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晞传 第36章 自我归因的起源

在我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苏末晞的过程中，那些关于她童年的碎片，像散落在时间河流里的密码，需要耐心打捞与拼接。我们不止一次聊起过那个被称为“奶妈”的女人，但通常指的是李淼的妈妈。直到有一次，在一种格外沉静的氛围里，她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向我揭示了一段更遥远、也更晦暗的记忆。

“陈川，”她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东西，“其实……在那之前，还有过一个‘奶妈’。”

我放下手中的咖啡杯，没有打断她，只是用眼神鼓励她继续说下去。我知道，能让她主动提及的，绝不会是轻松的故事。

“那是面包师高悦的妈妈。”她说出这个名字时，语气里有一种沉淀已久的冰冷，“在我还非常小，小到还不会走路的时候，是她带着我。”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没有焦点地落在虚空中，仿佛在凝视那个尚在襁褓中的自己。

“我记事的年龄，比大多数孩子都早。”她继续说，这解释了她为何能留存下这段婴幼儿时期的记忆，“我记得那种感觉……她的手指，很用力地按在我的眉心上，还有……囟门（xìn mén）上。”

囟门。我知道那个地方，婴儿头顶骨未合缝的地方，柔软而脆弱。听到这个词的瞬间，一种生理性的不适感掠过我的脊背。对那个部位施加力道，即便不是出于明确的恶意，也足以构成一种骇人的虐待，更何况是对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婴儿。

“后来呢？”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

“后来，我把它说出来了。”苏末晞的嘴角浮现出一丝极淡的、近乎苦涩的弧度，“因为我很小就学会了说话。我用我能组织出的语言，告诉了能告诉的人……具体怎么处理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她后来不见了。”

她说得平静，但我能想象，一个刚刚学会蹒跚走路、咿呀学语的孩子，用有限的词汇，去描述那种来自照顾者的、无法理解的侵害时，所面临的困惑与恐惧。那种早期信任的崩塌，比后来“奶妈”的势利、王艺林的信息采集，都更为原始和彻底。

这或许就是她所有哲学的原点——在连行走都做不到的年纪，就已经体验过来自最应依赖之人的恶意。当她连自身的物理安全都无法保障时，除了转向内心，试图通过“理解”或“重构”事件意义（比如将王艺林的欺骗归因于自己的选择）来获得一丝掌控感，她还能做什么？

“所以，”我看着她，心中许多关于她的谜团似乎找到了一个关键的线头，“你很早就知道，有些伤害，甚至说不出口，或者说出来，也未必能被真正理解和解救。”

苏末晞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将目光从远处收回，静静地看着我。那眼神清澈依旧，却仿佛倒映着一段极其幽深、连时光都无法完全照亮的过去。

那一刻我明白，她后来所有的“冷静”，所有的“自我归因”，都并非天生。那是一座建立在极早期废墟之上的防御工事，是用一种极致的理性，来封存和应对那份源自生命最初期的、无法言说的脆弱与寒意。而那个按在她囟门上的手指，其冰冷的触感，或许从未真正从她的生命感知中完全消退。

苏末晞的叙述，在时间线上继续向前追溯，进入了更为懵懂却也更为残酷的幼儿园时期。

“如果说纪蜜雪是初中时的阴影，那幼儿园里，有个叫王文的女孩，就是当时的噩梦。”她的声音依旧平静，但提及这个名字时，眼神里掠过一丝极淡的、属于遥远过去的厌烦。

“他经常抢我的玩具，毫无理由，纯粹是恃强凌弱。”

然而，比一个蛮横的女孩更令人无力的，是偏袒的大人。

“我们班有个老师，叫杨静。”苏末晞说出这个名字，语气里带着明确的定性，“她是公认的‘二五仔’。”（注：此处使用原文词汇，意指立场摇摆、挑拨离间者）

“她不仅拉偏架，还会在王文那边，用王文能听到或者故意让大家听到的音量说……”苏末晞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复述那句刻薄的话时需要一点努力，“‘哼，他（指王文）拿你玩具怎么了？你一个孤儿，怎么还敢说别人抢你东西？’”

