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的首尔街头,李昊镇坐在车里,眼睛死死盯着对面的居民楼。
那栋楼的七层窗口透出微弱的光,窗帘半掩着,隐约能看到有人影在里面来回走动着。
他握紧方向盘,指节因用力而泛出深痕,副驾上散落着几份打印的采访记录,旁边还放着半盒香烟,烟盒上搁着一只黑色打火机。
手机屏幕亮起,是电视台编辑发来的消息:“案件所有素材审核卡在了法务部,他们担心内容太过于敏感,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不允许我们播出。”
他没有回复,将手机倒扣在仪表盘上,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夹在唇间,用打火机点燃,深吸一口,烟雾便在狭小的车厢内缓缓弥散开来。
他的目光仍锁定在那扇窗,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扇亮着灯的窗户,眼神里混杂着疲惫与执拗,仿佛只要再多等一分钟,真相就会从那道缝隙中漏出来。
街角的便利店亮着冷白的光,偶尔有夜归人匆匆走过,没人注意到这辆停了近三个小时的黑色轿车。
他想起一年前的那个雨夜,他也是这样沉默地守候,只是那时他还在说服自己相信体制。
而现在,他只信自己的亲眼所见。——那是涉事班主任临时租住的公寓,也是他追踪了三天才确认的地点。
雨又开始下了,细密地打在挡风玻璃上,模糊了远处的霓虹。
他想起白天那位心理老师欲言又止的眼神,还有录音机里校长那句“升学率关系到整个区的政绩”。
他深吸一口气,从背包里取出备用电池和微型摄像机,轻轻推开车门。
雨水瞬间打湿了他的肩头,但他脚步未停,径直走向楼道入口。
7楼,开门的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面容憔悴,胡须也已长的老长,说明有一段时间没有修整自己了。他的眼神里透着警惕与疲惫。
他盯着昊镇手中的摄像机,没有立刻开口,只是将门缝又拉开了一寸,仿佛在权衡是否该让这个不速之客踏入自己仅剩的避难所。
楼道里的声控灯忽明忽暗,映得两人之间的空气愈发紧绷。
昊镇没有贸然上前,只是低声说:“您好!我是电视台法制频道记者李昊镇,我来只是想知道,您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男人的手指微微颤抖,目光越过昊镇的肩膀,望向漆黑的楼梯间,像是在确认有没有其他人尾随。
片刻后,他侧身让开一条窄路,声音沙哑:“进来吧,但别开摄像机——至少现在别开。”
屋内家具陈设很简单,桌上放着未拆封的信件,烟灰缸里堆满烟头,电视柜上,电视正低低播放着深夜新闻,播报声与雨声交织,模糊不清。
男人走到厨房,倒了杯水,手抖得几乎握不住杯子。“他们说我失职……家长们又只在乎成绩,那孩子最后一次进办公室时,手里攥着一张写满‘对不起’的纸。”他顿了顿,喉结滚动,“我本该拉住他,听他把话讲完,但我让他回教室了,因为下一节是模拟考试。”
昊镇站在客厅中央,没有坐下,也没有记录,只是静静听着。雨水顺着他的发梢滴落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声响。
他知道,此刻最重要的不是镜头,而是倾听——哪怕这倾听无法被播出,也无法改变任何判决,但它至少能让一个人,在彻底被世界遗忘前,说出那句可以自我拯救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