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年笔友 第2章 第2章

摄影师打来电话，说今晚一定会来。说的是，兴许早来，兴许晚来，总归不会刚刚好来。江予眠无言以对。所谓店大欺客，就是如此。摄影师所属独眼兽图片社，这家摄影公司足有七十年历史，总部设在巴黎，分社遍布世界各地。社内的摄影师凭才出名，也恃才而怪。可是公司从没想过约束，因着自由是法兰西的第一要义，更因名气会把他们的怪癖添上滤镜，艺术也可以作粉饰。江予眠不由得想，若晏周当初按部就班，研究摄影，日后也该有机会窝在某场发布会的沙发椅中，侃侃而谈，就谈混乱的私生活给了他多少灵感。她一边沉思，他是不是早变得这么乏味，和阿兰走到了凯旋门前的路灯下。

不管白天黑夜，每到了经典地标，阿兰都怀疑全世界的人都在巴黎。尤其今晚举办跨年活动，人群赶在人群前蜂拥而至。再过几个钟头，临近的地铁站与公路刷刷封闭，香榭丽舍大道上只剩下攒动的人头和狂欢的叫喊。事实上，这种场合并非万事太平，譬如两年前的国庆烟花盛典上，尼斯就遭了场恐怖袭击。阿兰提醒江予眠小心人潮，过了片刻，问道，要不要找家餐馆垫肚子。今晚且要等，天又冷得出奇，还是该吃碗热乎乎的暖身体。

江予眠长了一只中国胃。这饮食的习惯和阿兰的颇为相似，不打招呼，也会在地图上选中同一家餐馆。他们就近去了一家兰州拉面馆，从未去过的，一人点一碗牛肉面。面汤里荡着咸与味精，桌上冷着两份迟到的前菜——尿骚味儿的广式虾饺。江予眠同阿兰说，如果在国内，拉面可以选粗细，兰州拉面馆也不会有虾饺。阿兰却对现状很满意：“巴黎已经是欧洲的中餐绿洲了。”

他是唯巴黎主义者。三年前，从清迈修行回来，路过纪念品店。文化衫挂在门口，前衣印着巨大的“我爱巴黎”。他很想买一件。四下看看，没有本地人买，他也红起脸来没有买。回到家，连看了十部巴黎拍的电影，又去露天车站喂鸽子。他一边听那些灰家伙咕咕咕地叫，一边回想山中寺庙养了一头满身粪便的猪。并非是喜欢鸽子多过猪，或说，鸽子并不比猪拉得少。只是他从小到大看惯了鸽子，便会在收拾猪粪的时候，生出一些思乡之情。这辈子，他都不该离开故乡。即使清迈的鸽子和家里的一样泛滥，但家里的鸽子吃可颂。阿兰撕着可颂，外酥里韧。鸽子一绺，他一绺。泪珠儿从眼下滚落，很喜悦的眼泪水。

江予眠一点儿都不喜欢鸽子。六岁那年，她去广场喂鸽子。玉米粒摊在手心里，一群鸽子乌压压扑来，把她撂倒。从此，鸟都成了尖嘴怪物。只瞥上一眼，就会起鸡皮疙瘩，别提在巴黎这鸽子窝，它们成天莽撞飞行，动不动把翅膀扇飞人的头发丝。这地方是把鸽子惯坏了的。而它自己同样没有规矩：办事发邮件，十天半月得着回复都算运气好；学校的课表改来改去，仿佛永远不会消停；昨天铁路公司又罢工，江予眠好容易搭上十四号线，却被一鬈发黑哥盯上。她走进圣旺的跳蚤市场，手里还有八十欧，花了七十欧买块小铜镜，预备回国了就送堂哥作礼物。然而，找零不曾过手，嗖一下，一只大黑手掠走。她和店主面面相觑。对方瘪着嘴“噗”了一声，这是经典的法式感叹词，“每天都这样，每天都乱七八糟。”光凭这种无序性，江予眠就不会爱巴黎。

个人的爱憎与旁人倒没有联系，江予眠就没向阿兰抱怨过巴黎的坏处。她那同事却如同多数的本地人，深信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只会是巴黎。有时走上街道，四下静美，总要禁不住默叹，外地人来了天堂，绝不会想走；倘若走了，那是天堂将其拒之门外。

