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的门诊,我又见到了闻讯。
他坐在诊室的椅子上,微微仰着头,像是在感受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光线。尽管已经见过多次,但当我的目光再次落在他双眼上时,心底那份深切的惋惜依旧挥之不去。
作为上海这家大型医院的眼科主治医师,我见过太多眼外伤病历。医院每年接收的严重病例,粗略统计也有数百。鲜血淋漓、结构破损,我都已习以为常。但像他这样的案例,依然属于少数中的少数——本就依靠仅存单眼视物,却又在意外中彻底失去了这最后的视觉光源。更让我心头沉重的是,他比我还要年轻。
我拉过裂隙灯,轻声说:“闻讯,检查一下。”
他顺从地靠上颌托。我仔细端详着他的右眼。那只自幼失明的眼睛依旧被青白色厚翳完全覆盖,像一颗蒙尘的、失去光泽的劣质琉璃珠。由于缺乏有效的视觉固视,它在眼眶内呈现出一种无目的的、摇摆不定的震颤,时而微微上翻,暴露出更多下方混浊的巩膜,时而又试图躲藏进眼睑的阴影里,徒劳而机械。
接着,我将目光转向他的左眼。眼睑的红肿已大部分消退,但还残留着手术后的虚软。那枚光洁的临时义眼片覆盖在眼窝上,勉强维持着外观的完整。取下它,可以窥见内部:原本容纳玻璃体和晶状体的空间,如今已被一个颜色转为肉粉色、相对光滑的巩膜壳所取代——那是他自身组织在创伤后艰难修复的成果,一个失去了所有感光功能的、生物性的“容器”。
“炎症控制得很好,”我一边调整灯光角度,一边客观陈述,“看得出你护理得很仔细。”
这并非客套。手术导致的急性炎症反应确实已大幅消退,没有异常分泌物,结膜也只有轻度的慢性充血。更让我感到一丝欣慰的是,他这次来,身边靠着一根可折叠的白色盲杖。虽然此刻他并未使用,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宣言——他正在尝试着,哪怕步履维艰,去接纳和适应这片永恒的黑暗。
我帮他调整好坐姿,与他寒暄了几句。
“最近住在哪里?出院后还方便吗?”
他沉默了片刻,才回答:“现在还在住旅馆,打算在上海先租个房子,住一阵子。等眼睛情况……稳定些了,再回去搬家。”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搬家”这两个字背后所隐含的、与过去生活和事业的彻底割裂,让这平静显得格外沉重。一个曾经依靠犀利目光审视证据、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的律师,如今却要学着在黑暗中规划一次迁徙。
“留在上海也好,复查方便。”我接过话,语气保持着专业的平稳,“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系统性地进行一些定向行走的训练,学习如何使用盲杖有效出行。我们医院有合作的视障康复中心,如果需要,我可以帮你联系。”
他轻轻点了点头,那只右眼的震颤似乎也随之缓和了片刻,仿佛我的话语给了他一个短暂的、可以聚焦的目标。
“至于右眼,”我继续说道,目光再次落在那只浑浊的眼球上,“虽然目前移植的条件还不成熟,但保有现在的光感就是最重要的火种。定期复查,我们持续观察。”
“……嗯。”他点点头,声音很轻。
检查完毕,他摸索着拿起身边的盲杖,有些生涩地握住它。他缓缓站起身,凭借记忆和微弱的方向感向门口走去。看着他离去的身影,我想,或许我的过度“关切”是对的。对于一个医生而言,最高的天赋不仅仅是精湛的技术,更是在技术与药物都已到达极限的黑暗中,依然愿意点燃一束人性的微光,陪伴患者走过那段最难熬的适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