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醒春跪在地上,上身也贴在地上。她的手探进床底,摸出一条白色的透着红色印记的横幅。
田醒春用手拍掉横幅上的灰尘。她把它一点点展开,平铺到床上。
还、我、清、白
四个大字是田醒春用不知道谁家装修剩下的红色油漆写的。她写的时候手一直在发抖,控制不住的抖。田醒春用左手按住右手小臂,坚持着把四个字写完以后,她丢掉刷子,举起横幅。
还我清白。
还我许节。
田醒春抿着嘴把这四个字看过两遍。她小心翼翼地把横幅卷起来收进怀里,又摸一摸腰上的皮带。
她用钥匙锁了门,站到家门口的走廊上。
阳县还是那么热。分明都已经过立秋了,太阳还是不肯收敛一点光芒。祂高悬于空中,耀武扬威地看着地上的每一个人,得意洋洋的无声询问人类: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后羿已经死了几千年,你们难道能再派出一个后羿不成?
——
“能成,能成!”
段岸非常非常大声地对坐在面前的大妈喊。
大妈在工厂里干活儿,上个月被机器震坏了耳朵,听力受损。她找工厂索赔,工厂却再三推诿,指责大妈的工作失误。
大妈读书少,不懂这四个字的意思。她只知道她上不了班,拿不到钱,家里人就吃不上饭。
正巧她听说今天县里来了一帮律师,让她们帮忙不要钱。大妈就把自己收拾的干干净净的来了。
来了以后大妈先领了一份宣传单子。单子上写的字很简单,什么“法律”啦,“求助”呀,“公道”啊之类的。但大妈全都略过了它们没看。她在这份摸起来手感很好的单子上找到“免费”两个字后,安心的在这帮律师提前准备好的塑料椅子上一屁股坐下了。
这是大妈第一次看见大城市里来的律师。
律师们一共有七个人,一个个都穿黑色西装,女的穿高跟鞋,男的穿黑皮鞋。黑皮鞋擦的锃光瓦亮,在太阳下反光。
他们在警察局门前安营扎寨。黄土路边有两个捧着宣传单子的年轻人,其他人一左一右在警察局门前摆了两条长桌子,两个人一桌坐在桌子后头,其中一个负责听人说事儿,另一个拿电脑噼里啪啦的记录。
这其中只有一个挽着头发的女人站在两张长条桌子中间不坐。她的身材很高挑,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时不时看一看左右两侧,或对其他律师低声嘱咐几句,又或对前来说事儿的人问几句,笑几句。
大妈等的有些久了,自然观察到这个女人对坐在左边长条桌上的女律师格外关注。
这个女律师很年轻,脸上涂了很白的粉,棕色的刘海衬得她的脸又瘦又长。她很爱笑,不管谁来她都能笑呵呵地和人家说话。但又不是一味傻笑。大妈看见她眼睛红红的给人递纸巾擦眼泪。
大妈耳朵不好,离得远更听不清她们的对话内容。但她看见女人常常弯下腰和女律师说话,女律师也会拉女人的袖口,仰头问她什么。
轮到大妈去讲自己的事儿的时候,大妈很果断地往那女律师前头一坐——这妮子虽然年轻点,但是那女的看起来很厉害。能被厉害的人关照,我得跟这妮子说我的事儿才能靠点谱。
年轻的女律师向大妈自我介绍,说她叫段岸。大妈耳朵不好,“啊?”了半天才听清楚。
接下来大妈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事儿告诉了段岸。段岸听完了,用很大的声音问她厂子里有没有监控,她能不能找到。大妈说应该能找到,她去问他们要。
段岸再问了几个问题,大妈一一回答了。答完以后大妈问她:“那姑娘,我这个事儿你看能成吗?”
段岸便大声嚷嚷:“能成,能成!您要是把我刚才和您说的东西都拿来,我看看,能给您办成!”
段岸的话才落下,一直站在段岸身边的女人往她肩上轻轻拍了一把。段岸没理会,和大妈再次确认过一遍需要她带来的东西。
大妈兴冲冲地走了,没听到身后女人对段岸说“你不能给她这么笃定的保证”,也没有注意到她和一个怀揣着横幅,在T恤衫上穿皮带的奇怪女人擦肩而过。
田醒春在警察局门前的黄土路上站停脚步。
穿西装的年轻律师顶着一脑门亮晶晶的汗,见田醒春在这儿茫然地张望打探,眯着眼笑吟吟的给她递宣传单子,“姐,我们在这里做法律宣讲,不要钱,您没事儿可以来看看。”
田醒春眼风瞟过单子,没有接。她的左手握着皮带,右手按着横幅。
年轻的律师用西装袖子擦了擦脑门的汗,皱着脸捧着笑,说:“姐,如果您遇到什么法律上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说,我们能帮你。”
我们能帮你。
田醒春觉得这话依稀有几分耳熟,很像几天前樊倩对她说过的。田醒春慢吞吞的回想,好像樊倩说过有一个什么‘案’会回来,她是律师,律师能帮她。
田醒春的嘴角扯开一边,眼睛不动,脸上的肌肉也不动,嘴角拉出一个很古怪苦涩的笑。
律师——律师是什么东西?
年轻律师被她的笑容吓到不敢说话,用眼神示意自己身边的同事这里好像出了状况。
他的同事也注意到异样,一点一点挪着小步走到他身边,握住他的胳膊,方便随时后退。
他们两个人四只眼睛紧紧盯着田醒春。在他们身后,其他人也似乎意识到什么,原本还有些吵闹的地方安静下来,坐在长条桌后面的段岸也不自觉看过来。
田醒春把一直捏着皮带的手松开。她展开揣着的横幅,‘还我清白’四个泣血的大字在这黄土地上凭空蹦出,扎进在场所有人的眼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