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女儿行 第98章 第 98 章

日子在表面的沉寂与内心的惊涛骇浪中，又捱过去几天。西宁城的空气仿佛凝固了，街面上的巡逻兵更多了，眼神也更显凶狠，偶尔传来的零星枪声和夜半莫名的嘈杂，都像无形的鞭子，抽打着每个人紧绷的神经。关于“女□□”何秀英即将被处决的风声，像阴沟里的污水，在暗地里流淌，带着血腥和恐惧的气息。

救她的念头，如同被压在巨石下的野草，非但没有消亡，反而以一种更顽强、更执拗的姿态，在我心里疯长。可我深知，这念头见不得光。□□，那是诛九族的罪名，是马家军刀口上最腥热的血。我，陈玉娟，一个守着寡、靠着小脚勉力支撑家业的“吴太太”，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连同吴家这点最后的基业，以及依靠着我的韩梅、柱子、厂里的工人、田庄的佃户，都会跟着一起灰飞烟灭。

我必须有个由头，一个能放在太阳底下晒，不让人，尤其是让那些官面上的人起疑的由头。脑子里翻来覆去，只剩下“亲戚”二字最是便宜，也最是无奈。对，就说是娘家一门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表姐，多年失散，如今听说在西宁落了难，还被安上这等杀头的罪名。我若装聋作哑，娘家那边怪罪下来，我这嫁出去的女儿，脸上无光，在族里也抬不起头。这个理由，听起来合情合理，足以掩盖住我内心那点真正源于土楼观记忆、源于那碗热粥、源于她那双同样缠裹过却走向不同道路的小脚所带来的震颤与不忍。

主意一定，接下来便是最实际的——钱。这世道，权是硬道理，钱是敲门砖。没有沉甸甸的银元开路，什么亲戚情分、往日交情，都轻飘飘的像风里的杨花。

我先动用了手头能挪动的所有现钱，那本是预备着给田庄□□种和应付下一季税捐的。又翻箱倒柜，找出几件早年陪嫁时带来的、不算太扎眼却也值些钱的首饰——一对沉甸甸的鎏金耳坠，一支颜色已有些暗淡的点翠扁方。指尖抚过那扁方上幽微的蓝光，心里像是被细针扎了一下，这是阿妈当年偷偷塞给我压箱底的念想，是她从外婆那里得来的。可眼下，顾不得了。人命关天，哪怕只能换来一丝渺茫的希望。我唤来老周，低声嘱咐他，寻个稳妥的当铺，悄悄当了，换成了几卷用油纸包好的、沉甸甸的银元。

钱备好了，人却难寻。那些平日里在街面上混迹，收些小钱便能帮着递个话、打探点消息的兵油子、小吏员，一听是要打听乃至疏通“那个游过街的女□□”的案子，个个脸色骤变，把头摇得像狂风中的蓬草，连声推拒，仿佛我递过去的不是银钱，而是烧红的炭块，沾手即亡。有几个胆子更大、贪心也更足的，倒是犹犹豫豫地收下了钱，拍着胸脯保证“去上头疏通疏通，探探口风”。可钱如同丢进了湟水河，连个响动都没有。再去找人，不是苦着脸说“上头查得紧，铁板一块，撬不动”，就是干脆躲着不见，如同人间蒸发。

希望，像落在滚烫戈壁上的雨滴，滋滋响着，瞬间便蒸发殆尽，只留下更深的焦灼和无边的绝望。手里的银元越来越少，能想到的门路几乎都走遍了，却连何秀英被关在何处、状况如何都打听不到确切消息。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像冰冷的淤泥，一点点淹没到胸口，让人窒息。

最后，我的目光，落在了卧室角落里那个上了锁的樟木小箱上。脚步不由自主地挪过去，用贴身藏着的黄铜钥匙，颤抖着打开了它。一股混合着樟木和陈旧纸张、还有一丝极淡的、仿佛属于明泰的气息扑面而来。箱子里，放着明泰留下的一些遗物：几本他翻旧了的书，一叠他练字留下的毛边纸，还有……还有我们定情时，他送我的那枚素面朝天的银戒指，以及他走后，我凭着记忆和想象，偷偷给他绣的一个烟荷包，尽管我知道，他从不吸烟。

拿起那枚戒指，冰凉的银圈贴着汗湿的掌心，却仿佛还残留着一丝遥远的、属于他的温暖。那烟荷包上，“平安”二字绣得歪歪扭扭，针脚稚嫩，却是我在无数个孤灯清影的夜里，一针一线，将所有的担忧、期盼和说不出口的眷恋，都密密地缝了进去。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模糊了视线。

“明泰……”我对着虚空低语，声音哽咽，“对不住……真的对不住……我得用它们，去救一条命，一条……当年或许也间接护佑过咱们的命……你在天有灵，会怪我吗？”

