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周,我和Max开始了一种奇怪的、不确定该怎么定义的关系。
她带我去逛香港。
不是那种游客式的逛,是那种“我在这个城市住了二十四年我知道所有好吃的藏在哪条巷子里”的逛。
她带我去深水埗吃一家没有招牌的肠粉店,老板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伯,普通话一个字都不会说,Max用粤语跟他聊天,我在旁边一个字都听不懂,但那个肠粉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好吃吧?”她看我狼吞虎咽的样子,笑了。
“好好吃,”我说,嘴里还塞着肠粉,“比台北的任何一家都好吃。”
“那当然,”她说,“台北的肠粉都是骗观光客的。”
“你闭嘴吼。”
她笑。
她带我去旺角的二楼书店,在那些逼仄的、堆满了书的、空气里全是纸张味道的小房间里待了一整个下午。她随手抽出一本香港诗集,翻到某一页,念给我听。
她的粤语念诗很好听,那种声调的变化像音乐一样,我不懂意思,但我觉得很美。
“念什么?”我问。
“一首关于天星小轮的诗,”她说,“说香港的海水是灰色的,但天星小轮是绿色的,像一颗移动的植物。”
“好奇怪的诗。”
“香港就是很奇怪,”她说,把书放回架子上,“但又很迷人。”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看着我,我不知道她是在说香港还是在说我。
她穿衣服的风格很多变。有时候是黑色的吊带裙配深色口红,看起来像一个要去参加葬礼的摇滚歌手;有时候是白色的棉麻衬衫配帆布鞋,像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有时候是运动背心加阔腿裤,露出漂亮的肩颈线条和锁骨。
但不管穿什么,她都有一个共同点——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很亮的东西,像是有人在她瞳孔深处点了一盏灯。
那种笑不是对谁都有的。
我观察过。
她对阿Ken笑的时候是礼貌的、疏离的,嘴角弧度刚好在“友善”和“保持距离”之间。
她对她手机里那些人的笑是敷衍的、程序化的,像是一个人在完成一项社交任务。
但她对我笑的时候不一样。
她对我笑的时候,眼睛会先弯,嘴角再跟上,中间有一个很短的、几乎不可察觉的延迟,像是大脑在处理“这是小葵”这个信息之后,才允许自己真正地笑出来。
我想多了。
我肯定想多了。
七月十二日,我们在中环的一间天台上看日落。
那栋楼不高,只有二十层,但视野很好,能看到维多利亚港和对面尖沙咀的天际线。太阳正在慢慢沉下去,天空从橙色渐变到粉色再到紫色,像一块被水彩晕开的画布。
“你是学金融的?”她问。
“嗯,港大金融系。”
“为什么选金融?”
“因为赚钱。”
她看了我一眼:“诚实。”
“你不诚实吗?”
“我,”她想了想,“我尽量诚实,但有些时候说实话太累了。”
“比如?”
她沉默了几秒。风吹起她的头发,有几缕飘到她的脸上,她伸手把它们别到耳后。
“比如,”她说,“当别人问我‘你好吗’的时候。”
我没说话。
“我知道他们只是礼貌性地问一下,”她说,“他们不想要真正的答案。真正的答案太长了,也太重了,没有人想听。”
“那你会怎么回答?”
“我说‘还好’,”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一点苦涩,“然后转移话题。”
我想问她那天晚上为什么一个人喝醉。
我想问她那通电话是谁打来的。
我想问她为什么会在路灯下面发抖。
但我没有。
因为她说得对,真正的答案太长了,也太重了。我们才认识不到一个月,我没有权利问她这些问题,她也没有义务告诉我。
所以我换了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我说,“也许有人想听?”
她转过头来看我。
夕阳的光正好落在她的脸上,把她的轮廓照得格外清晰——高挺的鼻梁,微微上挑的眼尾,饱满的嘴唇,还有那双深棕色的、此刻正在认真看着我的眼睛。
“也许吧,”她说,声音很轻,“但我还没遇到。”
我们又沉默了。
但那不是一种尴尬的沉默,更像是一种两个人都在想同一件事、但都不好意思先开口的沉默。
风吹过来,带着海水的咸味和远处烧烤摊的烟火气。
“小葵,”她忽然叫我。
“嗯?”
