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长珩在凌晨三点十七分复活。
他睁开眼睛的第一秒,看见的是天花板上的水渍。水渍的形状像一只展翅的蝴蝶,翅膀的边缘已经发黄了,像一片枯叶。这是他第三次盯着这只“蝴蝶”复活了。第一次是两周前,第二次是五天前,这是第三次。
他躺在地上,身下的地板凉得像冰。出租屋的窗户没关严,十一月的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带着楼下烧烤摊的油烟味和远处高架桥上不绝于耳的车流声。他的胸口有一道伤口——不,准确地说,是有一道伤口曾经存在过。现在那里只剩下一片完整的皮肤,和衣服上被刀捅破的洞。
他低头看了一眼。灰色T恤的胸口位置有一个两厘米长的破口,破口边缘有暗红色的血渍。他伸手摸了摸那片皮肤,光滑的,温热的,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操。”他骂了一声,声音沙哑得像砂纸。
他坐起来,背靠着床沿。手机在地上,屏幕亮着,显示有十七条未接来电。全是同一个号码。他没有存这个号码,但他认识。那个号码在过去的八个月里给他打过四十七次电话,他一次都没有接过。
手机又响了。
他盯着屏幕上的号码,看了很久。然后他按下了接听键。
“谢长珩?”
对面的声音很低,很沉,带着一种奇怪的金属质感。不是那种通过电磁波传输的失真,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像隔着很厚的墙壁在说话。
“你他妈是谁?”谢长珩的声音哑得厉害。每次复活后都是这样,喉咙像被砂纸打磨过。
“我叫沈渡。和你一样,死不了的人。”
谢长珩握着手机的手紧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的号码?”
“我知道你很多事。”那个声音说,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天气预报,“你叫谢长珩,今年二十四岁,在衡城北郊的城中村租房子住,没有工作,没有朋友,没有家人。你第一次死是七岁,被一把弩箭射穿左眼。最近一次死是二十分钟前,被一个入室盗窃的歹徒捅了三刀。胸口两刀,腹部一刀。”
谢长珩的呼吸停了。
“你——”他开口,但不知道该说什么。
“别害怕,”沈渡说,“我不是来害你的。我是来带你走的。”
“去哪里?”
“一个地方。一个你这样的人该待的地方。”
“什么样的人?”
“死不了的人。”
电话挂断了。
谢长珩盯着手机屏幕,直到它暗下去。出租屋里很安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车声。他低头看着自己T恤上的破洞,看着那个洞下面完好无损的皮肤。他想起了二十分钟前的事情——他躺在床上刷手机,听见门锁被撬开的声音,然后一个人影闪进来。他还没来得及起身,刀就捅进了他的胸口。
第一刀。
他记得刀尖刺破皮肤的感觉,像一根冰锥扎进身体。然后是第二刀、第三刀。他没有叫,因为叫也没有用。这栋楼里住的人都不会多管闲事。他倒在地上,看着那个歹徒翻他的抽屉,拿走了一百三十块现金和一台用了三年的旧手机。歹徒走的时候甚至没有关门,风从走廊灌进来,冷得他发抖。
然后他死了。
然后他活了。
和前面十几次一模一样。
谢长珩从地上爬起来,走进逼仄的卫生间,打开水龙头。冷水冲在脸上,冰得他打了个激灵。他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二十四岁。一米八八。瘦得像一根竹竿。头发乱糟糟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左眼完好——但每次看见这只左眼,他都会想起七岁那年的巷子、酸辣粉的汤、和那支射穿他眼球的弩箭。
他用毛巾擦了擦脸,走回房间,开始收拾东西。
他没有犹豫。因为那个叫沈渡的人说对了一件事——他没有朋友,没有家人,没有工作。他什么都没有。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不会害怕失去任何东西。
他只有一样东西:一只死不了的身体。
而这只身体,已经死过太多次了。
沈渡让他去的地方在衡城东郊。谢长珩坐了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又走了一公里的路,才找到那座废弃的工厂。
工厂很大,占地至少有上百亩。围墙已经塌了一半,生锈的铁丝网上挂着塑料布和枯枝。厂房的窗户全都碎了,黑洞洞的,像一只只失去眼球的眼眶。空地上长满了齐腰高的野草,草里有几只野猫在打架,发出婴儿哭一样的叫声。
谢长珩站在工厂门口,看着手机上沈渡发来的定位。定位显示目的地就在他脚下,但他什么都没看见。
“你在原地站了七分钟了。”
声音从身后传来。谢长珩猛地转身,右手已经握成了拳头。
一个少年站在三米外。他看起来最多十五六岁,穿着一件oversized的卫衣,卫衣帽子压在额头上,露出一张白净的脸。他的眼睛很亮,瞳孔的颜色很浅,像被水稀释过的墨水。
“你谁?”谢长珩问。
“阿九。”少年笑了笑,露出两颗虎牙,“沈渡让我来接你。”
“你是——”谢长珩上下打量他,“你也是死不了的人?”