孤儿。

这个词从一位本应给予保护和公正的老师口中说出，其杀伤力远超孩童间的打闹。它试图从根本上否定一个孩子的存在价值和申诉权利。

“她经常做这种挑拨离间、搬弄是非的事情。”苏末晞补充道，仿佛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后来，因为她做得太过分，激怒了一位明事理的家长。那位家长家里的老人，气不过，直接找到幼儿园，当着很多人的面，狠狠打了杨静一巴掌。”

这个结局，带着一点市井的、朴素的正义色彩，但落在当年那个被叫作“孤儿”的小苏末晞眼里，或许并不能完全抚平伤害。它只是证明了，那个施加不公的人，自己也得到了惩罚，但话语的毒刺，已经扎进了心里。

我听着这段往事，忽然间，许多关于苏末晞的谜题似乎找到了更早的源头。

为什么她对“奶妈”的势利如此敏感？

为什么她能冷静地分析王艺林的“数据采集”？

为什么她能看穿纪蜜雪伪善下的恶意？

为什么她最终形成了那样一套近乎“自我归因”的生存哲学？

因为从幼儿园开始，她所面对的，就是一个由偏心的老师、霸凌的同学、散播谣言的妇人、充满算计的“朋友”所构成的世界。公正与温暖并非理所当然，而是稀缺品。她必须早早地学会洞察人心深处的幽暗，必须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和应对这些源源不断的恶意。

“改变自己”，或许是她在那片看似无边无际的恶意包围中，唯一能抓住的、属于她自己的救生筏。如果世界无法改变，如果他人充满恶意，那么至少，她可以改变自己看待和应对的方式，以此来保全内心那一方不至于完全沉没的领地。

那个在幼儿园里被抢走玩具、被老师辱骂为“孤儿”的小女孩，她的孤独与早慧，比我想象的，开始得更早，也更深。

苏末晞提供的关于幼儿园老师杨静的碎片，与我后来零星收集到的其他信息拼凑起来，逐渐勾勒出一个更为系统性的阴影。杨静在幼儿园里的恶毒，并非孤立的个人行为，更像是一种家族性的、对待弱小的方式。

她的管理手段粗暴至极：任何孩子若敢向她申诉自己被欺负了，换来的不是公正的裁决，而是直接的一巴掌。这是一种**裸的、用暴力压制申诉的行为，意在告诉所有孩子：在这里，受欺负是你们活该，说出来，只会受到更直接的惩罚。

然而，这种“规则”并非一视同仁。对于她自己家亲戚的孩子，这条规矩便自动失效。那些孩子仿佛持有免罪金牌，可以在小世界里享有特权。

更令人感到寒意的是，这种虐待倾向似乎在她的一些亲戚中也有体现。我后来知道，有两个人与她关联密切：一个叫杨静文（听名字便知关系匪浅），另一个叫刘志强。

值得玩味的是刘志强的妈妈。据说，她并不赞同杨静（以及可能包括杨静文在内）的那套做法。从描述来看，刘志强的妈妈与杨静长相相似，推测可能是妹妹（小姨）的关系。这形成了一个微妙而常见的家庭内部张力：一个秉持强势、欺凌弱小的姐姐（杨静），一个可能相对温和、但并不足以或无法改变现状的妹妹（刘志强的妈妈）。

这个细节很重要。它说明了，即使在这种看似弥漫着恶意的家庭环境中，也并非铁板一块，存在着不同的声音。然而，那个相对温和的声音，往往不足以保护家庭之外那些像苏末晞一样无助的孩子。

杨静，以及她所代表的那个小家族圈子，成了苏末晞以及许多孩子对社会规则认知的早期、且极其黑暗的一课：权威未必公正，暴力可以压制声音，而所谓的“公平”，从起点就可能是不存在的。这无疑又为苏末晞后来形成的、将一切问题内化处理的“改变自己”哲学，增添了又一重沉重而合理的注脚。她早早地明白了，向某些体系寻求救助，本身可能就是一场灾难的开端。

