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旧事 第1章 离开江湾

1932年一月，我和哥哥被婶子赶到了门外。

那天早晨落了一层薄雪，院子里的青石板路滑得站不稳脚。婶子推开那扇我们住了三年的偏房门，站在门槛里，把我们挡在门槛外。她身后是叔叔家几个孩子的脸，半隐在门帘后面，像看戏一样看着我们。

“你们妈妈的娘家在上海，”婶子说，声音不高不低，刚好能让左邻右舍听见。

“生活好的不得了，你们去找他们吧，别和我们吃苦，要知道我可是为你们好的伐。”

她说话的时候嘴里呵出白气，两只手抄在棉袄袖子里，没往外迈一步。风吹过巷口，把晾在竹竿上的旧衣裳吹得哗哗响。我听见隔壁孙家的女人在院子里咳嗽，听见谁家的狗在远处叫了两声。

一个包袱从门槛里头扔出来，落在我们脚边的雪地上。包袱皮是旧的蓝印花布，角上磨出了白茬，打着我母亲生前惯打的那种结。

我蹲下去捡那个包袱，手指碰到布料的时候，忽然想起母亲的手。她打结的时候总是先绕两圈，再轻轻一拽，然后用手掌按一按，像是怕里头的东西不踏实。

“拿着呀，”婶子的声音又从头顶落下来，“愣着干什么。”

哥哥把我拉起来。他的手很凉，指节硌着我的手腕，力气却不大，像是怕捏疼了我。

婶子已经转身回去了。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不是摔的，就是那么平平常常地关上了，门闩落下去，咔嗒一声。

我们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许是在等那扇门再打开，等有人从门缝里往外看一眼。

“走吧。”哥哥说。

他没有回头。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扇门还是关着的，门神画像被雨水冲得褪了色，只剩两个模糊的人影，一个拿着刀，一个拿着锏，一年到头守在那里，守的不是我们。

我父母死在去年秋天。

那时候镇上乱，人都说是在抓什么人，又说是两拨人在争什么。我和哥哥被爸爸锁在家里，从门缝里只能看见巷子里的脚跑来跑去，穿布鞋的，穿草鞋的，穿皮靴的。到了后半夜，没声音了。

第二天叔叔把我们放出来，说爹妈没了。就在东街口，离我们家只隔两条巷子。我没看见他们最后的样子，叔叔不让看。只记得那天回来，哥哥手上沾着一点黑红的颜色，他洗了很久，冬天水凉，手都洗红了也没洗掉。

后来的事都像是别人家的事。叔叔把我们从东街那间屋子接出来，对族里人说：“不能让两个孩子流落到外面。”族里人都点头，说应该的应该的。

叔叔和婶子搬进了我们的屋子。他们自己的屋子给了大儿子娶媳妇用。族里人还是点头，说应该的应该的。

父母七七刚过那天，婶子来我们住的偏房，站在门口没进来，说：“在这里你们也吃不饱，穿不暖，给你们指条明路，你们去找上海的外婆吧，兴许还在世上。”

她走的时候把一个皱皱的信封放在窗台上，没往里看一眼。

我后来想，那个信封她揣了多久。是从一开始就揣着的，还是最近才找出来的？

母亲生前很少提上海的事，信封上有一个地址写着大陆新村。我问过她上海是什么样子，她想了很久，说：“有电灯，晚上一拉线，整个屋子都亮了。”

我没见过电灯。镇上只有几户人家有，一到晚上从门缝里透出亮来，和我们点的油灯不一样，是那种白白的、刺眼的亮。

江湾镇这几年不太平。特别是进入1932年后一直有小范围的冲突，街上就总能看到穿黄军装的日本人，走来走去，像走在自己家里一样。杂货店的老陈有一次没鞠躬，被扇了两个耳光，门牙掉了半个月，说话还漏风。

我们在街上走，往镇口去。两边店铺开着的少，关着的多，风从街口灌进来，把地上的雪沫子吹起来，打在脸上生疼。

经过东街口的时候我慢了一步。就是那个地方，我爹妈没了的那个地方。街上什么都看不出来了，雪盖着，人走着，车轧着，和别处一样。

哥哥回头看我，站住了，等我走到他身边，没说一句话。

“清嘉，怀瑾。”

有人在身后喊。我们同时回头。

是叔叔。他从街那头跑过来，街上没什么人，就他一个在雪地里这样走。近了才看清他没穿外头那件棉袍，只穿着夹袄，领口敞着，露出一截灰布内衣，脖子冻得通红。

他先看看我，再看看哥哥，嘴巴张了张，没说出话来。

“怀瑾，”他终于说，“好好照顾你妹。”

他伸手往兜里掏，掏出来是两个大洋，捏在手里，看了又看，拇指在上面来回摩挲了两遍。我见过他这样摩挲钱，每次交租的时候，每次还债的时候，都是这样。

他把钱塞到哥哥手里。

“拿好钱，别让别人看见。”

他的手没马上收回去，在哥哥手上压了一下，又压了一下。我看见他手指上有冻疮，肿着，裂着口子。

“去上海吧，”他说，声音低下去，低得像是说给自己听的，“好好活着，争取有出息。去找村口王伯，我和他说好的带你们去上海。”

他又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转身就走。

哥哥低头看我，把手里的塞进我棉袄里层的兜里。他的手指也是凉的，碰到我脖子的时候我缩了一下，他笑了笑，不是真的笑，就是嘴角动了动。

“走吧。”他说。

我把那个皱皱的信封攥在手里，又看了一眼。大陆新村5弄18号。那几个字是用铅笔写的，笔迹很轻，像是写的时候怕把纸戳破。

镇口停着一辆马车，王伯正在往车上装货，几捆白菜，两筐萝卜，还有一麻袋不知道什么东西。看见我们，他停下手里的事，站在车旁等着。

“王伯。”哥哥喊了一声。

王伯点点头，看看我们，又看看我们身后那条来路。路上没人，只有雪往下落。

“两个可怜的娃。”他说，声音很哑，像是嗓子里卡着什么东西，“上车吧。”

他伸手把我托上车，又拉了哥哥一把。车上有个窝棚，里头堆着些麻袋和草帘子，他给我们腾出一块地方，把草帘子往我们身上盖。

“往前走才有路。”他说。

我坐在车上，从草帘子缝里往外看。镇口的牌坊越来越远，牌坊上的字看不清了，只剩一个黑黑的影子。再往前是田，是树，是灰蒙蒙的天和灰蒙蒙的地接在一起。

哥哥靠在我旁边，眼睛闭着，睫毛上有细细的雪。我没喊他，我知道他没睡着。

马车走起来，轮子轧在雪上，声音软软的，像是什么东西在底下碎掉。我把那个信封又攥紧了一点，手指冻得发僵，攥不住，就把它塞进袖筒里，贴着胳膊。

1932年一月，我们离开江湾镇，往上海去。这一年我12岁，哥哥1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