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先生没有像顾鸿洲担心的那样立刻审他,反而做了件更让人心里发毛的事——他把顾鸿洲放了,放回旧城区他那间小屋里,让他照常过日子,仿佛那辆被截的车、那间空了的包厢、那句三天之内,全是一场与他无关的梦。
这份忽然的松弛,比刀架在脖子上还叫顾鸿洲睡不着。
他太懂这种手法了——越是这种时候,越说明对面那位不再靠审问,而要靠眼睛。
真正的猎人从不急着开枪,先放猎物几天,等猎物以为安全了、露出尾巴来,再一枪收网。
顾鸿洲把自己往床上一摔,盯着天花板,把这半个月里所有递出去的消息、所有留过的灯、所有见过的生面孔,一件一件在脑子里过筛,生怕哪一处留下了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破绽。
越是这样过,他越后背发凉:他递得越干净,对面那位反而越会认定——一个能在高压下还这样干净的人,要么彻底没故事,要么故事深得看不见底。
当天傍晚,顾鸿洲就从窗户的余光里看见了那辆在街对面停了太久、却始终没熄火的黑色轿车;第二天去买菜,卖菜摊子隔壁多了一个蹲着抽烟、眼神从不落在菜上的闲汉;连他楼下的门洞里,都常驻了一个借着避雨、一待就是半天的生人。
芬姐、麻杆都退到了看不见的地方,换成了一张张从没见过的新脸,客气得滴水不漏,却把他从起床到熄灯的每一步,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必须把自己往最脏、最窝囊里踩。
一个还想干事的人,是藏不住的,只有真正断了念想、自暴自弃的人,才会在监视底下坦然地过日子。
于是顾鸿洲主动去赌、去借酒、去当街跟人要账要得鼻青脸肿,把从前在书房里那点锐利、那点跟沈武京对账时眼里的光,一寸一寸埋进旧城区的烂泥里。
他知道每演一次窝囊,就多一分被人信是废物;可他也知道,越是把自己往废物里踩,他心里那盏不肯灭的东西,烧得越凶——那不是别的,是他非要自己决定这张牌怎么打的那口气,和那盏他迟早要回去、堂堂正正点亮的灯。
古承业这是要把他熬干——真正的钉子,在被拔走之前总会自己动一动,只要他动,这些眼睛就能看见他往哪儿递消息、替谁留灯、给谁通风。
那几天顾鸿洲把日子过得像一潭死水,心里却绷着一根随时会断的弦。
他买东西、抽烟、发呆,每一样都做给那双看不见的眼睛看,唯独不敢做一件——去疗养院,去看还在泥潭里挣扎的小满。
他太想去了,那是他在这世上为数不多还惦记着的人,可他不能动,他一动,那些眼睛就会顺藤摸到小满身上,把无辜的人也卷进这张网。
他把这份想去的念头,硬生生按回了肚子里,就像按回所有不能见光的念头。
顾鸿洲偏偏一动不动。
他把那间小屋过成了这世界上最无趣、最认命的样子:睡到日上三竿,出门就是抽烟、发呆、在旧城区的烂尾楼底下一个人坐到天黑,偶尔去赌场替那位先生跑跑腿,回来倒头就睡。
他把那份从会所里揣出来的、被追问出来的真话都烂在肚子里,一个字也不往外递;他甚至在第三天傍晚,主动走到街对面那辆黑车旁,掏出一支烟,隔着车窗客气地问车里的兄弟抽不抽烟,笑得卑微又讨嫌。
车里人没理他,他自讨了个没趣,讪讪地走回楼里,把那副被逼得连一支烟都要赔笑脸的窝囊样,做得十足十。
他知道那位先生此刻多半正通过这双眼睛,一寸一寸地重新描摹他。
他必须描出一张彻底死心的脸——一个被旧账压断脊梁、被沈武京伤透了心、既没胆也没人可投靠的可怜虫。
他把从母亲那豆火里学来的、留灯报平安的习惯,也硬生生戒了;他把那部只有三个人知道的手机,趁一个雨天,当着楼下那个避雨生汉的面,塞进路边下水道铁盖的缝里,做了个彻底断念的样子。
顾鸿洲不敢想那部手机里存着什么,可他清楚,做戏要做绝,那位先生手里若还攥着一条查不清的线,他就一天不得安生。
这套自污的苦肉计,熬到第五天,终于有了回应。