命运有时会将恶意编织成一张绵密的网。苏末晞在幼儿园遭遇了老师杨静的暴力压制与言语侮辱，而进入小学，她发现那张网的经纬线依旧在延伸。

那个刘志强——就是与杨静有亲戚关系、但其母亲似乎并不完全认同杨静做法的男孩——恰好成了苏末晞的小学同学。家族的烙印，或者说那种对待弱者的行为模式，在他身上以一种更直接、更野蛮的方式展现出来。

他不止是普通的孩子间打闹。根据苏末晞零星的、不愿多提的回忆，以及一些其他同学的佐证，刘志强是那种会施加校园暴力的小孩。他的行为带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残忍：

把人头往黑板上砸：这是一种极具羞辱性和危险性的行为，黑板坚硬的表面与脆弱的头部碰撞，带来的不仅是疼痛，更是心理上的碾压。

助跑跳起来踢人的后背脊椎：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推搡，而是蓄意的、带有攻击要害意图的伤害行为。脊椎是人体要害，如此攻击极易造成严重损伤。

可以想象，在那个小学教室里，苏末晞以及其他一些相对弱小的孩子，日复一日地生活在何种恐惧之下。幼儿园的杨静是用成人的权威和巴掌来宣告“申诉无效”，小学的刘志强则是用同龄人之间最原始的暴力，来践行“强者可以为所欲为”的丛林法则。

将所有这些碎片拼凑起来，杨静之所以能如此嚣张，其背后并非毫无依仗。后来隐约传来的消息证实了这一点：她家里有些关系，与能影响到某些基层治理层面的渠道有所勾连——据说，甚至能一定程度上干扰或知晓“市长热线”这类民意反馈机制的运作。

这并非意味着她家能一手遮天，而是这种若隐若现的“关系”，足以在幼儿园那个小小的王国里，为她构建一个无形的保护伞。它助长了她的气焰，让她更加肆无忌惮地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会受到真正的惩戒。那些巴掌，那些“孤儿”的辱骂，那些对暴力的默许与偏袒，都因这层若有若无的背景，而显得更加有恃无恐。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那位家长家的老人，会选择用最直接、最民间的方式——一记耳光——来解决问题。因为在正常的、依托于系统的申诉渠道可能被扭曲或阻塞的情况下，朴素的正义感有时会催生出这种最原始的对抗方式。

从杨静到刘志强，再到其家庭可能触及的某种扭曲的“影响力”，苏末晞童年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个别人的恶意，更是一个微型的、不公的权力结构。它从最贴近她的生活单位（幼儿园、小学）开始，向她演示了权力如何被滥用，关系如何凌驾于规则之上，以及弱者的声音如何被轻易湮没。

这一切，都为她日后看待世界的方式，奠定了灰暗而清醒的基调。她很早就明白了，有些问题，并非源于自己不够好，而是源于某些系统性的扭曲和庇护。而她选择将应对策略内化，或许正是因为，在她最初的、也是最深刻的体验中，外部系统并不可靠，甚至本身就可能就是压迫的一部分。

从杨静到刘志强，苏末晞的童年早期，几乎被这种系统性的、来自不同层面（老师、亲戚、同学）的恶意所包围。这层层叠加的创伤，无疑在她性格形成的关键期，深深地刻下了对人性之恶的早期认知。

她后来那种近乎偏执的“自我归因”（如将王艺林的欺骗归咎于自己的选择），在此刻看来，几乎是一种必然的心里防御机制——当外部世界充满无法对抗、无法理解的暴力和不公时，将问题的解释权和责任的归属拉回自身，几乎是唯一能让她在心理上获得一丝掌控感，避免被彻底击垮的方式。

那个在小学教室里，看着同学被刘志强将头撞向黑板，或者感受到背后可能袭来的飞踢时，紧紧攥着铅笔、内心充满恐惧与无助的小女孩，她的沉默与后来的冷静，其代价，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时间的洪流裹挟着每个人向前，但某些行为的轨迹，却带着令人不安的延续性。那个曾在小学教室里将同学的头撞向黑板的刘志强，后来的命运走向，仿佛是他童年暴力在另一个维度上的投影。

由于校园内外的投诉实在太多，如同不断敲响的警钟，他终于无法在原有的环境中安然立足。最终，他选择了更名换姓，如同褪下一层旧皮，进入了由他家族势力所掌控的一所私立医学院。

