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满香江 [港/美国] (上流社会生存手 第26章 世界是多面镜

安安盯着“dress code”三个字看了许久，忽然有点头皮发麻。

安安从未参加过真正意义上的“西式晚宴”。上一次她去参加社团年会，没有能穿的衣服不说，还因为不懂礼仪差点出丑。现在居然要跟Brady一起出席这种场合？她握着手机，心跳突然有些快。

安安又打开刚才的聊天界面，按下通话键。

电话刚响了两声，那边就接了。

“怎么啦？还有事？”陈可人的声音里带着点水声，像是正在泡澡，“你声音有点紧张哦。”

“我……”安安迟疑了两秒，终于开口，“我想请教你点事。我……下周要和Brady一起去参加他朋友的生日宴，好像是在一个什么半山俱乐部的晚宴派对。”

“哦？”陈可人瞬间来了兴趣，“高端场子啊。他带你见朋友？”

“嗯。”安安咬咬唇，“可是……我完全不懂这种场合要注意什么，我该穿什么？要带礼物吗？要怎么和别人打招呼？餐桌上会不会有很多规矩？”

陈可人听着她连珠炮一样的提问，忍不住笑了起来：“安安，你不用那么紧张。没关系的，我教你。”

“你就先记住基本的。”

她顿了顿，语气一转，变得认真而温柔。

“首先，最不出错的，你要准备一套得体的礼服。长裙优于短裙，颜色可以柔和一些，不要太张扬，也别全黑——那是给丧礼穿的。剪裁合身比花哨更重要。有耳饰最好是珍珠或者水晶，项链不要太复杂。鞋子呢，一定要闭口高跟。”

安安边听边点头，在纸上记得飞快。

“啊……还有呢？”安安焦急地问。

“进门时，”陈可人语气像在带一名实习生，“主动打招呼，点头那种也行，不认识的就请Brady带你介绍。如果他不在你身边，你要学会自己寒暄，比如说：‘您好，我是Brady的朋友，很高兴见到你。’”

“然后——酒杯左手，包包左手，右手永远留着与人握手。站姿要挺直，双腿不要交叉站，坐的时候腿叠好或者并拢。”

“吃饭时记住刀叉摆法要注意，餐巾一坐下就要铺在腿上。喝汤不要发出声音，不要把汤碗端起来喝，别拿手托碗。西餐和中餐吃法不一样。”

“酒不要自己kuku猛喝，一般有人提议干杯再喝。”

安安已经记了满满两页纸，连笔芯都快写断。

“最重要的一点。”陈可人轻声说，“不要抢话，不要显摆，更不要太沉默。你可以问别人感兴趣的话题，比如：‘您平时喜欢看什么展览？’或者‘你们最近都在忙什么项目呀？’”

“别人聊起什么基金、项目、游艇、高尔夫，你听不懂不要硬跟，要点头微笑、说‘真有意思，我最近也在了解这方面’，就好了。”

“说到底嘛……”陈可人笑，“这些派对就是秀场，谁情绪稳定，谁懂分寸，谁赢。”

“别慌，就当去看走马观花，不出错就好。”

安安静静地听着，“谢谢你，可人。”她声音轻轻的，却带着一种不曾有过的坚定，“你刚才讲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挂完电话后，安安打开淘宝，输入关键词“酒会礼服”“长裙formal”。她不敢买太贵的，于是挑了一件200多偏清水蓝色的缎面醋酸礼裙，肩部不露太多，腰线利落，裙摆刚过脚踝。这晚，她靠在床上，把Brady发来的地址细细记下，反复查地图。

光标闪烁，她打开文档，一个个开始回顾托福听力，复习代码实验，还把Brady托她帮忙整理的“少数民族城市融合调研”的资料也一页页翻出来。

她默念着：不能掉队了。就算是借来的一只水晶鞋，也要走得稳、走得远。

广州的春夜渐暖，星光淡如旧信纸上的褪色笔迹。宿舍楼道沉寂，只有偶尔从别间房传来鼠标轻响，或小戴在床帘后翻页时的细碎声。

安安裹着睡衣坐在书桌前，屏幕上的PPT演示稿仍停在最后一页，是她帮Brady做的青海城乡建设资料梳理。凌晨两点，眼睛已干涩刺痛，可她却一点也睡不着。

她的心里像有一盆没浇够水的植物，在咔哒作响地生长——不是为了PPT，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明天。