我知道，当掉这些，便真的像是割断了与过去最后一点有形的牵连，心会空掉一大块。可一想到囚车上何秀英那双**的、因失去裹脚布束缚而在颠簸中痛苦扭曲的小脚，想到她吐血却依旧扬起的、带着轻蔑笑意的脸庞，想到她那声嘶哑却震人心魄的呐喊……我便再没有半分犹豫。这点念想，终究是死物，而那个人，还活着，还在受苦。

“老周，”我声音沙哑地唤来老周，将用手帕包好的戒指和烟荷包递给他，仿佛递出去的是我半颗心，“再去……找个更远的，不认识的当铺，当了。”

老周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只是重重叹了口气，接过那沉甸甸的手帕包，佝偻着背走了。

如今，唯一可能还有点指望，或者说，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只剩下王参谋了。自那年雪灾和城防捐的危急关头，他虽也索要了不少好处，但终究是抬手放过了吴家，之后几年，我深谙这层关系不能断，逢年过节，都让老周备上不算轻薄也不算扎眼的节礼送去，不图他额外关照，只求在真正紧要的关口，能递得上话，求个见面陈情的机会。听说他如今官运亨通，已高升为参谋长了。

我让老周精心备了一份远超以往的重礼——几乎是当掉遗物换来大半钱财——又郑重地递了帖子。在参谋长官邸那间摆设着西洋座钟、铺着厚绒地毯的客厅里，我足足等了一个多时辰。脚下那双为了出门见客才换上的、稍显体面的深色弓鞋，站得我脚踝酸麻肿胀，仿佛有无数细针在扎，额角也沁出了细密的冷汗，不知是痛的，还是心里那面鼓敲得太急。

终于，我被引进了内室。王参谋长比起几年前更显富态，红光满面，一身簇新的呢子军装，端坐在宽大的太师椅上，慢条斯理地用碗盖拨弄着茶杯里的浮沫，眼皮耷拉着，并未立刻看我。

“吴太太，”他声音带着惯有的拖腔，不疾不徐，“可是又遇到什么难处了？如今这光景，乱党横行，马主席正全力清剿，风声鹤唳，可不比往年那么好说话喽。”

我心里一紧，知道这是开场白，也是下马威。强压下翻腾的慌乱，按着早就反复斟酌过的说辞，微微躬身，陪着十二分的小心道：“参谋长明鉴，真是什么都逃不过您的慧眼。眼下……眼下正是有一桩难处，实在是家丑，难以启齿。”

“哦？”他这才抬起眼皮，目光在我脸上扫了一下，像冰冷的刀片刮过。

“是我家一门亲戚，”我刻意含糊了“娘家”二字，显得更真实，“前些日子不知怎地，在西宁被抓了起来。我这心里……实在是慌了神，六神无主，只好厚着脸皮，再来求您……求您抬抬手。” 我说着，上前一步，将那个装有银元、金饰和礼单的、显得颇为厚实的信封，轻轻地、几乎是带着一丝卑微的祈求，推到他手边的紫檀木茶几上。

王参谋长瞥了那信封一眼，厚度显然让他满意了几分，脸上露出一丝似笑非笑的神情，语气也“热情”了些：“亲戚？好说，好说嘛！就凭咱们两家这么多年的交情，这不就是吴太太你一句话的事吗？你那亲戚，叫什么名字呀？我看看是哪部分的弟兄经手，打个招呼便是。”

他问得随意，我的心却猛地提到了嗓子眼，后背的冷汗瞬间湿透了内衫。我用力掐着自己的虎口，利用那尖锐的疼痛强迫自己保持镇定，声音尽量平稳地吐出那个我既希望他认得，又害怕他深究的名字：

“叫……何秀英。”

“何秀英？”王参谋长重复了一遍，眉头微蹙，手指无意识地敲着太师椅的扶手，似乎在记忆中搜寻。忽然，他敲击的动作戛然而止，脸色微微一变，猛地抬起头，目光如鹰隼般锐利地钉在我脸上，声音陡然拔高，带着惊疑和审视：“何秀英？！嘶……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等等！就是这两天抓的那个，那个女□□头目！何秀英！吴太太！”

他身体前倾，一股压迫感扑面而来，眼神里充满了怀疑和警惕，声音压得极低，却字字如锤：“我说吴太太，你……你和□□……？！”

这突如其来的发难，如同惊雷炸响在耳边。我脸色瞬间煞白，心脏狂跳得像要挣脱胸腔，但残存的理智告诉我，此刻绝不能露怯。我猛地抬起头，脸上挤出恰到好处的惊慌和受了天大委屈的神情，声音因为“激动”而带着一丝颤抖，抢白道：

“参谋长！您、您这话可真是折煞我了！您想到哪里去了！” 我用手绢捂着心口，仿佛不堪承受这巨大的冤屈，“我一介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整天围着锅台转，打理点小产业，连字都认不全，我哪里知道什么党不党的，红啊白的啊！”