“看不出来吧?”阿九把卫衣帽子往后一掀,露出一个光头。光头的左侧有一道很长的疤,从太阳穴一直延伸到后脑勺,像一条蜈蚣趴在头皮上。“这道疤是我第一次死的时候留下的。那时候我才十五岁,被一辆摩托车撞飞,脑袋磕在马路牙子上。”
“你多大了?”谢长珩问。
阿九想了想。“按身份证上的日期算,我今年应该是一百一十七岁。”
谢长珩沉默了三秒钟。
“走吧,”阿九转身,朝工厂里面走,“沈渡在等你。”
他们穿过野草丛生的空地,走进一栋看起来最完整的厂房。厂房里面空荡荡的,地上散落着碎砖和锈迹斑斑的机器零件。阿九走到一台生锈的冲压机后面,伸手在墙壁上摸索了一下。一声沉闷的机械响动之后,墙壁上出现了一道门。
门后是一条隧道。隧道很长,每隔十米就有一盏灯,灯光昏黄,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你们在地下?”谢长珩问。
“地上太危险了。”阿九走在前面,步伐轻快得像在散步。“我们这种人,死不了,但也怕被人发现。你想想看,如果有人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怎么都杀不死,会发生什么?”
谢长珩没有回答。但他知道答案。
被抓去实验室,切片研究。这是他从七岁起就有的恐惧。
隧道走了大约五分钟,尽头是一扇银白色的金属门。阿九把手掌按在门旁边的感应器上,门无声地滑开了。
谢长珩站在门口,愣住了。
门后是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大到他无法用眼睛估量面积。头顶是穹顶式的天花板,上面嵌着一块巨大的屏幕,屏幕上播放着蓝天白云的画面,阳光从“天空”洒下来,暖洋洋的。
地面是一条街道。真正的街道。两边是各种店铺——书店、咖啡厅、面馆、超市、甚至还有一家理发店。街道上有人在走,有说有笑,看起来和地面上的任何一条商业街没有区别。
“这是——”谢长珩的声音卡在喉咙里。
“我们叫它‘地下城’,”阿九说,“目前住着一百三十七个人。都是和你一样的异常者。”
他拍了拍谢长珩的肩膀。“走吧,带你去见沈渡。他给你安排了房间。”
他们走过街道。谢长珩注意到路过的每个人都会看他们一眼——不是那种好奇的打量,而是一种带着默契的点头。像是在说:又来了一个新家伙。
“新来的?”一个卖烤红薯的老大爷从店里探出头来,笑眯眯地看着谢长珩。
“嗯,沈渡的人。”阿九说。
老大爷点了点头,从炉子里掏出一个烤红薯,塞进谢长珩手里。“拿着,暖手。这地下冷。”
谢长珩低头看着手里的烤红薯,烫得他手心发红。但他没有松手。
B区7号房间在街道的尽头。门是木头的,上面贴着一张纸条,写着“谢长珩”三个字。字迹很好看,笔锋凌厉,像用刀刻出来的。
“沈渡在里面等你。”阿九说完就走了,步伐还是那么轻快,像一阵风。
谢长珩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他不知道为什么紧张。他经历过十几次死亡,按说世界上不该有任何事情能让他紧张了。但他就是紧张。
他推开了门。
房间不大,大概二十平方米。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衣柜。床上铺着浅灰色的床单,叠得整整齐齐。书桌上放着一盆绿萝,长得很茂盛,叶片翠绿得发亮。
一个男人站在窗户前。
窗户是假的。和头顶的天空一样,是一块屏幕,播放着衡城夜景的画面。万家灯火在屏幕上闪烁,远处的高楼亮着霓虹灯,像一条流动的河。
男人转过身来。
他大约二十六七岁,穿着一件黑色的薄毛衣,下面是深灰色的长裤。他的脸很瘦,颧骨偏高,下颌线条锋利,像一把被磨快的刀。皮肤很白,白得有些不健康,像长期待在室内的人。眼睛是深褐色的,瞳孔很大,看人的时候有一种专注的、近乎贪婪的认真。
谢长珩注意到他的左手腕上有一道疤。很长的疤,从手腕内侧一直延伸到小臂的中段。疤已经变成了白色,说明是很久以前留下的。
“谢长珩?”男人问。声音和电话里一样,低沉,沙哑,带着金属质感。
“沈渡?”