Brady说，下周带她去香港，参加朋友的生日晚宴。

那一刻她愣住了，不知道自己该高兴，还是恐惧。

她当然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那些朋友，是他从小一起念国际学校、一起进投行实习、一起在山顶夜宴举杯的人。她用brady手机刷过Lydia的朋友圈，见过那些轻描淡写的限量珠宝、订制宴会和用来调侃穷人的话语。

而她呢？

来自青海，家里至今还在为了她读书欠贷款，连过年买机票都要掐着最低折扣算。她走进广州大学宿舍楼的第一天，手机是家里拆迁时亲戚送给弟弟用的旧的他不要的苹果手机，行李箱是村委换发的奖学金礼品。她至今不知道什么香水适合正装，宴会该穿多高的高跟鞋。就连“正装”这个词，也是在大学三年级才真正理解。

她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脸色有些发黄，皮肤状态比不过南方女孩的水灵，五官美丽但憔悴，却有着少年时代太过拼搏留下的瘦削清冷。她曾以为努力就能解决一切，可当Brady牵起她的手、把她带进那个世界之后，她才发现——

贫穷，不只是银行卡余额，而是眼神中与生俱来的犹疑与格格不入。

她打开小红书，开始搜：“西式晚宴穿搭”、“初次参加上流派对注意事项”、“社交礼仪”。每一条视频都像一枚暗箭，一边教她微笑一边提醒她：“你不属于那里。”

她甚至开始在纸上模拟“自我介绍”。

——“你好，我叫安安，现在是广州大学大三的学生，主修计算机。”

太土。

——“我目前在做自动化方向的项目，机器学习和相关硬件上的交叉方向。”

太学术，没人感兴趣。

她开始崩溃，狠狠揉掉那张纸，又重新写。

凌晨三点，安安忽然就哭了。

不是委屈，也不是崩溃，而是……一种说不出口的破碎感——她在偷偷想象，如果她是陈可人，从小在父母呵护和体面里长大，也许就不会这么战战兢兢。

“我不能输了。” 她在心里说。

她打开手机，给自己写了一段备忘录，标题是：“赴宴准备自我SOP”。

安安默背完一遍，缓缓闭上眼。

窗外天色开始泛白，鸟鸣穿过薄纱窗帘的缝隙落在室内。她已经整整一个通宵未眠。

安安盯着宿舍的床沿，窗外是一片城市灰蓝的光，楼道也归于沉寂。室友们都睡了，只有她，眼神空洞地望着手机里那条蓝色缎面礼服，像在看一个陌生人的壳。

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呼吸竟有些不顺，像被什么沉重的东西压住胸口。翻来覆去辗转反侧，几次三番，动作机械又徒劳。

她紧张得几乎想逃。

她怕那种眼光——从上而下、不着痕迹地打量，从名牌包包扫到鞋跟，从谈吐措辞到微笑弧度，每一个细节都在暴露“你是谁”。而她，怕极了自己被看穿。怕别人说她“配不上”。

可她最怕的，其实不是别人说她“配不上”。

是她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小声说：也许，你真的配不上。

安安不想承认，但这句话如影随形。她知道Brady是真心的，她也知道自己不是一无所有。可就是在这样被选中、被喜欢、被照顾的过程中，她越来越羞耻地察觉到——自己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得学，连“怎么端起红酒杯不露怯”都要偷偷百度。

她委屈，她气自己怎么这么在意这些。

“他又不是让我去见英国女王，”她对自己说，“不过就是个party。”

可她也知道——别人，从出生就生活在那种世界里，从不会用“能不能去”来衡量自己。

安安怕自己被比下来。怕在Brady朋友眼中，她只是个“异乡打拼的普通女孩”，甚至是“勉强配上的、需要被教礼仪”的“陪衬”。

她的自尊心敏感得像过马路的流浪猫，轻轻一踩都会惊起一身寒颤。

她不想被怜悯。

她不想被人说：“他真好，你被包养了吗，对你真大方。”

她更不想被人当笑话，说：“哎呀，他带你出来啊？挺照顾你的。”

她不是谁的“被照顾对象”。她多想和Brady并肩，不是被牵着走。可她现在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

她努力想得乐观一点。想着自己是幸运的，是有机会的，是有靠近更好生活的门票。可一想到衣柜里那些Brady送的自己一直没机会穿的款式陌生样子隆重的鞋包配饰，一想到要练习“酒会如何不出洋相”的教程，一想到自己在那场派对上连怎么打招呼都得提前设想，她就好像在演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角色。

