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在昏暗的工位上突兀地亮起,是房东赵阿姨的微信语音。
“小言啊,下个季度开始,房租要涨到三千七了哦。这地段,这价格很公道了,你尽快把差价补给我哈。”
盯着那行字,感觉每一个笔画都像针,扎在她早已疲惫不堪的视网膜上。
三千七。
她下意识地瞥了一眼电脑右下角的时间——晚上十点四十七分。然后,目光落在桌面上那个冰冷的、印着报社logo的马克杯上,仿佛能透过瓷杯,看到自己那张中国银行工资卡里,永远只有三千出头的余额。
房租三千七,月薪三千整。
多么荒谬又精准的数字。她,一个名牌大学的硕士毕业生,在家人眼中捧着“铁饭碗”的体制内编辑,每个月辛勤工作三十天,所得收入,甚至不足以支付她这间离单位仅十分钟路程的老破小一居室的租金。
剩下的七百,以及她的生活费、通勤费,都需要她那个在大学里当教授的父亲,每月准时“输血”才能维持。
二十五岁了,她感觉自己像个从未断奶的婴儿,却被强行塞进了成年人的躯壳里,在名为“社会”的玻璃缸中,做着最徒劳的挣扎。
“言瑟,这份稿子领导说还要再润色一下,体现一下深度,你文笔好,再看看吧。” 一沓打印稿被轻飘飘地放在她堆积如山的文件最上方。
说话的是坐在她对面的林薇,和她同期考进来的。此刻对方正收拾着看起来空空如也的桌面,精致的指甲油在灯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
“嗯,好。” 听到自己干涩的声音应承下来。她甚至没有力气去问,为什么这稿子明明是林薇负责的,最后却总是落到她头上。
她只是习惯性地接过来,像一头被套上轭的牛,只知道低头向前。
部门主任,那位姓王的女领导,曾拍着她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言瑟啊,你是我们这里学历最高的,能力强,多承担一些是应该的。年轻人,不要怕吃苦,这都是宝贵的积累。”
起初,她真的信了。她以为努力就能被看见,汗水就能浇灌出果实。
于是她每天最早到,最晚走。别人准点下班去约会、去逛街,她留在办公室里,校对、排版、修改那些永远也改不完的稿件。她的肩颈早在半年前就发出了抗议,酸疼得像是坠着铅块;她的腰在久坐后僵硬得需要扶着桌子才能站直;她的视力,在长时间面对电脑屏幕后,看东西总会带上几重模糊的影子。
可结果呢?
上个季度的评优结果张贴在公告栏里。优秀员工:林薇。
理由是“工作积极,善于沟通,进步显著”。
当时站在那张红榜前,感觉周遭的空气都凝固了。她记得那个季度,林薇负责的板块出了两次不大不小的纰漏,是她熬夜帮忙补救的;她也记得,林薇几乎从不加班,所有的“急难重”任务,最后都曲线救国地流向了她的工位。
积累?她积累了一身的病痛。宝贵?她只看到了自己廉价的劳动力被明码标价,然后无情地践踏。
“言瑟,还没走啊?” 王主任挎着名牌包,从独立办公室里走出来,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关切,“别太晚了,女孩子家,要注意安全。不过这份稿子明天早上就要,你辛苦一下,务必弄好。”
看,多么体贴的领导。关心你的安全,更关心你的工作。
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知道了,主任,我弄完就走。”
办公室的门被轻轻带上,最后一点属于“领导”的气息也消失了。巨大的空间里,只剩下她头顶这一盏惨白的日光灯,以及电脑风扇嗡嗡的悲鸣。
她点开那份需要“润色”的稿子,密密麻麻的文字像蚂蚁一样爬进她的眼睛,啃噬着她所剩无几的精力。胃部传来一阵熟悉的绞痛,她这才想起,自己晚饭只匆忙啃了一个面包。
拿起手机,她想点个外卖,哪怕是一碗热粥也好。但指尖在屏幕上方悬停片刻,又无力地落下。
算了。银行卡里的余额,在支付了本月房租后,只剩下三位数。她不能再动用那笔钱了。父亲昨天才刚转过来的“生活费”,她甚至没有勇气点开接收。
那种熟悉的、令人窒息的憋屈感再次涌了上来,像潮水一样淹没她的口鼻。她为什么不敢拒绝?为什么不敢像林薇那样,理直气壮地说“这不是我的工作”?为什么不敢对王主任说“我也需要休息”?