“嗯。”沈渡走过来,伸出手。“欢迎。”
谢长珩和他握手。沈渡的手很凉,掌心有薄薄的茧,指节分明。握手的时候力度适中,不长不短,刚好是三秒钟。
“房间还满意吗?”沈渡松开手,退后一步。
“挺好的。”谢长珩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不是一个擅长社交的人。在福利院的时候,别的孩子一起玩,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看书。不是他不想玩,是他不知道怎么加入。
“地下城的规矩不多,”沈渡说,“第一,不许伤害其他成员。第二,不许对外人透露组织的存在。第三,不许擅自离开。”
“就这些?”
“就这些。”沈渡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他。“这是你的。每个新成员都有。”
谢长珩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和一张门禁卡。身份证上的名字是谢长珩,照片是他本人的,但地址不是他原来那个。
“这是——”
“你的新身份。”沈渡说,“你原来那个身份,在记录上已经‘死亡’了。入室盗窃,被歹徒捅伤致死。衡城晚报上周发过这条新闻。”
谢长珩的手指攥紧了身份证。
“我知道你可能不太能接受,”沈渡说,“但这是为了保护你。你原来的身份已经不安全了。那个捅你的歹徒如果发现你没死,会带来很多麻烦。”
“我没说不能接受。”谢长珩把身份证放回信封里,声音平静。“反正那个身份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
沈渡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什么东西——不是同情,不是怜悯,而是一种更深的理解。像一个人在黑暗中看见另一个人也在黑暗中。
“明天早上七点,食堂见。”沈渡说,“我带你熟悉一下环境。”
他走向门口,经过谢长珩身边的时候停了一下。
“对了,”他说,“你死过几次?”
“四次。”谢长珩说。
沈渡的表情变了一下。很细微的变化,嘴角微微收紧,眼神暗了一瞬。但很快就恢复了。
“四次。”他重复了一遍,声音很轻。“知道了。”
他走了。门在他身后轻轻关上。
谢长珩站在房间里,低头看着手里的烤红薯。红薯已经不烫了,温温的,贴在手心里像一个微热的心脏。
他剥开皮,咬了一口。
很甜。
第二天早上六点五十八分,谢长珩推开了食堂的门。
地下城的食堂在地下一层的东侧,是一个很大的空间,能同时容纳两百人吃饭。装修很简单,白色的墙壁,灰色的地板,一排排长桌长椅。但靠墙的位置有一整排落地窗——当然也是假的——窗外播放着清晨的画面,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地面上有斑驳的光影。
食堂里已经有十几个人在吃早饭了。谢长珩端着一个托盘,站在取餐区前,看着面前的食物发愣。
不是因为没有选择,而是因为选择太多了。粥有四五种——白粥、皮蛋瘦肉粥、八宝粥、南瓜粥。主食有馒头、花卷、包子、油条、煎饼。小菜有十几种,从咸鸭蛋到酱牛肉,摆了一整排。
他不知道该拿什么。在福利院的时候,早饭永远是白粥配咸菜。后来搬出来住,早饭大多是两个包子或者一碗泡面。他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多选择。
“第一次来?”
