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明鸿 第16章 泥

那两棵桃树种下去以后，老刘头隔几天就上山去看一次。不是怕树死了，是想去看看。看看坟，看看树，看看那几棵松树，看看山下的泽州城。他每次去都带一壶水，浇在树根上。树苗小，根浅，不浇怕干死了。他知道桃树没那么容易死，但他浇了才放心。

三月的时候，桃树发芽了。枝杈上那些鼓鼓的小包裂开了，露出里面嫩绿色的芽尖。芽尖很小，比米粒大不了多少，但它们是活的，是绿的，是春天的东西。老刘头蹲在树跟前，用手指轻轻摸了摸那些嫩芽，滑溜溜的，软软的，像摸着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子的皮肤。

“林公子，发芽了。”他说，“再过些日子，就能长叶子了。”

风吹过来，树枝摇了摇。那两棵树比种的时候高了一些，也粗了一些。不是真的高了粗了，是老刘头心里觉得它们高了粗了。种树的人看树，一天一个样。其实树没长那么快，是看树的人心太急了。

沈渡也来看过几次。他不像老刘头那样经常来，他忙，隔个十天半个月来一次。来的时候也不做什么，就是站在坟前，站一会儿，看看那两棵树，看看那座坟，然后转身下山。有时候他会带一壶酒，倒在坟前。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是站着。站够了就走。他不跟林泽说话，他觉得林泽不需要他说话。林泽活着的时候他们就不怎么说，死了更不用说了。不说话也能待在一起，待一会儿，各待各的。

清明节那天，天阴着，没下雨，也没出太阳。灰蒙蒙的，不冷不热。

老刘头天没亮就起来了。他蒸了一锅馒头，炒了两个菜，又煮了一壶酒。他把这些东西装在篮子里，盖上一块蓝布，提着出了门。沈渡已经在门口等着了，手里提着一摞黄纸和一大把香。两个人上了北山。

上山的路泥泞不堪，前几天下过雨，地上全是泥浆。老刘头的鞋陷进泥里，拔出来的时候鞋底粘了一大坨泥，走一步重一步。沈渡走在他前面，时不时回头看他一眼。老刘头摆摆手，意思是没事，你走你的。

到了坟前，两个人把东西放下。老刘头把菜和馒头从篮子里拿出来，摆在坟前，摆了三样——馒头、青菜、豆腐。酒倒了两碗，一碗放在坟前，一碗自己端起来。

“林公子，”他说，“今天清明，来看看你。这酒是今年新酿的，你尝尝，不苦。”

他把碗里的酒洒在地上，酒渗进土里，洇开一片深色的印记。沈渡把黄纸点着了，火苗蹿起来，纸灰飞得到处都是。他又点了三根香，插在坟前。香烧得很快，青烟袅袅的，升到半空中，散了。

那两棵桃树已经长了不少，枝杈上的叶子展开了，嫩绿嫩绿的，风一吹就沙沙地响。老刘头站在树跟前，看着那些叶子。叶子不大，比他的拇指大不了多少，但已经能看出桃树叶子的样子了——尖尖的，边上有细锯齿。他伸手摸了摸，叶子凉丝丝的，滑溜溜的，上面有一层细细的绒毛。

“长得好，”他说，“再过两年就能开花了。”

沈渡站在坟前，看着那两棵树。他没说话，他在想——花开了会是什么样子？粉的？白的？他没见过这山上有桃花，这片山坡都是松树和野草，从来没人在这里种过桃树。老刘头是第一个。他在这里种了两棵桃树，给一个死了的人看。那个人喜不喜欢桃花？他不知道。老刘头也不知道。但老刘头觉得他喜欢。年轻人嘛，谁不喜欢花呢？红的白的粉的，看着就高兴。沈渡站在那，忽然想起一件很小的事。林泽在的时候，有一次老刘头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一枝桃花，插在瓶子里，放在偏院的桌上。林泽看到那枝桃花，笑了。不是那种客气的笑，是那种——真的高兴的笑，眼睛弯弯的，嘴角翘翘的。他端着那枝桃花看了半天，说了一句“真好看”。就这一句。老刘头记着了。他记着了，就种了两棵桃树。他不知道林泽能不能看到，但他觉得他能。他在那边能看到这山上的一切，看到这两棵树，看到它们发芽、长叶、开花。他也许不能下来摘一枝插在瓶子里了，但他能看到。

老刘头在坟前坐了一会儿，把带来的东西收了。馒头剩了两个，菜也剩了一些，他包起来，带下山了。不是林泽吃不了，是他觉得林泽吃过了。摆过了，就算吃过了。他信这个。

清明节后没几天，老刘头病了。

不是什么大病，就是着了凉，咳嗽，发热，浑身没劲。他躺在门房旁边那间小屋里，盖着被子，捂着汗。沈渡来看过他，给他请了大夫。张大夫来了，摸了摸脉，说不要紧，着凉了，吃几副药就好了。药抓了，老刘头吃了，第三天就好了。好了以后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条裂缝，弯弯曲曲的。他看了那条裂缝好一会儿，忽然想起林泽走的那天晚上，他也是这样躺着，看着天花板，听着外面的风声。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到天亮。他撑到了，天亮了，他起来了，穿好衣服，去灶房烧水，给林泽擦身子。那是他最后一次给林泽擦身子。

老刘头病好了以后，又去了一趟青云观。

陈道长正在大殿里念经，看到他进来，停了下来。

“刘老哥，添油？”

“添油。”

陈道长领着他走到那盏长明灯前。灯还亮着，火苗不大，安安静静地烧着。油下去了一半，老刘头从陈道长手里接过油壶，慢慢地往灯盏里倒。油倒到七分满，停了。

“陈道长，”他说，“这灯，我要是哪天不来了，你还帮我点着。”

