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后第三天,他从监护室转回了普通病房。窗台上那盆绿萝还在,叶子比以前更黄了,边角卷起来,干干的。她接了一杯水浇了,水从花盆底部的孔洞流出来,淌在窗台上,她用纸巾擦了。绿萝能不能活她不知道,但水浇了,纸巾擦了,窗台干净了。她能做的就这些。
术后第五天,康复师来了。一个年轻的男人,戴眼镜,说话很快,嘴里像含着一串要往外蹦的豆子。他把助行器调到合适的高度,拍了拍病床的栏杆说“来,下床”。她扶着他坐起来,腿从床上垂下来,脚碰到地面的时候他皱了一下眉。康复师说“疼是正常的,忍一下”。她没说话,手撑在他腰后,等他站稳。
第一次下床,他扶着助行器站了几秒钟,额头上就渗出了汗。康复师说“走一步”。他往前挪了一下助行器,右脚迈出去一步。助行器的腿在地板上蹭了一下,发出很轻的吱呀声。左脚跟上来,又是一步。右脚再迈,左脚再跟。三步。他的额头上的汗变成了小珠子,沿着眉骨的弧线往下淌,挂在睫毛上,他眨了眨眼,汗珠掉下来,落在助行器的横杆上。康复师说“不错,明天继续”。她说“明天走四步”。他看了她一眼,没说话,扶着助行器慢慢转过身,坐回床上。她蹲下来帮他把拖鞋脱了,腿抬上去,被子盖好。他靠在那里闭着眼睛喘气,胸口起伏着。她的手搭在他手背上,没有说“辛苦了”,没有说“很棒”,只是搭在那里,像一个句号,告诉他这一段结束了。
第二天,他走了五步。她笑着说“你超了”。他喘着气说“超额完成”。康复师在旁边记了数字,没说什么,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算不算笑。第三天,七步。第四天,六步——退了一步。他看着助行器前面的地板,停了一下,说“今天不行”。她说“明天就好了”。他没有说“好”,也没有摇头。
康复不是一条直线。她以前以为康复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昨天走五步,今天走六步,明天走七步。数字会一直往上涨,像存钱罐里的硬币,只会多不会少。但康复不是。康复是今天是七步,明天是六步,后天是八步,大后天又是五步。数字上下波动,像心跳,不是一条直线。她很快接受了这个事实,就像接受化疗会有副作用、头发会掉、味觉会变一样。康复也会有副作用——疼、累、失望、想放弃。她把这些都算进去了,在笔记本上画了康复计划表,每一天一个格子,格子里写着目标步数。完成就画勾,没完成就画圈。勾多圈少,但圈也有。
他走完十步的那天,是术后第十四天。十步。从病床到病房门口的距离。他走到门口停下来,扶着助行器看着走廊。走廊很长,灯是白色的,有人从尽头走过来,越走越近,是一个拎着保温桶的中年女人,走得不快,但脚步很稳。他看着她走近,经过,走远。她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了几下,消失了。他站在那里,不知道是在看走廊,还是在想自己什么时候能从这头走到那头。她没有催他,她站在他身后,手虚扶在他腰后。
“回去?”她问。
“再站一会儿。”
她把手收回去,插在口袋里。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扶着助行器走回床边。坐下的时候他的腿在发抖,她看到他的膝盖在抖,裤子布料也跟着抖,像有风吹过。她没有去扶,因为他已经坐下来了。她蹲下来帮他解鞋带。
医院的运动鞋是白色的,系带式的,他弯腰不方便,每次都是她帮忙。她把鞋带解开,把他的脚从鞋里拿出来。脚是凉的,袜子有点潮,可能是走了路出了汗。她把袜子脱了,他的脚趾头一根一根的,比以前瘦了,骨头更明显了。她的手指在他的脚底摸了一下,不是摸,是扶。扶着他的脚后跟,帮他穿上拖鞋。
他低头看着她的头顶。她的头发扎着低马尾,碎发垂在脖子后面,有一缕从他的膝盖上扫过,痒痒的。她的手指很利索,系鞋带系得很好,蝴蝶结不大不小,刚好。他看了一会儿,开口了。
“知夏,等我好了,我带你去云南。”
她抬起头,看着他。他的手搭在助行器上,助行器的横杆是银白色的,他的手背上有留置针留下的淤青,青黄色的,像一块褪色的地图。他的脸在白色的灯光下很瘦,但眼睛是亮的,像两颗被擦干净的、很久没用的、突然被翻出来发现还能亮的灯泡。
“你记得那张清单。”她说。
“每一条都记得。”
“那你说,第三条是什么。”
“养一只金毛。”
她笑了一下,说“你还真想养”。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嘴角是往上弯的,但语气不是嘲笑,是确认——你真的想好了?不是随便说说的?
