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第二学期,云屿的雨季来得格外早。整整一个三月,天都是灰蒙蒙的,宿舍楼下那条林荫道,踩上去总有一层化不开的湿气。
也是那个雨季,我跟林知谦,正式在一起了。
说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表白,甚至有点滑稽——那天我抱着一摞资料从图书馆出来,没带伞,站在门廊底下等雨小一点,他正好从旁边经过,二话不说把自己的伞塞过来,自己反倒顶着单薄的卫衣冲进了雨里。我在他身后喊"你疯了吧",他回过头,笑得整张脸都皱起来:"我们法学院男生,淋点雨算什么,倒是苏未晚同学,欠我一顿火锅。"
那顿火锅吃到最后,他很认真地问我:"我知道你心里好像一直装着什么事,也不知道是什么,我不问。我就想知道,你愿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试着走进去看看。"
我记得那天蒸腾的锅气模糊了他半张脸,我鬼使神差地点了头。
不得不说,跟林知谦在一起的日子,是真真切切的舒服。他会记得我不吃香菜,会在我论文答辩前一晚陪我通宵改PPT改到凌晨四点,会在我跟宿舍室友闹别扭的时候,站在我这边,义无反顾地骂那个"不懂事"的室友——即便那件事,其实是我自己也有点理亏。
顾星如在电话里调侃我:"你这是掉进蜜罐里了啊,未晚。"
"是挺好的。"我说。
"可我怎么听着,你这个'挺好的',说得没什么底气。"顾星如这人,永远是那个能一眼看穿我在硬撑的人,"你还惦记着陆时安?"
我沉默了几秒:"都过去这么久了,惦记的可能,也就是那份年少不懂事罢了。"
"是吗,"顾星如叹了口气,"那我要不要告诉你,他们学校,最近好像有个女生,天天往他们实验室跑?"
我握着手机的手,莫名紧了一下:"跟我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顾星如说,"我就是随口一提。"
那通电话之后,我在宿舍楼下的花坛边坐了很久,直到雨又淅淅沥沥地下起来,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攥着手机的那种紧张,那种连自己都措手不及的、酸涩的情绪,跟"没什么关系"这四个字,实在是相去甚远。
我把这份不合时宜的情绪,狠狠地摁了下去,转头把更多的心思,都放在林知谦身上。
那一年过得很快。五一假期,顾星如坐了大半天的车,突然杀到云屿来找我,说是"来监督你有没有被爱情冲昏头"。她拖着我逛遍了云屿的老街,一路对着海鲜大排档流口水,见了林知谦,上上下下打量了半天,私底下跟我咬耳朵:"看着是个正经人,不过未晚,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我当时没懂这句话里的意有所指,只当她是照例操心。那趟短暂的相聚之后,日子照旧飞快地往前赶——期末周的图书馆通宵、五月的社会实践、跟林知谦第一次牵手看的那场毫无记忆点的电影、暑假里他非要送我去火车站,站台上笨拙地说"到了发消息",跟很多年前,另一个人在同一句话里,藏着完全不同的重量。
大三那年,学院组织交换生选拔,林知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顺理成章地拿到了去欧洲交换一年的名额。他很兴奋地跟我商量,说想让我也一起申请,"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看看,眼界不一样了,以后的路才能走得更宽"。
我没有立刻答应。倒不是舍不得云屿,而是那阵子我妈几乎每周都要给我打电话,语气一次比一次疲惫——继父开的那家小超市,被楼下新开的连锁便利店抢了不少生意,账上周转不开,我妈在电话那头,声音压得低低的,像是怕被继父听见似的:"你要是能早点回来帮着看几天店,也算帮衬一把,你继父这个人死要面子,从来不主动跟我说难处。"我心里盘算的,是怎么尽快毕业、尽快能替家里分担,而不是再往外走得更远。
"你就不能,为你自己活一次吗?"那是林知谦第一次,在我面前表现出明显的不耐烦,"你总是把'家里需要我'挂在嘴边,未晚,你自己心里到底想要什么?"