至于傲慢至极，阿兰倒算不上。他希望江予眠留下，更多是为了一种混沌的感情。他第一次见她，是在夏季的报社。她坐在桌前，穿着合身的针织半袖，针脚密密实实，柔泽的白；脑后用蓝绿边杏白底的丝巾盘发，日光在她的发丝间穿梭。一旁的矮书柜里，排满各家公司寄来的成品书。她从中抽出一本影集，低眼慢慢翻着，时间像绕过了她行走。从那时起，鬼使神差，阿兰留意她每天系了什么样的发带，或是喜欢哪本影集。他在她身边徘徊，就像在爱河边徘徊，鞋子沾湿了，却不到淹死的程度。已经有了段时间，他没爱过谁。爱情委实不易，意中人能留在这里，那么就皆大欢喜。事与愿违，江予眠从未费心看穿阿兰的心思。他在她身边，更像半个老乡，又有着一种北方口味，便自然结成了饭搭子。

三言两语交谈着吃完饭，江予眠瞥了一眼满碗剩面，并不觉得浪费。阿兰评价她是宁缺毋滥。她笑笑，没说自己在想一个不大好的人有没有吃饭。

他们动身回了香街。路上，江予眠接到一通电话：过几天她的华裔朋友结婚，想讨幅小字纪念喜事。她答应下来，又听朋友嘀咕一句：“我就没有爱过谁。”很久以前，她们抱着电脑，敲了翻不到头的电子邮件，讨论过少女会讨论的一切，包括爱是什么。朋友好像在爱一个人，轻松下了定义：吃饭的时候想到对方，那就是爱了。江予眠半信半疑，认为爱是宏大的事情，非与什么对抗才能显现；后来则放弃了这种英雄主义，因着疲于对抗永无止境的阻力。她都不需旁人折磨，自己就足够折磨自己了。而朋友也反悔道：“从来我没搞懂爱是怎么一回事。”

在电话的余韵中，江予眠坐上了一处酒吧的露台，靠近凯旋门。摄影师姗姗露面，天色早已经黑透了。他穿得像架红绿灯，连鸭舌帽和腰带都是闪着彩光的，非常醒目。江予眠研究过这位老先生的影集，生平事迹也看得全面，他职业上的审美全指向衣着的反面，坚称黑白照片是摄影唯一的正道。

周围人声攘攘，老先生捂着耳朵，扯着嗓子，三令五申这点，又阴阳怪气：“现在做我们这行很容易。您在脖子上挂一台相机……不！拿着手机，在家门口随便转转，随手拍两张孩子遛狗的彩色照片，就能拿奖了。”

他指的是克莱因。在他们这个圈子里，部分搞传统纪实的自认深沉如海，部分搞街头摄影的厌恶假正经。自然而然，互相鄙夷，互相嘲讽。江予眠按动了油笔，引用外围采访，问道，人说他家里收藏着全套的克莱因影集，这是为什么缘故？老先生的小胡子愤愤颤着，骂道，哪个蠢货谎报信息，再不作答。踢到这铁板上，江予眠以退为进，问他作答时在何处感到了为难。她凝定的神，不像挖料只像关心的姿态，把对面那支棱起的毛刺一根根拔了。

到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刻，摄影师提了一嘴：“下周有场摄影展，克莱因那不入流的。”展览办在欧洲摄影之家，其中一间展厅的主题定为《情书》。这类小情小爱先让摄影师鄙视了一通，说爱情不过是两个精神病互扇巴掌云云。听着他的高论，江予眠捡重点速记，有时也想辩驳两句，最终作罢了，因自己的感情生活一塌糊涂。可是那老先生又迟疑地道：“或许最难的就是爱……它也有些可取之处。”

酒吧的暖篷外，半条香街上都在喊新年倒数。烟花从凯旋门的顶部喷射而出，噼里啪啦，满夜空绚丽非凡。阿兰把脸偏向了街道。有个亚洲的女人立在人群边上，拦腰搂着个亚洲男人。他们相拥，耳语，蜻蜓点水地接吻。偶然的一瞥，江予眠发现同事的眼飘向了哪里，不由嘀咕，女方好像是她要结婚的华裔朋友。摄影师举起酒杯，祝桌上的人新年快乐。阿兰回应了他，闷掉半杯酒。没有人这样喝玫瑰红酒。江予眠小口抿酒。忽然，手心里塞进一张纸片。是张电影票，周末的晚场电影，放的是谁都听说过的爱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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