“你想养我就养。”他说。
“你过敏。”
“吃过敏药。”他的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吃米饭”一样。过敏药。一天一片,或者一天两片,看过敏的严重程度。他可以吃,他可以一直吃。只要能养,吃多少都行。她看着他,看着他因为瘦了而显得更大的眼睛,看着他因为化疗而变得比以前更白的皮肤,看着他的光头在灯光下反着的那一小片光。她的手指还捏着他的鞋带,系好了,蝴蝶结工工整整的,两边的带子一样长。
她松开鞋带,站起来,伸手揉了一下他的光头。手掌从头皮上滑过,毛茸茸的,新长出来的头发茬扎着她的掌心,痒痒的,刺刺的。
“你先好起来。”她说。
“好。”
“好了才能养。”
“好。”
“好了才能去云南。”
“好。”
她说了三个“好”,他回了三个“好”。三个好叠在一起,像一个三层的蛋糕,不高,但够甜。她不知道这个蛋糕能不能真的吃到,但她把这三个“好”收起来了,存在心里那个专门放他的地方。
窗外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两个人之间的地板上。冬天的阳光是斜的,角度很低,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她的影子有头发,他的没有。两个影子在地板上挨在一起,像两个不同形状的拼图块,边缘不整齐,但挨着。
后来的那些天,他继续走。十一步,十二步,十三步。数字在涨,不是每天涨,但总的趋势是向上的。她每天在笔记本上记数字,画勾画圈,勾越来越多,圈越来越少。他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会停一下,看一眼走廊。走廊还是那条走廊,灯还是白色的,地板还是滑的,远处有人在走,近处有人在等。他看几秒钟,转身,走回去。她没有问他“在看什么”,因为她知道,他在看出口。出口就在走廊的尽头,拐个弯,下电梯,穿过大厅,就是医院的大门。大门外面是街道,街道两边有银杏树,树是秃的,但再过几个月就会发芽。
有一天他走完十六步,坐在床边喘气。她蹲下来帮他系鞋带,系完以后没有站起来。她蹲在那里,手指搭在他的鞋面上。
“陈屿舟。”
“嗯。”
“你上次说的那个金毛,你想养公的还是母的?”
他低头看着她。她的头顶对着他,头发扎着,发绳是黑色的,普通的,她用了很久了,松紧有点松了,扎不太紧,总有碎发掉下来。
“没想过。”他说。
“我想养母的。”
“为什么?”
“母的乖一点。公的太大只了,我怕拉不住。”
“你拉得住。”
“你怎么知道。”
“你连我都拉得住。”
她抬起头看着他。他的表情很认真,不是在开玩笑。他是真的觉得她拉得住他。从确诊到现在,从化疗到手术,从呕吐到康复,她一直在拉着他。不是用手,是用别的东西——用排骨,用便利贴,用那些她记在笔记本上的数字,用她蹲在地上帮他系鞋带的背影。这些都是绳子,一根一根的,很细,但很多。很多根细绳子拧在一起,就变成了一根粗绳子。粗到可以拉得住一个人。
她站起来,把助行器挪到他面前。“再走几步?”
“几步?”
“你想走几步走几步。”
他扶着助行器站起来,迈了一步。助行器往前推,吱呀一声。她跟在他旁边,手虚扶在他腰后,没有碰到他,但离他很近。近到她能闻到他身上消毒水的味道,近到她能感觉到他走路时身体的晃动。他的重心不稳,每次迈步都会往右偏一点点。她不扶他,但她的身体会跟着他偏。他往右,她往右。他往左,她往左。她像他的影子,不会说话,不会挡路,但一直在。他在哪,她就在哪。
走廊里有人在走。一个护士推着药车经过,轮子咕噜咕噜的。一个老人拄着拐杖从对面走过来,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在丈量这条走廊的长度。老人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他也点了点头。两个人擦肩而过,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他和她继续往西走,走到走廊尽头。他停下来,看着拐角处的墙壁。墙壁是白色的,上面贴着一张指示牌,写着“住院部B栋”。箭头指向右边。右边是电梯,电梯下去就是大厅,大厅出去就是大门。他看了几秒钟,没有拐弯。
“回吧。”他说。
她帮他转了个身,他扶着助行器,一步一步地往回走。数字从十六开始往下掉,十五,十四,十三。走到十一的时候他说“歇一下”。他停下来,手撑在助行器上,喘气。她站在旁边,没有说话。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走廊的地面上,橘黄色的,暖的。她看着那片阳光,忽然说了一句:“等你好起来,我们春天去云南。看花。”
他偏头看着她。阳光落在她脸上,她的眼睛被照成了浅棕色,透明的,像两颗被光穿透的琥珀。她在笑。不是嘴角微微弯一下的那种笑,是眼睛也在笑的那种笑。他看着她,觉得“等你好起来”这五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跟从别人嘴里说出来不一样。别人说“等你好起来”,是安慰。她说“等你好起来”,是邀请——你好了,我们去做什么。去云南,看花,养金毛。这些不是“等你好了以后再说”的事,是“等你好了以后一起做”的事。她已经把两个人的名字写在那些事的旁边了,像以前写结婚请柬那样,并排写着。一个他的名字,一个她的名字。
“好。”他说。
她拿起助行器,帮他转了方向。他扶着助行器,继续走。走廊很长,脚步声很轻,助行器的腿在地上一下一下地杵着,吱呀,吱呀。她走在旁边,手虚扶在他腰后。阳光在两个人身后,慢慢移动,像一艘很慢很慢的船,载着两个人的影子,在走廊的地板上缓缓行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