傍晚那辆黑车先撤了,街对面的闲汉也换了人,走之前还故意让顾鸿洲看见,他们对望了一眼,那眼神里没有敌意,倒像是一种终于交了差的释然。
当晚,芬姐亲自来了,脸上头一回带了点笑,“上头意思到了,你这几天算安分,旧账先不与你计较,不过安分归安分,接下来有个正经事要派你办,办好了,往后你就是上头信得过的人,办不好,那辆被截的车总得有个人来还。”
顾鸿洲垂着头,“我这条命都是上头给的,让我办什么就办什么。”
他不敢有半句怨言。
上头肯派他办差是好事,也是最后一次试探——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有半点受宠若惊的样子,受了惊,就说明他太想接近,太想接近,就说明他心里装着别的。
所以他接了芬姐这道差,脸上只有认命的麻木和一点恰到好处的惶恐,仿佛是被迫去干一件与他无关、又不敢不干的重活。
他跟着芬姐往楼下走,经过那间旧办公室时,脚步几不可察地顿了半下——那里面,压着他这些天所有的胆战心惊,和那一盏他还没回去点的灯。
芬姐说的正经事是让顾鸿洲回那栋楼,跟着几个管账的师傅学一套新流程——他们丢了一辆车,货和单都翻了面,上头要重理一遍账,理账要人跑腿、要人誊写、要一个知根知底又刚被验过忠心的狗,他们选中了他。
顾鸿洲低着头应下,心里却掀起惊涛——那位先生终于把刀换成了锁链,却也正是这道锁链,把他往那台机器的核心又拉近了一步。
他从前拼了命想摸到的账本、闸口、资金流向,如今要以一种最不像机会的方式,被人亲手送到他手边,让他自己去搬。
他慢慢明白了那位先生这一手的毒。
放他、验他、再把他往账房里送,这三步是一气呵成的:先让他以为躲过了风头,放松下来;
再在他放松的这几日里,把他看得透透的;
最后当着这些眼睛的面,把一个只有真正信得过的人才能碰的活儿派给他——这一派,既是给他的糖,也是给他套上的最后一道验身锁。
从今往后,他递出去的每一笔账,都可能被人倒过来查三遍;他誊写的每一个数,都可能藏着那位先生为他一个人设的假。
他要在这道锁里,把糖里的刀一根根挑出来,还不能让递糖的人看出他在挑。
芬姐走后,顾鸿洲独自坐到半夜。
他知道从明日起,他将名正言顺地接触那位先生的账,这既是天大的机会,也是最后一次被彻底验身的关口。
理账的师傅里必有眼线,账目里必有试探他的假账,他一句话说错、一笔数看错,七年没破的局就会在他这里重新合拢。
他把那位先生左手腕上那块磨白的旧表、那个始终背对门的男人的侧脸、那句不留一条心的人,翻来覆去地想,越想越觉得那张合影边角上的轮廓,正一点一点和他曾在沈武京书房里见过的名字重合。
他不敢深想,只把那点念头死死压住,留在理账那天,用真实的数字去把它验出来。
窗外旧城区一片黑,只有远处偶尔一两声狗叫。
他忽然极想念那盏被沈武京彻夜留着的灯,想念书房门外那一小块暖黄。
顾鸿洲知道自己已经走到了一道窄门上,门那边是那位先生布了七年、连古承业都未必看得全的账,也是能把这条资金链连根拔起的第一块实砖。
他更知道,从明天起,他的一只脚将正式踏进那位先生最深的地方,而那里没有芬姐、没有麻杆,只有一双双更沉得住气的眼睛,和随时可能落下来的、真正要命的刀。
他终于伸出手,在黑暗中点亮了桌上那支小蜡烛——不是信号,只是想在跨进那道门之前,再借这一点亮,把母亲的脸和那盏他还没回去的灯,多看一眼。
那点没验出的旧事,他不敢一个人闷在心里,得找个机会重新递出去:若真是他猜的那个人,这盘棋的尽头就不只是一个古承业,而是整张网最上面那只一直藏在雾里的手。
他把这个念头咬死在牙关里,吹熄了蜡烛,和衣躺下,准备明天一早以一个刚从废纸堆里被提上来、连笔都握不稳的新跑腿模样,走进那间他盼了许久、也怕了许久的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