“我会不会，在他们眼里，就像是穿错舞台剧服装的临时演员？”她喃喃。

她的心里酸涩得想哭。

可她不能哭。

因为再哭，就要把自己哭得更不配了。

于是她只好深呼吸，深呼吸，再深呼吸。

告诉自己：

“你已经走得够远了。你已经很好了。不要退。”

可这句话说了几十遍，她却还是紧张，还是焦虑。

怕自己不够完美。怕见到Brady世界里那些更光鲜亮丽的女孩。她怕被比下去。

怕一不小心——就输了全世界给她的一次机会。

安安不愿轻易去回忆童年。

但每当夜深人静、世界安静得像一片死海时，那些画面就像老旧的录像带，一帧一帧重新播映，模糊却清晰，死死卡在心头。

那是一个她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夏天，八岁，暑假。

那个时候客厅没有空调，空气燥热沉闷，蝉鸣像铁钉，一下一下钉进她的耳朵里。弟弟小天刚打碎了餐桌上的玻璃杯，尖利的碎片撒了一地，他慌张地看了她一眼，然后尖着嗓子喊：“是姐姐碰掉的！”“妈妈姐姐推我！”

安安呆呆地看着他，手里还拿着语文练习册，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出口，冲过来的妈妈的巴掌已经狠狠甩了过来。

“你就知道惹事！任性！”她母亲的声音嘶哑而尖利，混杂着多年的压抑和控制欲，“一个女孩子，不知道规矩，不知道让着弟弟！”

那一刻，她的脸颊灼烧，心跳乱成一团，却不是因为疼，而是因为——她知道没人会听她解释。父亲当时坐在阳台抽烟，听见动静，慢吞吞走过来，看了眼哭泣的小天和结结巴巴脸色通红的她，叹了口气：“别太凶了，孩子还小。安安你认个错就好了嘛。”

说完就又走开了，仿佛那种“中立”的温和语气，就足以抹平一切伤害。但是被推出去彻底成为“替罪羊”的是她。

她清楚，父亲从不站在她这边。他是那种“从不打人”的父亲，却也是那个从不保护她的人。他总在关键时刻“看似公正地出现”，摆出慈父的姿态，却永远不会真的为她发一次声。

后来她明白，父亲要的不是她的幸福，而是一个“和睦家庭”的幻觉。她的沉默，是他自我形象自我满足的一部分。

而母亲呢——母亲从未爱过她，至少不像爱小天那样。母亲总说：“女孩子就是赔钱货，好好读书出去找个厂打工别让我们养你，这就是你唯一的路。”这话像冷水，一遍遍泼在她刚刚燃起一点希望的心里。

她曾在夜里问过母亲：“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母亲没抬头：“我怎么不喜欢你？给你吃给你喝没让你饿死我还不好吗？你怎么不想想你弟弟？他连个新书包都没有。”

她闭上嘴。从那以后她学会了少说话、少要求、少哭泣——她知道，哭不会换来心疼，只会换来“又作了”的冷眼。

而弟弟呢？

弟弟只是个孩子，调皮捣蛋却从未受罚。他会偷她的零食、划破她的课本、拿她的奖状当玩具撕碎。每当她气得指责，弟弟就会扁着嘴哭：“姐姐打我。”

只要她气不过推了一下弟弟，她又会被母亲拎着后领打回房间。

在那样的家庭里，她明白了一件事：生为女孩，是原罪。

她母亲来自四川农村，一个只有一个儿子的家庭。她听姥姥说过无数遍：“养儿防老，女儿是别人家的。”安安的舅舅，吃喝嫖赌，从不工作，却是全家最受宠的那一个。

安安的妈妈，从小就在这种鄙视女性的环境中长大，她一生的执念是：“我也要生个儿子，让所有人看看，我比别的女人高贵。”

所以当安安出生时，她是失望的。等弟弟出生，她仿佛完成了命运交付的KPI——从此安心把所有母爱，倾斜给那个“带来荣耀”的儿子。

在这样的母亲眼中，女儿只配是工具，是伺候全家的奴隶。

而安安，甚至不被允许痛苦。她从小就懂事——不是天生温顺，是她太清楚：反抗没有用，只会挨更多的打。

她的敏感，她的自卑，她面对世界时小心翼翼的笑容，都是那个家里漫长暴力和冷暴力塑造出来的。她长大后也曾试图逃开，拼命考到城市、努力离开家，可每一次回头，她都知道——自己身上，永远带着那个家灌输给她的印记。

