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最佳已阅书籍。因为文本实在太好,给读后感起任何标题都不合适。
对于异域的想象(始终是对于而非关于,“对于”的他者性更强烈,反而没有藏掩的感觉)会衍生两种对“奇”的态度。一种是猎奇,强化“非我”,再基于自己的立场,把熟悉的模式扣在陌生人的头颈上,我以为这是对“奇”的消解;一种是惊奇,见到世界的多样性,见到那些原本不可被“我”理解的事物,视野拓展开,让“不可解”融入“我”对世界的认识,生命于是丰盈,这也是对“奇”的消解,不过我倾向于把它解读为包容的姿态。
即便有时间与个人计划的缘故,我没有在读完后加以整理,也还记得进入文本的震撼感。哪怕我当时读完以后马上开始敲键盘写读后感,也很难表达这种感觉。卡普希钦斯基无比热忱与真挚。他写非洲的土地,无序的、寥廓的、炽烈的也是葱郁的。他写非洲人的时间观念——某种意义上,没有时间观念。钟表的出世加快了紧迫感,欧洲给现代人预先上好了发条;二十四节气与天干地支,农耕养育出的生命自成章法。而卡普希钦斯基看到的非洲逃脱了现代性时间的屠杀,悠扬而松弛,颓废与无所事事,无论正面去看还是负面去看,都像是发掘出的文物,虽然几十年过去,他们也终将因为现代性时间惶惶不可终日。身为波兰记者,卡普希钦斯基对独立国家有更深切的认识,他也写被卷入帝国主义时代和所谓现代的非洲独立之路,那是真正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塞缪尔·多伊能够做半文盲独裁者,他的死亡是又一场对独裁的致敬。他也写卢旺达大屠杀,与菲利普·古雷维奇不同,简单来说,可以从两个记者的叙述看出谁是波兰人谁是美国人。
《太阳的阴影》同时是很好的参照系(译者毛蕊让文字变得活色生香)。在《太阳》之后,我阅读了《帝国》(中文译名我不喜欢,但可能是出于政治性的考虑)《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帝国》大部分是讲前苏联,很压抑,或许因为距离太近,很多话反而说不出口;《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或许是翻译的缘故,不如前两本好看。希腊被波斯侵略,希罗多德讲波斯是有偏见的,波斯史料的缺失使希罗多德的遗作成为权威,前不久我读了《波斯人:万王之王的时代》,再次看到薛西斯和树不免一笑。希罗多德用波斯王给树挂首饰来突出他的疯癫,但树在古代西亚常常被视作圣物,薛西斯的行为可以被视作战前的祈祷仪式。
而在读完这三本书后,我读了安妮·埃尔诺的《事件》,如果有第二个人这么干,估计也会和我一样疑惑于《事件》的寡淡。文学专业出身的作者会有意识去迎合文学口味、面向某种主义,然后精巧地建构文本,她的确能把女性身体体验写得令人震颤或感伤,但是太强的组织性会削弱感染力。记者和“文学人”的写作手势,差异是不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