陈道长看了他一眼。“你不来了，你去哪？”

“死了。”

陈道长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说：“行。你死了，我还帮你点着。点到我死。”

老刘头点了点头。他从怀里掏出几两银子，放在供桌上。陈道长没推，收了。老刘头转身走了。他走到道观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盏灯。灯还亮着，在这间有些暗的大殿里，那点火特别显眼，特别亮，亮得不像一盏灯，像一个人的眼睛——不闭的眼睛，一直在看着什么，一直看到看不到为止。

四月的时候，沈渡收到一封信。不是莫淮竹写的，是京城莫家来的。信封上写着“泽州城主沈渡亲启”，打开一看，信纸上只有一行字：“莫淮竹已离京。去向不明。若见之，请告。”落款是“莫怀远”。莫淮竹的大哥。

沈渡把这封信看了两遍，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他把信封放在桌上，看着它。莫淮竹离京了，去哪了？不知道。也许是去找什么东西了，也许是去找什么人了，也许什么都没找，就是不想待了。京城待不下去了，就出来了。去哪都行，只要离开京城，离开那个让他喘不过气的地方。

沈渡不知道莫淮竹会不会来泽州。也许会，也许不会。他不会刻意来，也不会刻意不来。走到哪算哪。修行之人就是这样，没有家，没有根，走到哪算哪。

沈渡把莫怀远那封信收进抽屉，跟林泽那封信锁在一起。抽屉里已经有三封信了——林泽的，莫淮竹的，莫怀远的。三封信，三个人，三件事，都跟一个人有关。那个人埋在土里了，但他的事还在。他的信还在，他的剑还在，他的玉佩还在，他的故事还没完。

老刘头也听说了莫淮竹离京的事。他没说什么，只是在门房里坐着，喝着茶，看着炉子上的水壶发呆。水壶咕嘟咕嘟地响着，热气从壶嘴里喷出来，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散了。他看着那些白雾，觉得它们像莫淮竹——来了一趟，待了几天，走了。不知道还会不会再来。也许不会了。也许明天就来了。

五月初五，端午节。

泽州城热闹起来。街上卖粽子的、卖艾草的、卖香包的，到处都是。小孩们脖子上挂着五色线，手腕上系着小铃铛，跑起来叮叮当当的。老刘头站在门房门口，看着那些跑来跑去的小孩，忽然想起林泽也是属什么的？他不知道。没问过。他连林泽多大都不太确定。二十出头，具体多少不知道。只知道年轻，比他年轻得多。比他年轻得多的人，死在他前头了。

沈渡让人送了一篮子粽子过来，有肉的，有枣的。老刘头吃了两个，肉的，油大，香。他把剩下的粽子挂在门房屋檐下，风一吹就晃。

他站在屋檐下，看着那串粽子，忽然想去北山看看。不是去看坟，是去看那两棵桃树。桃树的叶子应该更大了，也许已经长出新枝了。他提着那串粽子，出了北门。

山上的草长高了，没过了脚踝。路两边开满了野花，黄的、白的、紫的，一丛一丛的，在风里摇着。老刘头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看那些野花。他叫不上名字，但觉得好看。好看就行，叫什么名字不重要。

到了半山腰，他看到了那两棵桃树。树比之前高了一些，枝杈也多了，叶子密密麻麻的，绿油油的，在阳光下闪着光。老刘头站在树跟前，看着那些叶子，心里忽然一酸。他说不上来为什么，就是酸。种树的时候，这两棵树还光秃秃的，瘦瘦的，像两个没长开的少年。现在它们长大了，长好了，长得很精神。种树的人老了，更老了。

他把粽子挂在桃树枝上，一串粽子，红绳子，绿叶子，在风里晃来晃去。他退后一步，看了看。还挺好看。

“林公子，”他说，“端午了，吃个粽子。肉的，不知道你爱不爱吃。”

风吹过来，桃树叶沙沙地响。他站在那，听着那个声音，觉得像有人在笑。不是那种哈哈大笑，是那种轻轻的笑，嘴角弯一下，眼睛弯一下。

老刘头站了一会儿，转过身，下山了。走到半路，他又回头看了一眼。桃树在风里摇着，粽子也在风里摇着。他看着那两棵树，那串粽子，觉得这山上有了点活气。不是坟有活气，是树有活气，是粽子有活气，是这些活着的人种下的、挂上的、记得的东西有活气。

老刘头走下山，进了北门。城门洞里还是那样，黑黢黢的，什么都看不见。他扶着石壁，等眼睛适应了，走出去。街上的人少了，都回家吃饭了。他从街上走过去，回到城主府，进了门房，在椅子上坐下来。炉子上的水壶还在咕嘟咕嘟地响，他倒了一杯茶，端起来喝了一口。不苦。茶叶放了一撮，不苦。

他把茶杯放下，看着窗外的天。天是蓝的，有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着。他看着那些云，想——林公子在那边能不能看到云？大概能吧。那边也有天，也有云，也有风，也有花，也有春天。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他。

他把那杯茶喝完了，站起来，把二胡从墙上摘下来，擦了擦灰，拉了拉。这次他没拉《二泉映月》，也没拉自己编的那首。他拉了一首他小时候听他爹拉过的曲子，叫什么名字他忘了，但调子还记得。他拉着拉着，想起了他爹。他爹也是这么拉二胡的，弓子拉得慢，手指按得轻，出来的声音细细的，软软的，像一个人在轻轻地叹气。他爹拉了一辈子，没拉出名堂。他拉了一辈子，也没拉出名堂。但他们拉的时候高兴。高兴就够了。