“你为什么要一个人留在香港打工?”她问,“你暑假不回家吗?”
“我想赚学费。”我说。
“学费很贵吧?”
“嗯。”
“你家里——”
“我不想靠家里,”我打断她,“我想靠自己。”
我说这句话的语气可能比我想象的要重一些,因为我看到她微微愣了一下。
“我没有别的意思,”她说,“我只是问问。”
“我知道,”我说,语气软了一点,“我只是……不太喜欢别人问我家里的情况。”
“明白了,”她说,“对不起。”
“不用道歉,”我说,“你又不知道。”
我们又安静了一会儿。
太阳已经完全沉下去了,天空变成了深蓝色,第一颗星星出现在天顶的位置。维港两岸的灯陆续亮起来,像一条发光的河流。
“走吧,”她站起来,“我请你吃晚饭。”
“不用了,我——”
“我知道你想说你自己付,”她笑了,“但这次让我请,下次你请我。”
“那好吧。”
我们去了附近一间日料店,她点了一瓶清酒,我点了乌龙茶。她喝了两杯之后话开始变多,聊她在大学时候的事情,说她曾经想学艺术但被家里阻止了,说她不后悔学现在这个专业但有时候会觉得遗憾。
“你知道吗,”她说,筷子夹着一块三文鱼,“我小时候画过一幅画,画的是海。我妈看了之后说,‘这不像海,这像一块蓝色的布’。”
“那你怎么说?”
“我说,‘你又不是海,你怎么知道海不像一块蓝色的布?’”
我笑了。
“然后她打了我的头,”Max说,“说我顶嘴。”
“好惨。”
“还好,”她笑了,“我现在还是会顶嘴,只是不打头了。”
我们吃到很晚,店里的客人走了一波又一波,最后只剩下我们两个。老板开始擦桌子、关灯,暗示我们该走了。
Max买了单,我们走出日料店的时候,外面下起了小雨。
香港的雨很细,像针一样,扎在皮肤上不太疼但很烦。她没有带伞,我也没有,我们就站在店门口的雨棚下面等雨停。
她站在我左边,距离很近,我能闻到她身上的味道——不是香水,更像是洗衣液和一点点烟味的混合,闻起来很干净,又有一点颓废。
“小葵,”她忽然说。
“嗯?”
“你有没有发现,”她说,“我们总是在等。”
“等什么?”
“等雨停,等天亮,等人回来,等自己好起来。”
我转头看她。
她没看我,她看着外面的雨,表情很平静,但那种平静像是一层很薄的冰,冰下面是流动的、不安的东西。
“我不想等了,”她说,声音很轻,“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往前走。”
雨棚上面的水滴下来,啪嗒啪嗒地响。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所以我没有回答。
我只是站在那里,站在她旁边,和她一起看着雨。
有时候不说话就是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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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之后,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我拿出手机,点开和她的对话框。
最后一条消息是她发的:“到家了?”
我回了:“嗯,你呢。”
她:“到了,晚安。”
我:“晚安。”
就这些。
很普通的对话,普通到没有任何值得反复回味的空间。
但我翻来覆去地看了三遍。
我盯着她的头像看了很久,那张黑白照片,那个模糊的背影。我开始想象那扇半掩的门后面是什么,是一个人在等待,还是一个人刚刚离开。
然后我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
我点开了莫文蔚的《初恋》,戴上耳机,把音量调到最大。
“分分钟都盼望跟她见面——”
粤语歌词我听不懂,但旋律很美,像一个人在心动的边缘小心翼翼地试探。
我想起她说的话。
“我不想等了,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往前走。”
我也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往前走。
因为我甚至不确定我想走的方向是不是对的。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闷闷地说了一句:
“林小葵,你是不是有病。”
枕头没有回答我。
但我的心脏回答了。
它跳得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