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现在我生命里之前,我一直活在某种极难描摹的寂静里。不容打扰,顺理成章,却又仿佛在沙滩里搁浅的潮水;它从未真正退去,一寸寸浸湿干旱之地,把粗粝又苦咸的盐巴都沉积在心房里,外表看起来一如往昔。
那天我醒来时,天色尚早。圣马洛的海雾沉甸甸地压着天光,把整座房子都裹进一层青蓝色的晨影中。每天睁开眼睛,百无聊赖地凝视着青蓝色的房间时,我总有种错觉:我正和这旧房子一起沉入水底。我会以缓慢而透明的方式溺死,一如这个时代悄悄剥夺我呼吸的权利。
窗外的海雾裹挟着柴油味,见缝插针地渗进屋内。那是德军巡逻艇在港口吞吐的浊气,混着U型潜艇夜间作业时,焊接金属的焦臭。
像每天一样,我在厨房里烧水,整理碗碟,动作轻缓,唯恐惊扰了这间屋子里那种孤独者专属的冷清气息;黑色头发略微盘起,没有妆容,也没有表情,身上穿着的是一条深灰色羊毛长裙,披着白色披肩,除了一双绿色的眼睛尚且算作色彩外,再无其它艳色。玻璃上映出的人影看起来臃肿又无趣,像一只即将冬眠的北极熊。
我打开收音机,无意识地听着广播里断续的德语,戈培尔之流精心训练的“民族之声”,在每一场“胜利战报”与“敌军溃退”的幻象里漂浮。他们不知道的是——幻象支撑的现实迟早会崩溃,就像泡沫总会碎在大地上。
门被敲响了。
不急不缓,三声。
节奏太均匀,均匀得像训练有素,又像粉饰太平。
我随手关上了收音机,走到玄关。
我并不觉得慌乱。我是医生,看淡生死,每天都在与突发事件打交道,临床经验已将我的神经打磨得百毒不侵。这个时间,大概是主宫医院又有急救任务紧急通知,比如一位在工厂爆炸中撕裂面颊的工人,或是一位被游击队伏击后失血过多的宪兵——这些事情在战时太过稀松平常。
况且,我并未听见军车的轰鸣声。
因此,我开门的时候,并没有多想。
——我也完全想不到:他会到的这样早。
军装整齐,手套已脱,手里提着一个皮质手提箱。他的身形挺拔,容颜如刻,气质儒雅,只胸口的铁十字勋章仍让他隐带和气质不符的威压感。
他摘下鹰徽军帽,向我微微点头。
“请问是艾瑟尔·柯克兰小姐吗?”
一口法语标准流利,语调温和,吐字极清。
灰蓝色的眼眸如水,隐带歉意与不安,蓝调时刻里,愈发湛如宝石。
我沉默,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不欲回答这个形同废话的问题。
德国人很快从我的沉默和态度里获取了答案,但他并不发怒,只是局促地微微一笑,随后立正站直了身体,对我敬了一个军礼,皮靴擦碰的声音干脆而利落。
“很高兴见到您,柯克兰小姐。请原谅我的打扰——我是被派来暂住此地的军官,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上尉,隶属于德意志国防军第83步兵师。”
前一天下午,一名德军士兵一阵风似地造访了我的宅邸,我认出他是当地德军指挥部的一名常驻军。我本不愿意以这样的温柔笔触形容德国人。他们是妖风,血雨腥风,邪风,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带着铁锈味和腐尸味。他提着枪进入我的宅邸,又很快上楼去了;我装作没有看见他,在楼下自如地倒上一杯红茶,自娱自乐地享用,就好像刚才那个上楼的,不过是医院停尸房里新来的尸体——脑死亡了,但脊髓神经还没死透。
“这房子真不错,柯克兰医生。”他对我还算客气,而我在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他为什么态度尚可——我猜到他们会知道我的职业。德军不会随随便便征用一个房子,他们必须调查清楚,即使我们只是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孺。他递上一封信,信封上是德军的印章,法文书写的授权条文干干净净的。