因为她懦弱。因为她被“好学生”、“乖孩子”的标签绑架了二十多年,早已失去了反抗的本能。因为她经济不独立,连住的地方都要靠家里,她有什么底气去抗争?
“憨。” 她在心里狠狠地骂了自己一句。
手机又震动了一下,是母亲发来的微信。
“瑟瑟,房租的事情爸爸知道了,他说没问题。你一个人在外面别太省,吃饭要吃好。工作虽然忙,也要注意身体,别老是加班。”
看着母亲关切的话语,的眼眶瞬间就红了。父母的关爱是她此刻唯一的温暖,却也像最坚韧的丝线,将她牢牢捆缚。他们为她规划了这条安稳的道路,他们用爱为她建造了这座精致的牢笼。
她怎么能告诉他们,他们引以为傲的女儿,在单位里活得像个笑话?她怎么能开口,说她想离开这个他们口中引以为傲的“好单位”?
她试过一次。
几个月前,她试图面试了一家互联网企业,月薪过万,比现在是强不少。至少不用手心朝上。当她怀着一点点微弱的希望跟父母提起时,换来的却是父亲长达两小时的电话轰炸和母亲的唉声叹气。
“体制内稳定,旱涝保收!私企说倒就倒,你今天月薪过万又怎么样,明天可能就失业了!”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闯荡多辛苦?听爸爸的,没错!”
“你要是辞了职,亲戚朋友们会怎么看我们?说你爸你妈没把你教好!”
最终,她在那些“为你好”的声浪中败下阵来,打消了这个念头。继续留在这个让她身心俱疲的地方,拿着三千块的月薪,靠着父母的接济,维持着表面“体面”的生活。
可是,体面在哪里?
是此刻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她对着电脑屏幕,眼泪砸在键盘上的时候吗?
她抬手用力抹去眼泪,深吸了一口气,试图将翻涌的情绪压下去。不能哭,哭了明天眼睛会肿,会更难看。
她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到眼前的稿子上。
“深度……体现深度……” 她喃喃自语,手指在键盘上机械地敲打着,删掉一些浮夸的辞藻,试图注入一些更扎实的内容。这是她唯一能坚守的、属于一个文字工作者的底线了。
时间悄然流逝,当时钟指向十一点半时,她终于完成了最后一遍校对。点击保存,发送到主任邮箱。整个动作麻木而流畅。
关掉电脑,世界瞬间安静下来。她扶着酸痛的腰站起身,环顾这片吞噬了她青春、健康和尊严的工位,一种巨大的虚无感攫住了她。
拿起手机,她给房东回了消息:“好的,赵阿姨,我知道了,明天转给您。”
然后,她点开父亲的微信聊天框,那个显示着未接收的转账记录。指尖颤抖着,悬在“接收”按钮上空许久,最终,她还是按了下去。
屏幕提示:转账已接收。
那一刻,清楚地听到,心里有什么东西,伴随着这个动作,清脆地碎裂了。那是她仅存的、可怜的自尊。
她拎起包,走进初冬寒冷的夜色里。身后的报社大楼,像一头沉默的巨兽,而她,只是它齿缝间,一粒微不足道的、即将被吞噬的残渣。
路灯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孤独地投射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三千月薪,三千七的房租。
这不仅仅是一组数字。
这是她二十五岁人生里,最冰冷、也最讽刺的现状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