她不敢奢求被爱，甚至不相信“被看见”这件事会落在自己身上。哪怕现在，哪怕Brady说过无数次“我在意你”，她仍旧，下意识地等一句否认，等一场背叛，等那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你不值得。”

那种冷漠而自动化的轻视，比吵闹的争执更像刀子。她看过电视里别的妈妈抱着女儿哭，听她们说“妈妈爱你”。她记不清母亲有没有对她说过一句类似的话。也许说过吧，在别人面前，说给邻居听，说给亲戚听，说给学校老师听。

可私底下，她永远只是“拖油瓶”。

弟弟小天生病时，妈妈彻夜守在床边喂药擦汗，一遍遍喊：“儿啊，你可要快点好。”

她发烧到39度，只换来一句：“怎么净拖后腿，买药都贵。”

她小学四年级时，参加全县作文比赛拿了一等奖，老师建议她参加少年写作营。她拿着那张表格，小心翼翼递给妈妈——那年夏天她没有去成，因为弟弟要报暑假篮球班。钱就那一份。

她那天晚上哭着趴在床上，结果妈妈进来劈头盖脸：“你一个女孩子，写什么作文？会嫁人就够了。”

她至今还记得那个词——“会嫁人就够了”。那时候她才十岁。

她渐渐明白，这个世界不是不爱女孩——是只爱“漂亮的”、“乖巧的”、“不抢资源的”女孩。而她，显然不符合。

她比弟弟早起做早饭，给弟弟所有闯的祸“擦屁股”，成绩一直年级前五，干脏活累活不喊累，乖乖读书从不闯祸——可这所有努力在妈妈眼里，仿佛全是“应当如此”，甚至变成“你能照顾弟弟，说明你长大了“的资本。

母亲的逻辑始终如一：女儿要为弟弟让路，这不是牺牲，是“理所应当”。

母亲身上的厌女不是凭空长出来的——是代际压抑、性别羞辱、资源不均衡下积压出来的仇恨变种。

当女性无法在体制中对抗男性，就会把压迫复制到女儿身上，好像这样就能暂时“变成”男性的同盟者。假装自己成为男性。

她的母亲深信，只有生了儿子，才能“翻身”；而她，就是那个失败的起点，一个没什么用的耗材。

她想起上初中那年，她的青春期来得比同龄人早，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事还要被母亲讨厌。但她母亲就是很讨厌她，像在看下水道里的老鼠——嫌恶，失望。

她刚进门，母亲看了眼她的裙子，眉头一皱：“你也太不知羞了，这种事还弄脏衣服走一路？不知道避着点？”

那一瞬，本就什么都不知道的她，仿佛不是一个刚进入青春期的小女孩，而是一个“脏污”的象征，是必须被羞辱、被压抑的身体。

那天晚上她躲在被窝里哭了一夜，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为什么我不是男孩？要是我是男孩，我就可以得到她的爱。”

但等她长大后才知道——就算变成男孩也没用。她不是“那个儿子”——她是那个被遗弃的“女儿”，这才是原罪。

她看着自己因为压抑而扭曲的背影，感到窒息。

为什么她再怎么做，都是原罪？

“你是个女孩，不要太多要求。” 安安最早听见这句话，是六岁那年。

那年冬天过年，她的旧棉衣已经穿了两年，肘部磨得起球，袖口也褪了色。她想换件新的。妈妈看都没看她：“你穿旧的那件就行了，小天的衣服才刚买了新的，这个月不多花钱了。”

那一刻，她懂得：弟弟的“新”，是家庭的刚需；她的“想要”，是无理取闹。

从小到大，她的“需要”从来不是“需要”，她的喜好不被尊重，她的优秀被当作“应该如此”，而她的情绪，则被嘲笑为“玻璃心”“多事”“太敏感”。

初中时她考进了区重点，每天五点起床背书、晚上十一点才躺下，成绩始终保持在前十。她偷偷希望，如果能考进省重点高中，妈妈会为她骄傲一次。

那年放榜，她拿了全校第三名，名列金榜。

她站在门口捧着通知书，妈妈却在厨房埋头剁肉头也不抬：“你去上高中又要钱，你能不能自己找个班上自己挣钱？”

