,控制了冀东22县之后,于1936年春天又指使日蒙伪军侵占察哈尔以北6县,并将冀、察两省特殊化。
在此基础上,日军妄想夺取绥远大青山以北各县,然后推向西北甘、宁、新三省边界,阻断中国西北对外交通,实现其反动的“满蒙政策”。
为实现上述计划,日寇在华北和绥远各地,大量设置特务机关,并积极扶持傀垒政权。
在绥远,日寇就扶植蒙奸德穆克栋鲁普(德王)和李守信,成立了所谓的“蒙古军政府”;还收买伪军头目王英,组织了所谓的“蒙汉西北防共自治军”和“大汉义军”。
这些军队,连以上指挥官全是日本人,是为日寇侵华战争服务的反动军队。
日本军队早绥远地区发生的这些重大变化,激怒了全国人民,也激怒了具有爱国之心的傅作义将军。傅作义当时是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兼35军军长。
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坚强呼声下,他决心寻找机会,铲除日寇在绥远的立足之地。
1936年11月5日,日本侵略军队在嘉卜寺(今内蒙古乌兰察布东北部的化德县)召开侵绥军事会议,决定以王英、李守信两部为主进犯绥远,分三路进击。
战争中所需武器、弹药等,均由日方负责,并发给德王、李守信、王英各20万元,以资鼓励。
11月5日,德王还以“察境蒙政委员会”的名义,向傅作义通电,无理要求傅作义撤除百灵庙以南的一切军事设施。并扬言,如不能按期实行,将以兵戎相见。
很显然,这是日军为出兵侵犯绥远边境制造借口。
早已忍耐不住的傅作义面对战争威胁,一方面积极部署军队,一方面对各界人士发表谈话,表示自己抗日的决心,唤起民众支持、同情。
11月8日晚,傅作义在他的总部会议室召开营以上军官秘密军事会议时,坚定地说:“日寇占我察北,占我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如若不打,绥远人民不答应,国人也要骂我们。边疆大吏,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
傅作义的讲话,得到与会军官们的支持,全军上下取得了一致抗日思想。
会议决定:进击绥东一带敌人的任务,由旅长董其武负责指挥,进击绥北一带敌人的任务,由师长孙长胜和旅长孙兰峰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