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谢长珩转头,看见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站在他旁边,端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满满当当的——两碗粥、三个包子、一根油条、一碟酱牛肉、一碟小咸菜。
“嗯。”谢长珩说。
“挑花眼了吧?”中年男人笑了,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很深的皱纹。“我刚来的时候也这样。你就随便拿,不好吃明天换别的。反正你死不了,有的是时间试错。”
他说完端着托盘走了,临走前拍了拍谢长珩的肩膀。
谢长珩最终拿了一碗白粥、一个馒头和一碟咸菜。他端着托盘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刚拿起筷子,对面就坐下来一个人。
沈渡。
他今天的穿着和昨天不同——白色的衬衫,袖子卷到小臂,露出左手腕上那道长长的疤。托盘上放着一碗八宝粥、两个花卷、一碟酱牛肉和一杯黑咖啡。
“就吃这些?”沈渡看了一眼谢长珩的托盘。
“够了。”
沈渡没有再说。他低头喝粥,喝得很慢,每一口都在嘴里含一会儿才咽下去。谢长珩注意到他的动作有一种刻意的缓慢,像是在用意志力控制着什么。
“你胃不好?”谢长珩问。
沈渡抬起眼睛看他。“怎么看出来的?”
“你喝粥的方式。正常人喝粥不会含那么久。你在等粥凉,因为你胃黏膜受不得热的东西。而且你喝的是八宝粥,不是白粥。八宝粥里有红枣和桂圆,都是养胃的。你还喝黑咖啡——咖啡伤胃,但你戒不掉,所以你用养胃的粥来对冲。”
沈渡放下勺子,看着谢长珩的眼神变了。不再是那种公事公办的冷淡,而是多了一些好奇。
“你观察力很强。”他说。
“死多了就会。”谢长珩咬了一口馒头。“你每次死的时候,身体都会记录下所有的感觉。痛觉、温度、气味、声音。死得越多,记录得越多。时间久了,你就会注意到别人注意不到的东西。”
“比如?”
“比如你走路的时候左脚比右脚多用力百分之五,说明你的右膝有旧伤。比如你说话的时候会在每句话的结尾微微停顿,说明你习惯在开口之前先想好整句话。比如你握手的力度刚好三秒钟,不是因为你教养好,而是因为你训练过自己——你本来是个握力很大的人,但你不喜欢让别人察觉到这一点。”
沈渡沉默了一会儿。
“你死过四次,”他说,“但你的观察力至少需要死十次以上才能练出来。”
谢长珩咬馒头的动作停了一下。
“也许我记性好。”他说。
“也许你没说实话。”沈渡端起咖啡喝了一口,目光越过杯沿看着他。
两个人对视了三秒钟。
“你说你叫沈渡,”谢长珩放下馒头,“你死过几次?”
沈渡放下咖啡杯。
“八次。”
食堂里有人在笑,有筷子碰碗的声音,有椅子拖动的声音。但这些声音在谢长珩耳朵里都变得很远,像隔着一层水。
“还剩一次。”他说。
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
沈渡没有否认。他低头搅了搅碗里的粥,红枣和桂圆在米汤里翻滚,像两个溺水的人。
“所以你才负责接待新人。”谢长珩说,“因为你不能出外勤。”
“也不全是。”沈渡说,“我加入组织快一百年了。该做的都做过了。现在做点轻松的事情。”
一百年。
谢长珩在心里默念了这个数字。一百年。这个人活了一百多年,死过八次,还剩一次。这意味着他再死一次,就真的死了。不会再复活,不会再睁开眼睛看天花板上的水渍,不会再从地上爬起来洗冷水脸。
“你不怕吗?”谢长珩问。
沈渡看着他。那双深褐色的眼睛里有很多东西——疲惫、平静、一种看透了所有的麻木。但在最深处,在瞳孔的最中心,有一点很小的、很微弱的光。
那点光不像是一个人该有的。它更像是一颗已经死了很久的恒星,光从几万光年外传来,本身已经熄灭了,但光芒还在路上。
“怕。”沈渡说。“但怕没有用。”
他站起来,端着托盘。
“吃完来训练场找我。B区负一层。我教你格斗。”
“为什么?”
沈渡转身看着他。
“因为你死过四次,还剩五次。五次听起来很多,但用起来很快。如果你不想在两年之内花光所有的次数,你最好学会怎么保护自己。”
他走了。
谢长珩坐在原位,看着沈渡的背影消失在食堂门口。白色的衬衫,深灰色的长裤,步伐沉稳,不快不慢。左脚比右脚多用百分之五的力。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馒头。馒头已经凉了,硬邦邦的,像一块石头。
他把它吃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