虚伪至极。
每一条干净的文字背后,都有无数家庭的眼泪和鲜血。
我淡漠地接过信,拒绝开口。
靴子和枪托蹂躏地板的声音像是某种宣告——这里已不再是我的领地,而只是一处被征用的空间,如同此时此刻的圣马洛。
“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上尉将要于明日住在这里,楼上窗户最大的那件房将属于他。请您做好准备,柯克兰医生。”
我不置可否。因为反对已经无济于事,表态只会浪费时间。德国兵离开时,诧异地看我一眼,似乎没有想到我会这般平静——在这群把集体疯狂视为常态的德国人眼里,保持清醒反而成了最孤独的病症。
我扫了一眼条文上的名字。
Werner von Birkenberg
我学过一些德语,大概知道Birken是桦树的意思。那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树。小时候,在女孩们喜欢玫瑰和铃兰草的时候,我却只喜欢桦树。我曾在英格兰见过成片的桦林,银白的树皮在风中剥落时有种空茫和近乎透明的脆弱感。它们仿佛随时会被风折断,却又始终挺立。
桦树山。这样好的姓氏,可惜了。
沉思间,军车的声音已经远去,我站在那间吐息着木质香和织物味的旧卧室里,默默记下日期。1941年10月4日——我这间宅邸的哀悼日。
我最后扫了一眼被德军士兵划归“桦树山上尉”的房间,并将信封丢在窗台上灰尘最多的位置,甚至刻意避开了阳光照亮的地方。
如今条文上名字的主人正站在我面前,却并不像个上尉军官,反而像新兵报到一样拘谨。他没有试图跨进门槛,只是站着,好像在等我这个房东的准许。我本该对他这种无意义的行径嗤之以鼻,人都来了,再表演一番对原住民生活的尊重,假装自己不是侵略而是寄居,并不会让他的立场有半分改变。
德国人似乎并不意外我的沉默,反而心虚似地垂下眼,低声说:
“我会住在楼上的那间房,不打扰您。”
“我知道这是一种不请自来的侵犯。若您愿意,我会尽量减少存在感。”
他微微鞠了一躬。
“请原谅我打扰了您的生活。”
我没动,没回应,他也依然没进门,只依然以一种毫无敌意,且歉意更加浓厚的目光看着我——终于,我意识到,他可能是真的在等我回应,也是为了让我回应,才又补上这几句徒劳无功的话。
可笑,也悲哀。
因为事实是,从他站在我门前开始,一切就已经不会再是昨日的模样了。
我什么都改变不了。
我只能被动地接受他的“存在感”,再“减少”,也是“还在”,像他所言——不请自来的侵犯,外表看起来再礼貌,也依然是“来了”,是“侵犯”。至于他——他是真的礼貌,还是演技太好,尚且不得而知。
我能做的,只是抬起头,看着历史亲自走上我的门槛,而我已无力再回避。
我叫艾瑟尔·柯克兰,没有兄弟姐妹,是我父母唯一的孩子。
我出生于英格兰剑桥郡的一个庄园家庭,父亲是一名性情古怪固执但酷爱阅读的会计师,母亲是名家庭教师,在我年幼时因传染病去世。我继承了母亲的黑色头发和绿色眼睛,以及父亲近乎冷漠的沉默。家中书房的光始终比客厅熄得更晚,沉默比谈笑更常见,尤其在母亲离世之后。我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如何不打扰任何人,也习惯了在沉静中独自思索人生和未来。
我曾在爱丁堡医学院就读,后又短暂实习于伦敦一家医院。德军入侵波兰前的最后一个春天,父亲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为我安排了一纸婚约,而我与未婚夫素不相识(我只记得电报上印着的“马修”,“英国皇家海军”),我试着反对,自然归于无果。恰好英国医疗团招募医生前往巴黎为西班牙难民义诊,我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英格兰,将未曾谋面的未婚夫,脂粉味杂糅烟草味的议论,以及我自己无法确知的某种内在疲惫,都遗留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端。