我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竟然一时说不上来。
"那我问你,"我反问他,声音比自己预想的更冲,"如果你家里真出了什么事,需要你回去扛一段时间,你会义无反顾地选择留下来,还是照样跟我出国?"
他愣了一下,才说:"那不一样,我家里没有这种事。"
"可万一有呢?"我说,"知谦,不是我不想要更宽的眼界,是我没办法假装自己是一个没有牵绊的人。"
他沉默了很久,才低声说了句"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了",语气里却听不出多少释然,倒像是把这件事,暂时压进了心底,没有真正翻篇。
那场争执后来是怎么收场的,具体的措辞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最后,我们谁都没有真的说服谁,只是像很多情侣那样,用一句"算了,我们都冷静冷静",暂时把这道裂缝糊了过去。可我心里清楚,这道裂缝,跟当年长乐巷那扇再没一起站过的窗户,性质上,其实是一样的——不是不够喜欢,是我们对"以后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压根就没有想到一块去。
那年秋天,长乐巷寄来一个包裹,是我妈随口提了一句"顺路帮你带的",里面塞满了家乡才有的桂花糕,还有一张字迹陌生却工整的纸条:"你妈跟我妈唠嗑的时候提起你爱吃这个,正好我们家有认识做点心的,捎带手让我给你寄了一份。——陆时安"。
桂花糕的甜香混着糯米的软糯,一下子把我拽回了很多年前的一个秋天——那时候我们都还没上小学,长乐巷口新开了家糕点铺子,陆时安拿着他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买了两块桂花糕,一块给我,一块自己捧着,边走边小心翼翼地吃,生怕掉一个渣。我三两口就把自己那块吃完了,眼巴巴地看着他手里还剩小半块,他也不含糊,直接掰了一半塞进我嘴里,自己却只剩巴掌大的一角,还乐呵呵地说"反正你比我馋"。
我捏着那张纸条,在宿舍里坐了整整一个晚上。
原来这几年,就算彼此的消息越来越少,长乐巷那两户人家的父母,却还在按着自己的节奏,你来我往地走动着;原来他还记得,我从小就爱吃桂花糕这种毫不起眼的小事;原来隔着这么远,他还是会在我妈随口一句话里,抓住这么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由头,绕这么一大圈,给我送点什么来。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从抽屉最底层,把那只铁皮饼干盒拿了出来,摩挲着已经有些斑驳的边角,指尖悬在那个小小的搭扣上,犹豫了很久很久。
最终,我还是没有打开它。
不是不想知道答案,是我忽然怕了——怕自己现在这份,跟林知谦之间,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已经悄悄裂开缝隙的关系,会因为打开这只盒子,而彻底地、连自己都没有退路地,坍塌下去。
我把盒子重新放回抽屉最深处,用一件旧毛衣,仔仔细细地把它裹了起来,就像是在裹一颗,还没准备好去面对的、真正的心事。
那年冬天,林知谦如期去了欧洲交换。临行前,他在机场紧紧抱了我很久,说:"未晚,等我一年,回来我们再好好谈以后,好不好?"
我在他怀里,点了点头,眼泪却不知道,到底是因为舍不得,还是因为,连我自己都说不清的、某种更复杂的东西。
送走他的那天,云屿难得放晴,蝉鸣声不合时宜地,又开始响了起来——原来这座城市的蝉,是从来不看日历的,想叫的时候,随时都能叫得那么理直气壮。
我站在机场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那架飞机拖着一道白色的尾迹,消失在天边,忽然生出一种奇怪的预感:我跟林知谦之间,这段被两个人小心翼翼维护着的关系,恐怕撑不过太久了;而与此同时,在那座我从未去过的、名叫陇城的北方城市里,另一个人的天气,此刻会不会,也正落着一场,与我此时心情,同样阴晴不定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