我喘了口气，继续带着哭腔辩解，把早已准备好的说辞一股脑倒出来：“这真是我娘家一门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方表姐！姓何，叫秀英！都好多年没联系过了，谁知道她怎么就跑来西宁，还、还跟那些人扯上了关系？这人是在西宁被抓的，消息传回娘家，那边捎来信儿，哭天抢地的，说我就在西宁，不能不管……参谋长您说，我要是装聋作哑，娘家那头怪罪下来，我这……我这往后还怎么回娘家门？我这脸往哪儿搁啊！”

我一边说，一边仔细观察着他的神色，见他目光中的锐利稍减，但疑虑未消，便又赶紧加上一句，试图用最直观的“证据”来打消他的怀疑：“再说了，参谋长您想想，她一个女流，跟我年纪差不多，也是……也是缠着小脚的！走路都得人扶着，风一吹就倒的样子，哪能是那些能跑能跳、喊打喊杀的□□？这肯定是弄错了！天大的冤枉！您呀，就高抬贵手，放她一马，也算是积德行善了。”

王参谋长听完我这连番带哭带诉的辩解，靠在太师椅背上，手指又开始敲击扶手，半晌没有言语。客厅里只剩下西洋座钟单调的“滴答”声，每一秒都像拉长的钢丝，磨着人的神经。他脸上的神色变幻不定，似乎在权衡利弊，判断我话语的真假。

终于，他长长地“唉”了一声，拿起茶几上的信封，在手里掂了掂，又放了回去，脸上露出一种爱莫能助的遗憾表情：

“吴太太，你的难处，你的‘委屈’，我懂，也信你几分。”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凝重，“可这回，不是我不帮你，实在是你这‘表姐’……唉，她的事，已经板上钉钉了！是马主席亲自督办的要案！铁证如山！谁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动手脚？那不是老虎嘴上拔须，自寻死路吗？”他摇了摇头，语气斩钉截铁，“捞人？绝无可能！”

最后四个字，像四把冰冷的铁锤，将我心中最后一点残存的希望，彻底砸得粉碎。一股蚀骨的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浑身的力量仿佛瞬间被抽空，连站着都觉吃力，脚踝处的酸麻胀痛变得格外清晰、难忍。完了，最后一条路，也断了。

我脸色灰败，眼神空洞，机械地对着他行了个礼，声音干涩：“既然如此……那，那我就不打扰参谋长了……”

我转身，拖着那双仿佛有千斤重的弓鞋，步履蹒跚地，一步一步向门口挪去。每一步，都踩在绝望的深渊边缘。

就在我的手即将触到冰凉的门把手时，身后再次传来王参谋长的声音，带着一丝仿佛施舍般的“好意”：

“哎！吴太太，留步。”

我僵硬地停下脚步，却没有回头。

他慢悠悠地说道：“看在咱们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看在你吴家是抗日烈属的份上，我啊，再最后帮你一次，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我缓缓转过身，看着他。

他压低了声音，带着一种掌握他人生死的优越感：“监狱那边，我还可以打个招呼，让你和她在……在‘上路’之前，见上最后一面，说几句话，送口吃的。这，也算让你尽了这份‘亲戚’情分，对你娘家那边，好歹有个交代了。你看如何？”

见我一面……送别……我心中涌起巨大的悲凉和讽刺。救不了她的命，只能去送她最后一程。这算什么恩典？但这，确实已是他权力范围内，能给出的最大“慈悲”，也是我能爲何秀英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我低下头，掩去眼底翻涌的情绪，对着他，再次深深地、艰难地弯下腰，行了一个万福：

“多谢……参谋长成全。”

从那个充斥着权力和压抑气息的官邸出来，午后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我却只觉得周身冰冷。坐在颠簸的驴背上，看着街道上依旧为生计奔波、却对即将发生的惨剧一无所知的行人，一种物是人非、人命如草芥的苍凉感，紧紧地攫住了我。

回到清冷得如同坟墓般的家，我呆坐在堂屋的椅子上，望着对面空荡荡的、婆婆妈曾经居住的屋子，许久没有动弹。直到夕阳的余晖将窗棂的影子拉得老长，我才猛地想起什么。

何秀英姐姐……是四川人。当年她藏在家里养伤时，偶尔提起家乡的吃食，眼睛里会闪过一种我那时无法完全理解的光亮，她说起麻辣鲜香的担担面，说起皮薄馅嫩的抄手，说起那能让人额头冒汗、浑身通透的花椒劲儿……那是一种浸透在骨子里的乡愁。

“老周，”我唤来老周，塞给他几块零钱，声音疲惫却带着一丝执拗，“你去街上，仔细寻寻，看有没有四川来的厨子，或者是从四川逃难过来的妇人。无论如何，花多少钱都行，买一碗地道的四川抄手，或者担担面……记住，要辣，要多放花椒，要……要那种家乡的味道。”

老周接过钱，脸上露出困惑，但看着我异常凝重和疲惫的神色，终究没敢多问，只是应了一声，匆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