1940年6月,德国空军在光天化日下空袭巴黎,市民大量出逃,德军一窝蜂般地涌入这座城市。医疗团早在听到风声时就启程回国,我却选择留在这片土地上,继续为当地未能成功逃出巴黎的居民诊治。最难的时候,医院里只剩下零星几个医护,棺材严重短缺,我们只能把尸体装进东拼西凑出来的袋子里。
很快,巴黎的仇英情绪就像野火,被德国人的广播和报刊煽动得越发激烈。德国人宣称一切都源于英国人抛弃了法国。在我门口的信箱被德国人,房东和邻居们的驱逐信塞满后,我选择离开巴黎,前往位于布列塔尼半岛西北的沿海小镇——圣马洛。
我选择它,是因为我的姨母,我母亲的妹妹玛德琳。她于1938年12月在圣马洛因肺炎去世。我至今记得拆开那封来自法国的信件时,钥匙掉在教室桌面上冰冷干脆的碰撞声。
1933年,她执意远嫁到那里,嫁给了一个渔商的儿子——我不知道姨夫的名字,只知道他的姓氏是马丁,一个在法国喊一声,十个人里有八个人都回头的姓氏;婚礼上外公用威士忌压住了叹息。谁曾想五年后,姨夫的雪铁龙会在去雷恩采购葡萄酒的路上,被一辆运送军火的卡车撞成废铁。信上说姨母的死因是肺炎,但我知道,她是被比北海更冷的寂寞带走的。
我懂事后,姨母和我一直保持着联系。她远嫁后联系渐稀,却仍不减我与她的情谊。
圣马洛是一座古老而安静的小镇,依着蓝宝石般的海面,街道狭窄,石屋林立,鸽子不怕人,潮气在空气里生根。相比作为风暴中心的巴黎,它像一位年迈的修女一样,宽容地接纳了我。不久后,我凭借爱丁堡的求学经历和在巴黎的经验,进入被收归军控的主宫医院,在神经外科任职。从此,我开始给德军治伤,也时不时给抵抗组织打掩护,于是越发活得像个医学院实验室里的恒温箱;而且还藏着标本。
起初,我仍心存丝缕热意,会每日清晨翻查家门口那只老旧的信箱,哪怕明知不会有任何来自英国的信件——那上了锈的盖子只会吐出德国人的配给通知,或某位病人家属偷偷留给我的鸡蛋和牛奶。
我还自我感动式地写过“战地情书”,给马修的,写于德军刚开始空袭伦敦的日子。我说希望他平安,说我会为了他回到英格兰,甚至问他愿不愿等我——可那封信从未寄出,而是被我一脸嫌弃地投入壁炉。我一边烧掉自己最后的少女幻想,一边嗤笑自己的无聊至极。
我也曾给父亲写过信,一封,极短,聊报平安,未有多言。那是我搬来圣马洛的第一个秋天,天刚转凉,信纸微微泛黄,我一笔一划地写,写得平淡无波,和他一样冷漠。我告诉他,我在圣马洛镇主宫医院任职,替临近村庄的孩子诊治脑膜炎。我试图通过瑞士红十字会转寄信件,但在圣诞节当天被退了回来,盖着“军事审查”的印章,像在讽刺我的不自量力。
于是我不再多愁善感。
战争摧毁了通信,也摧毁了被通信维系的关系。我不知父亲是否还健在,不知那位未婚夫是否还记得我这个虚有其名的未婚妻;分界线的封锁、掩护法共和抵抗者、定期审查、治疗德军,日复一日——就这样,我连写信的**也逐渐并彻底地消磨了。我不再记录时间,不再询问天气,也不再提起任何一个与“情感”有关的词汇,已然习惯了被世界遗忘——安静、规律、流水线般一成不变;又像渗透墙角的潮气,尚且还会蔓延,没有声音,也惯常被忽略,只有墙角蜕皮时才能被发现。
偶尔我会梦见英格兰的冬天,雾霭缭绕的白桦林,父亲的书房亮着灯,而我站在屋外,像个不受欢迎的旅人。醒来时,房间冰冷,灶火未升,耳边只有德军战列舰断续悠远的鸣响,然后继续独自守着这座微型博物馆——这里陈列着被战争碾碎的两种人生:英国女儿,法国房客。
现在又多了一种:德国人的房东。
终于,我沉默着侧身,为德国人让开一条路。
羊毛长裙擦过橡木门框,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是昆虫在夜间爬过纸张。
“Merci.”