她张了张嘴，最终没说出那句“我也想被你骄傲地提起一次”。

家里客厅不摆她的奖状，妈妈只留了弟弟的从小到大的各种照片。

她问母亲：“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出成绩？”

母亲洗着碗：“我不是不喜欢，我是怕你骄傲。女孩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到时候条件太好也没人敢娶。安安你记住，男人不喜欢太聪明的，你要贤惠，温顺。”

在那个把“女孩子就应该温顺”“女孩子不能太要强”“女孩终究是要嫁人的”当作圣经的家庭里，她始终是那个多余的变量。

这些母亲培养的不是自己的女儿，而是别人家性价比拉满的好儿媳。我去你妈的。

她迷茫了，难道她学出来就是为了成为一个高昂一点的保姆吗？

一个体面一点的，卖个高价的，美丽的（她是美丽的）被他人**着的空壳子？

于是她拼命读书、打工、自学理财、兼职家教……努力想为自己挣得一个“配得起梦想”的资格，可母亲只会说：“别折腾了，你弟工作还没着落呢，多帮帮他！咱家指望你嫁个好人。”

连未来的自主权都早早被剥夺。

当她终于站在广州的大学城，面对形形色色的城市人，精英与上层社会的光鲜面孔时，她才发现自己和她们的距离，根本不仅仅是“自信”或“气质”，更是—— 从小生活的环境和认知。

她们是被鼓励去试错、被呵护去飞翔的人，而她，是从小被“打压成长”，再从“自卑中逃亡”的人。

而安安，永远不是主角。在这个社会的剧本里，她一直只是个“灰姑娘”——而且没有童话的那一场逆转。

她不甘心。

现在，当她站在Brady那样的世界边缘，听他们谈出国、谈融资、谈项目、谈未来，从帕尔玛火腿到君士坦丁的陷落，谈摩洛哥柏柏尔人的文化和建筑到西班牙的阿尔罕布拉宫，从挪威Svartisen 360°全景冰屋到南极顶奢Scenic邮轮配潜艇探险，那是她闻所未闻的世界。

他们从穆萨耶夫，辜青斯基和graffs的高定珠宝到冬天去南美看沙漠--阿塔卡马沙漠的无光害区，由天文学家陪同观测银河，搭配智利顶级Carménère葡萄酒与安第斯山脉羊驼肉料理，拿昂贵珠宝矿石打碎磨成的粉染色自己的羊驼毛真丝纱线给自己做衬衫，西装或者套装。

安安听过Brady和他的朋友聊车，法拉利Tailormade定制外观内饰还不嫌够“彰显自我显示卓越”，还要Mansory再改装出更极致的性能。

更致命的是，安安她知道自己的自卑不仅仅来自经济落差——而是从娘胎就开始被灌输的“你不值得”。她曾幻想有人能拉她一把，可当她终于等来了那个看似温柔的手，却发现那手也时常颤抖，犹豫不决，随时会松开。

她从不怕贫穷，也不怕失败。她怕的是：

自己拼尽全力，依然无法抵达对方的世界。

她甚至没有迈出脚步的勇气。

安安很怕。

怕得胃疼、手心出汗，夜深人静时，她几次三番起身走到镜子前，拉亮灯，盯着自己的脸看。再薄的粉底也掩不住她泛青的黑眼圈，还有鼻翼两边的干裂。她低头盯着自己的指甲——并没有做过护理，边缘甚至还有些倒刺，指节骨节分明，不像那些贵气女生那样修长温润。

她咬着唇，半晌没说话。

她怕。真的很怕。

她怕和Brady出现在一个圈子里。

怕那些眼神，明明嘴角在笑，眼里却浮着轻蔑；怕别人的闲话——“这女的是谁啊？”“怎么那么像农村妹啊？”“唔，港大风头正劲的Brady找这种？”

她也怕那些沉默的、不言而喻的比较。

她想象着宴会厅里一张张精致的脸、标准体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自如；那些女生的包包是她一年生活费的十倍，戴着普通人一辈子都买不起的珠宝。

而她呢？最近才开始练穿高跟鞋。她怕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一脚踏空，怕拿错刀叉，怕酒杯举得不对，怕被人试探时露怯……