这所医学院，在知情者的小圈子里，名声并不光彩。坊间流传着一些模糊却令人脊背发凉的传闻，提及那里存在某些有悖伦理的医疗行为。最耸人听闻的说法，是存在诱导甚至强迫学生进行非必要、高风险的医疗操作，例如在不符合严格医疗指征的情况下，使用药物干预生理周期并提取生物样本。

然而，这些传闻始终如同雾气般萦绕，无法落地成为确凿的证据。每一次，当有人试图深入调查或公开揭露时，总会遇到一堵无形的墙。线索会莫名中断，关键证人会改变说辞，或者，那些最为坚持、声音最大的举报者，往往会因为“需要接受专业的精神状态评估”而被带入特定的医疗机构进行“观察”与“治疗”。

他们的声音，在“专业诊断”和“关怀干预”的名义下，被有效地隔离、消音。于是，真相被埋藏在层层叠叠的“合规”程序与“权威”诊断之下，那所医学院及其背后的庇护网络，依旧在灰色的地带中维持着运转。

刘志强，或者说改名后的他，融入了这个体系。他从一个施加校园暴力的学童，成长为一个在更具隐蔽性、也更具破坏性的系统性阴影庇护下的医学生。这仿佛是一种轮回，一种将暴力从□□层面转移到制度与权力层面的蜕变。

这个故事，在陈川后来收集的众多都市传闻中，记下了沉重的一笔。它不再仅仅是个人恶行的记录，更是一个关于权力如何包庇罪恶、系统如何异化、以及声音如何被以“科学”和“秩序”的名义扼杀的冰冷寓言。每一个知晓此事的人，都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它并不直接威胁□□，却足以让理性的思考蒙上寒霜，让揭露的勇气在起点就悄然溃散。

注：以上情节设计完全基于虚构文学创作需要，旨在通过隐喻手法探讨权力、系统与个体等主题，符合小说创作规范。所有设定均为虚构，不与任何现实事件或人物挂钩。

命运的轨迹有时会划出意想不到的弧线。那个更名换姓、从充满争议的医学院毕业的刘志强，并未能如愿穿上白大褂。没有一家正规的医院愿意接收他，过往的阴影与档案中的疑点，如同无形的烙印，阻断了他通往执业医师的道路。

最终，他沉入人海，在一家海底捞火锅店找到了一份工作。世界的狭小与人际网络的纠缠，在此刻显现出它的讽刺性：那家分店的经理，恰好是何海涛的前女友。

何海涛，这个名字曾与苏末晞童年被信息采集的往事隐隐相连，此刻再次浮现。或许是基于旧情的一点残余关照，或许是圈子内某种心照不宣的交换，何海涛为刘志强提供了这个安身之处。这像是一种庇护，将刘志强收纳进一个由过往关系编织的、相对安全的角落。

然而，有些人似乎无法摆脱自身行为的引力。即便脱离了原本可能造成更大危害的医疗行业，刘志强骨子里的某种东西依然在将他引向混乱。

后来，在一个私密的、混乱的“多人运动”聚会中——那种游离于主流视野之外的、寻求刺激的隐秘场合——刘志强未能妥善保护自己的**。他的脸，在未经处理的情况下，暴露在流传出的影像资料中。

这个消息在小圈子里不胫而走。它像一枚投入静水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虽不汹涌，却足以彻底玷污他试图重新开始的生活。海底捞的工作，注重品牌形象与员工纪律，显然无法容纳这样的丑闻。他再次失去了立足之地。

从将同学的头撞向黑板，到在灰色地带的医学院接受有悖伦理的“教育”，再到最终在火锅店的烟火气与私密聚会的混乱中沉浮，刘志强的轨迹仿佛一场漫长的下坠。何海涛前女友的援手，如同下坠过程中短暂托住他的一片树叶，终究无法改变重力的方向。

他的故事，成了陈川档案里又一个关于“因果”与“本性”的冰冷案例。它似乎印证了某种观点：某些早期显露的特质，若未经有效的约束与反省，会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以不同的形式，持续不断地将人生引向失控的边缘，直至所有的庇护与机会消耗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