他拎着箱子,从我身边走过时,我清楚地听到他绵长,沉重,颤抖的呼吸声。他似乎如释重负。这让我回过头,悄悄打量着他的背影:挺括又沉暗的军装,和未被战争完全磨损的,年轻高大又挺拔的线条。
我不愿承认,但他单从外表而言,确实像他的名字。
白桦树。
走廊里的空气因混入了陌生人的气息而开始陌生。皮革、雪茄、雪松和苦橙味的古龙水。以及更深处掩藏着的——恐惧。
那种所有军人都试图藏起,却又在午夜梦回时从麻木的脸上散发出的恐惧。它像幽灵般缠绕着他,尽管他军容完美,步伐漂亮,一如《信号》上的国防军宣传画。
和神经外科的伤兵们打交道久了,我总是对这种情绪颇为敏感。病区里每天晚上都弥漫着这种情绪,只是比他这种外表尚且体面的军官更浓郁些。
他上楼进屋去了,我仍站在原地。
隐约的日光已经投入室内,门厅的挂钟停在8点17分——那是去年冬天一次空袭后,它永远静止的时刻。
然后,我继续准备早餐。这次,我没再打开收音机,楼上地板轻轻作响的声音已经足够让人烦躁了。皮质军靴踏过木地板的声音——自从去年六月他们开进巴黎,这种声音就成了所有法国人枕边的噩梦——即使刻意放轻过,在这个许久未响起其它活物声音的房子里也足够刺耳。
我和每天一样在客厅里吃早餐时,德国人带着他放轻后的噩梦声音下楼了。
他没有立即进入客厅,而是先在门框边留下个踟蹰的剪影,影子一路漫到我脚边,像一道新鲜的伤疤,钉在地面上。
我屏住呼吸,装作未注意到。并非畏惧,只是戒备。片刻后,叩击客厅橡木门的声音响起。
“柯克兰小姐,请原谅我的打扰……我想与您正式道早安。我知道您是镇上医院的医生。我曾亲眼看见医护兵用绷带捆扎自己断裂的动脉后,继续救人。”
“请让我向您好好致意。我今日就要开始驻扎事务,您是否愿意让我为您准备一杯茶?”
侵略者主动要求为被占领者准备茶水——这要求倒是极其罕见。我皱起眉头看着他,略有些疑惑。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被派驻到原住民家中的军官,我的女同事们也有与我遭遇了同等命运的——她们经常抱怨德国人把她们当成女仆,像命令牲口一样,要求她们端茶送水,洗衣做饭。“我们是房子的主人,不是旅店的老板娘。”但她们也只能在背后小声抱怨——反抗带来的结果只会更糟糕。
被派驻到我家的这位上尉,显然没有把我当成牲口和女仆。他说话的语气极尽礼貌,又隐带期待,听不出恶意与否。我注意到,他目光扫过房间时,在墙角那架旧钢琴上停留的时间最久,眼中甚至闪过几分柔情。它是玛德琳姨母的爱物,我不浪漫,也只在百无聊赖时偶尔演奏,琴盖上更多的时候放的是冰冷客观的处方,而不是婉转动人的琴谱。
我没有回应。我只是将刀叉放在碗碟上,发出轻微的碰撞声。
沉默是沦陷区女人对待不速之客最后的武器,我们早把这项技艺磨练得炉火纯青。
“您的宅邸很美,”他却只是凝视着钢琴上跳跃的日光,仿佛我不存在般犹自低语,“它给我的感觉……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
第一章是初见,以及交代一下女主的来历。两只都很内敛,所以前摇会有点长,请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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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