她怕让Brady丢脸。

他是那么体面、从容、不动声色地闪耀。他可以和任何人谈笑风生，也可以在一桌人中毫不费力成为焦点。

而她，在那样的场合里，只会成为一枚他身边“不够体面”的配角。

她不是不知道Brady是真心对她好，也不是不感动他那种温柔和支持——但她知道，他是往上走的人，而她只能拼命追。

追得很累，累到她有时会问自己：

我是不是拖累他了？是不是不应该出现在他的世界？

她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party。

中学时期的社交，就是食堂、操场和课桌之间。大学以来也只是社团活动、食堂、陈可人请她吃饭，再就是图书馆角落大家一起吃面包包子茶叶蛋。她对那种“轻描淡写的优越感”极其敏感——哪怕一个无心的眼神，也能让她整晚失眠。

她也怕看到比她优越一百倍、一千倍的女孩出现在Brady身边。

她怕看到真正“匹配”的人。

怕那种才貌双全、气场得体、谈吐得宜的女生对Brady轻笑一句：“你女朋友挺可爱的。”

她们像意大利托斯卡纳阳光下肆意张扬的红玫瑰；

她是午夜县城广场跨年夜后清扫时扫开的塑料花。

哪怕那句“可爱”已经是最大限度的礼貌，也依然像在说：

“你真……亲民啊，居然会认识这样的人。”

她躺在床上，心跳比平时快一倍。那种从身体里长出来的焦虑，是她熟悉又陌生的敌人。

她知道自己不该怕，也知道这些恐惧是不理性的，可它们就像潮水，从心底漫上来，淹没她所有理智。

她不是没在进步。

她已经在补课、背单词、练口语，为了配得上Brady，安安甚至已经给自己定了冲大厂 数模竞赛和考研的两套路线图。

她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地方女孩了。

但她心底那点最柔软、最羞于启齿的自卑，就像是童年时那件始终没能换下的旧棉袄，贴着皮肤，带着褪不去的气味和穷酸，羞耻。

她太清楚了：

这个世界对灰姑娘说“你可以”，但当你真的出现在舞厅，他们第一反应还是——“你凭什么？”

她把头埋进被子里，眼眶微热。不是伤心，是压抑，是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

她想：我一定要走出去。哪怕被嘲笑、哪怕会犯错。

因为如果不去走出这一步，她永远都只能躲在阴影里，猜测别人眼里的自己。

“这一次，就当试试看吧。”

她轻声对自己说。

声音还在发抖，但这一次，她不想退缩。

穆萨耶夫：蓝钻和红钻大户。170多年历史，全球仅4家门店，只收藏和销售稀有钻石、罕见彩色宝石，隐形的重量级客户——这就是既大名鼎鼎又神秘低调的英国珠宝商Moussaieff。

世界头部拍卖会上总能见到Moussaieff，一方面他们送拍自己的宝石，与此同时，也常拍回现象级的珠宝。Moussaieff的红钻、粉钻和蓝钻是看家好物，近期的回拍记录——比如25年5月在瑞士日内瓦佳士得拍卖会以约合9600万人民币的价格购买了一颗蓝钻。不知道再处理售出会是多昂贵的价格。

辜青斯基（Kuchinsky）是另一家国际知名的高定珠宝品牌，创始人Kuchinsky以其独特的设计风格在珠宝界打响了品牌。他的珠宝作品注重艺术性与文化性的结合。价格一般在几十万至几百万美元之间。一些定制珠宝或特别稀有的宝石作品，价格可突破百万美元。例如，设计独特的手链、戒指或项链，售价可能在数百万美元之间。有的私人订制飙升千万美元。

Graff的珠宝价格堪称珠宝界的“天价”。一颗高品质的Graff钻石戒指，价格可能从几百万美元起，某些特别定制或稀有宝石的珠宝，售价可突破上千万美元。Graff也曾创下拍卖历史上最高的珠宝价格记录，某些顶级珠宝甚至可以达到1亿多美元。

高定珠宝指的是由顶级珠宝设计师为特定客户量身定制的珠宝，每一件珠宝都是独一无二的。高定珠宝的设计通常依据客户的个人要求和喜好，珠宝的制作过程也非常复杂且耗时。它们通常选用最为稀有和最完美的宝石，设计师会根据宝石的形状、色彩、光泽等特性进行定制。

所以说，官网一般不标注最终价格，因为克拉数和细节的改动可以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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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世界是多面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